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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范畴“半殖民地”显得恰如其分。外国存在并非毫无限制，中国并未被任何一方完全殖民——但是大部分主权却又被如此多的列强分别控制，又使它像是一个殖民地。中国人感到自己被殖民，外国人则感到自己是殖民者。外国人在中国的任何地方都享有治外法权，他们确实在中国法律——不管是民法还是刑法——的管辖之外；外国公司不必向中国政府缴税，外国银行则自行发行货币；外国军事力量与传教士能够、事实上也已经在中国境内自由通行。在很多问题的处置上，中国政府甚至连商讨权都没有。列强相互间的协议能够决定铁路的走向与所有者，以及势力范围的运作方式。而在那些老大的清帝国还能自主控制并且在文化上属于非汉族的区域，大片（绝大部分不可耕种）土地被廉价攫取：英国控制了西藏，俄国则侵入了蒙古。同时，尽管西方人以种族主义式的轻蔑认为中国人懒惰、贪婪、不诚实、落后、恶毒（殖民者的这些陈词滥调在他们的描述中都不难找到），这个国家与其人民却仍能引起某种尊敬。外国人无法忽视它巨大的面积、众多的人口以及它令人自豪的传统文明，而且他们也不确定它在未来会是他们的朋友还是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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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一 中国的通商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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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条约首次向外国商人与外交人员开放了5个港口。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更多的沿海与沿河城市被开放，其中一些建立了租界，在此，外国人基本实行自治，不受清政府以及随后的民国政府的法律管辖。同时，依靠在中国内地的运兵权以及内水航行权，列强保证了更非正式但也更广泛的“势力范围”的确立。最重要的势力范围包括英国——香港、广州，尤其是上海、汉口以及长江流域；法国——广州湾与福建；俄国与日本——东北；德国与日本——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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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感谢“中央研究院”计算中心地理信息科学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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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在华存在的悖论之处在于，它既是无法抗拒的，又是不起眼的。绝大部分中国人从未见过外国人，只有极小部分的中国人皈依了基督教。不过，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感觉到了由外国人所带来的经济变化的影响。就业与失业视全球经济循环形势而定，当其不再需要农家妇女的手工纺织技巧时，农家就陷入困境；而当她们在城市的工厂里找到工作时，农家又从中获益。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广州港由于贸易转向上海而出现大量失业人口，但同时浙江男子却获得了更多的工作机会。逐渐地，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开始学会如何管理现代银行与医院、建立新工业企业以及金融机构、运营报纸与出版社。总的说来，就是如何建立一个现代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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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外压力的共同作用下，王朝制度开始解体。只有在外国帝国主义的背景下，才能理解辛亥革命。不过，辛亥革命也同样有着深刻的内部根源，而它在现代中国历史上的中心地位则是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的。本书的第一章至第七章讨论这一革命的原因与影响。尽管后几代中国人认为这一革命不彻底，但它毕竟是打破一系列预设与偏见——皇帝的神圣性、士绅阶级的优越地位、古典教育对精英的重要性——的枢纽性事件。整体上，权力的文化与宗教象征被严重地破坏了。[8]知识分子的激进主义在这场革命中扮演了一个决定性的角色，在整个世纪也是如此。我们的故事因此开始于1894年至1895年间的甲午中日战争与1895年至1911年间的骚动时期，接着来到辛亥革命以及试图建立新政府、新社会乃至新文化的20世纪第二个十年。时间从1912年重新开始了——这一年就是民国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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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aul A.Cohen（柯文）， History in Three Keys: The Boxers as Event， Experience， and Myth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以及Joseph W. Esherick（周锡瑞）， 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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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拳民小调。引自Joseph W.Esherick（周锡瑞）， 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 p.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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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John E.Schrecker（石约翰）， Imperialism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Germany in Shantu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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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引自Paul A. Cohen（柯文）， History in Three Keys， p.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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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908年，美国国会授权总统，从属于美国的赔款中免除1000万美元，用于发展中国教育。这笔资金帮助建立了清华大学的前身，并且提供了将学生送往海外留学的奖学金。然而，加诸中国的赔款总额是毁灭性的，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被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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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Paul A.Cohen（柯文）， History in Three Keys， 尤其是pp.211-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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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见Albert Feuerwerker（费维恺）的综述部分，“The Foreign Presence in China”，收入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2， Republican China， Part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128-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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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这种情况在Mary Backus Rankin（芮玛丽）的文章“State and Society in Early Republican Politics”中有简要描述，载China Quarterly 150 （June 1997）， pp.260-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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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 [:1706698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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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 第一章 儒家激进主义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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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4月末，雄心勃勃的37岁新科举子康有为起草了一份进呈光绪帝的请愿书，要求清政府拒绝向日本屈服并立刻进行一系列的基本变革。震惊于中国惨败于日本的事实以及《马关条约》的苛刻，1200名与康有为一样来京参加会试的举人在这份请愿书上签了名。这几乎相当于一场规模浩大的政治抗议，签名者冒着触怒清廷的危险。毕竟，清廷已经接受了《马关条约》，并且一贯地并不容忍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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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条约，清政府须赔款2亿两白银，承认日本在朝鲜的主导地位；割让台湾与澎湖列岛给日本；开放4个新的通商口岸；允许日本在所有通商口岸建立工厂。由于之前一系列条约中的最惠国待遇条款，其他列强自动获得这些权益。从后来可以看到，这场战争为列强打开了直接投资中国的大门，这也成为了中国接受现代技术的主要途径。随着外国投资的增长——1902年大约8亿美元，1914年超过15亿美元——列强发现他们的利益与中国经济的稳定紧密相关。这场战争同样标志着日本依靠自身崛起为太平洋地区的强权国家。回溯以往，我们可以看到这不过是中国自1840年后所遭受的一系列挫败——每一次挫败都使得外国列强得以攫取更大的商业、宗教、外交乃至领土权益——中的一个。但这次挫败对中国的震动尤其巨大，因为中国——经过几十年学习西方技术的洋务运动——本被认为应该能赢得这场战争。这种震动因为以下情况更加剧了一层，那就是中国士大夫长久以来都将日本视作中华文明边缘的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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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章，我将勾勒1895年公车上书运动的基础，以及由之而起的政治风暴。我试图展示为何这一时期标志着中国现代政治与文化的起源。这里所说的“现代”，首先意味着一系列扩大政治参与的要求，这一过程自然牵涉到重新思考中国政府的组织方式。除此而外，正如康有为（1858—1927）所明了的，上一代政治领导人对西方文明在经济、技术与文化方面的巨大活力，民族国家间你死我活的竞争，进步无情向前的特性或者改革中国绝大部分基本制度以更有效地利用国家力量的迫切需要都所知甚少。这场以康有为为先锋的运动回向中国传统以寻求支持，朝向欧洲与日本寻求可资借鉴的榜样，且后来指向了一个违反它最初意图的目标，那就是推翻一个证明不能迅速变革的王朝。[1]康有为以及他这一代的激进派儒生希望能够将对他们自幼浸淫的儒家价值与世界观的忠诚与对皇帝的忠诚结合起来，忠于皇帝伴随着忠于改革后的清廷，忠于清朝则伴随着忠于国族——作为整体的中国人民。他们开始提出新的问题：谁构成这个国族？中国人民如何界定？忠于国族是否意味着支持强政府？支持什么样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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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激进主义——尽管这听起来好像自相矛盾——象征着刺耳呼声的出现，这一呼声由儒家传统教育出来的男子（妇女尚未在政治上发出声音）发出，要求以儒家经书为基础进行彻底变革。纵使这些人主张一定程度的西方化，这种西方化也仍然是植根于儒家的世界视野之中。他们想要中国变得强大，在各强权间独立不倚，换句话说，他们想要有选择自己将采用何种外国观点的权利。但是，伴随着1895年之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急速扩张对中国造成的威胁，他们开始恐惧于列强将要瓜分中国，甚至中国人将要灭种。希望与恐惧互相咬合，产生了一种难以想象的紧张气氛。尽管如此，在1895年，即使是年轻一代的士绅也仍然几乎毫不怀疑自身文化的基本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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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立刻遇到了政治挑战——仅具有举人功名，即使是像他们这样经验丰富的成年男性，也没有向皇帝上书的权利。光绪帝与实际掌握朝政的慈禧太后都没有看到康有为的上书，北京的官员把它压下来了。该上书冗长而详尽（俗称“万言书”），就其重大意义而言，其真正的要点也已超越了继续抵抗日本的需要。康有为与他的伙伴们要求对整个政治制度进行根本性的重构。一些最有见识的年轻士人开始认识到国族团结的力量。不久后成为康有为追随者的唐才常，在给他兄弟的信中说：“不可自恃为读书人，以藐视愚氓。盖兵乱将起，先能得若辈之心，则仓促中或犹有为之援者。”[2]康有为的上书呼吁政府促进工业发展，实现军队现代化，修筑铁路，建立邮政系统，发展海运业，雇用“良工”，甚至利用海外华侨（大部分是下层商人，不过富于商业技能）的才能，以学校培训的方式改良农业。在今天，这样的改革可能听起来并不特别激进，但是它们预示着一个中国之前从所未见的远为积极的政府。上书也毫不畏惧地要求政府加税。更说明问题的是，改革者预想了一个积极公民的形象——人民不仅献身于他们的家庭与地方公益，而且献身于促进中国的成长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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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籍贯广东，出生于广州附近，这里也是感受到现代西方的存在最久的地方。他的背景被历史学家贾祖麟（Jerome Grieder）描述为“地道的士绅家族后代，伟大文化的继承者……在早年就开始努力成为他事实上所是的人，至少他自视为：一个儒家圣人”[3]。康有为在早年便以救济苍生为己任，尽管他研习过儒家与佛教经典，阅读了许多翻译的西方著作，但是他只能被理解为一个宗教领袖而非学者。当他21岁（1878年）时，在一段时间的紧张研习之后，他经历了一次以觉醒作为结束的精神崩溃，如他后来所回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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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坐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喜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忽思有亲不事，何学焉，则即束装归庐先墓上。[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