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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这种情况在Mary Backus Rankin（芮玛丽）的文章“State and Society in Early Republican Politics”中有简要描述，载China Quarterly 150 （June 1997）， pp.260-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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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 第一章 儒家激进主义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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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4月末，雄心勃勃的37岁新科举子康有为起草了一份进呈光绪帝的请愿书，要求清政府拒绝向日本屈服并立刻进行一系列的基本变革。震惊于中国惨败于日本的事实以及《马关条约》的苛刻，1200名与康有为一样来京参加会试的举人在这份请愿书上签了名。这几乎相当于一场规模浩大的政治抗议，签名者冒着触怒清廷的危险。毕竟，清廷已经接受了《马关条约》，并且一贯地并不容忍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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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条约，清政府须赔款2亿两白银，承认日本在朝鲜的主导地位；割让台湾与澎湖列岛给日本；开放4个新的通商口岸；允许日本在所有通商口岸建立工厂。由于之前一系列条约中的最惠国待遇条款，其他列强自动获得这些权益。从后来可以看到，这场战争为列强打开了直接投资中国的大门，这也成为了中国接受现代技术的主要途径。随着外国投资的增长——1902年大约8亿美元，1914年超过15亿美元——列强发现他们的利益与中国经济的稳定紧密相关。这场战争同样标志着日本依靠自身崛起为太平洋地区的强权国家。回溯以往，我们可以看到这不过是中国自1840年后所遭受的一系列挫败——每一次挫败都使得外国列强得以攫取更大的商业、宗教、外交乃至领土权益——中的一个。但这次挫败对中国的震动尤其巨大，因为中国——经过几十年学习西方技术的洋务运动——本被认为应该能赢得这场战争。这种震动因为以下情况更加剧了一层，那就是中国士大夫长久以来都将日本视作中华文明边缘的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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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章，我将勾勒1895年公车上书运动的基础，以及由之而起的政治风暴。我试图展示为何这一时期标志着中国现代政治与文化的起源。这里所说的“现代”，首先意味着一系列扩大政治参与的要求，这一过程自然牵涉到重新思考中国政府的组织方式。除此而外，正如康有为（1858—1927）所明了的，上一代政治领导人对西方文明在经济、技术与文化方面的巨大活力，民族国家间你死我活的竞争，进步无情向前的特性或者改革中国绝大部分基本制度以更有效地利用国家力量的迫切需要都所知甚少。这场以康有为为先锋的运动回向中国传统以寻求支持，朝向欧洲与日本寻求可资借鉴的榜样，且后来指向了一个违反它最初意图的目标，那就是推翻一个证明不能迅速变革的王朝。[1]康有为以及他这一代的激进派儒生希望能够将对他们自幼浸淫的儒家价值与世界观的忠诚与对皇帝的忠诚结合起来，忠于皇帝伴随着忠于改革后的清廷，忠于清朝则伴随着忠于国族——作为整体的中国人民。他们开始提出新的问题：谁构成这个国族？中国人民如何界定？忠于国族是否意味着支持强政府？支持什么样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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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激进主义——尽管这听起来好像自相矛盾——象征着刺耳呼声的出现，这一呼声由儒家传统教育出来的男子（妇女尚未在政治上发出声音）发出，要求以儒家经书为基础进行彻底变革。纵使这些人主张一定程度的西方化，这种西方化也仍然是植根于儒家的世界视野之中。他们想要中国变得强大，在各强权间独立不倚，换句话说，他们想要有选择自己将采用何种外国观点的权利。但是，伴随着1895年之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急速扩张对中国造成的威胁，他们开始恐惧于列强将要瓜分中国，甚至中国人将要灭种。希望与恐惧互相咬合，产生了一种难以想象的紧张气氛。尽管如此，在1895年，即使是年轻一代的士绅也仍然几乎毫不怀疑自身文化的基本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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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立刻遇到了政治挑战——仅具有举人功名，即使是像他们这样经验丰富的成年男性，也没有向皇帝上书的权利。光绪帝与实际掌握朝政的慈禧太后都没有看到康有为的上书，北京的官员把它压下来了。该上书冗长而详尽（俗称“万言书”），就其重大意义而言，其真正的要点也已超越了继续抵抗日本的需要。康有为与他的伙伴们要求对整个政治制度进行根本性的重构。一些最有见识的年轻士人开始认识到国族团结的力量。不久后成为康有为追随者的唐才常，在给他兄弟的信中说：“不可自恃为读书人，以藐视愚氓。盖兵乱将起，先能得若辈之心，则仓促中或犹有为之援者。”[2]康有为的上书呼吁政府促进工业发展，实现军队现代化，修筑铁路，建立邮政系统，发展海运业，雇用“良工”，甚至利用海外华侨（大部分是下层商人，不过富于商业技能）的才能，以学校培训的方式改良农业。在今天，这样的改革可能听起来并不特别激进，但是它们预示着一个中国之前从所未见的远为积极的政府。上书也毫不畏惧地要求政府加税。更说明问题的是，改革者预想了一个积极公民的形象——人民不仅献身于他们的家庭与地方公益，而且献身于促进中国的成长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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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籍贯广东，出生于广州附近，这里也是感受到现代西方的存在最久的地方。他的背景被历史学家贾祖麟（Jerome Grieder）描述为“地道的士绅家族后代，伟大文化的继承者……在早年就开始努力成为他事实上所是的人，至少他自视为：一个儒家圣人”[3]。康有为在早年便以救济苍生为己任，尽管他研习过儒家与佛教经典，阅读了许多翻译的西方著作，但是他只能被理解为一个宗教领袖而非学者。当他21岁（1878年）时，在一段时间的紧张研习之后，他经历了一次以觉醒作为结束的精神崩溃，如他后来所回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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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坐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喜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忽思有亲不事，何学焉，则即束装归庐先墓上。[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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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在1895年考中进士，他与弟子（其中最出色的是梁启超，1873—1929）于同年秋离开北京，迅速准备建立新学会，计划将年轻且受过教育的国人组织为一股强有力的政治力量。间或在持同情态度的督抚的保护之下，不少团体以类似“强学会”这样富于提示性的名字活动，建立了图书馆、学校，制订了出版计划。他们在自己的出版物上呼吁更激进的改革——议会制民主、“民权”与平等的主张都开始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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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派儒生的主要目标是要实现君民一体。因此，议会就不是被当作代表不同利益（更不用说互相冲突的意志）的机构，而是被当作沟通上下并达成合意的场所。旧的共同体团结的儒家信条因此被赋予了全新的制度外形。但是认为非官员乃至平民也应该参与政府事务的观念在当时毕竟仍象征着激进主义。“人民”凭借自身作为一股力量开始进入中国人的公共意识。 尽管谁算是人民仍悬而未决，但激进派儒生已对他们抱以厚望。儒家经典中所说的“民本”——人民作为政府的基础——强调令人民丰衣足食是统治者的责任，因为失去了人民的国家就会灭亡。就此看来，“民本”是一种相当家长制的精英道德观，同时也是一种实用的工具。尽管改革者将“民本”看作建立真正的民主制的文化基础，但儒家的“民本”概念从未允许人民积极参与政治。换句话说，它代表的是某种“为”人民而统治的力量，但却不是人民的统治或由人民来统治。激进派儒生并不认为自己只是平民百姓，当他们要求朝廷扩展政治过程时，他们心中所想的主要就是自己这一群人。不过，改革者认识到在这个帝国主义与竞争性民族国家的新世界中，人民必须被整合入共同体的政治生活。第一个布讲这一信条的人是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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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革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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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是康有为的一名非凡的学生，在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中，他逐渐成为维新运动的首席发言人。比起康有为，梁启超的头脑要更为开明，他刚刚二十出头就已成为维新运动的领导者。他在发表于1896—1897年间的《变法通议》中，呼吁政府鼓励来自下层的意见，以及迅速扩展教育体系（包括女校）。这些主张意味着要求重构中国社会。例如，梁启超预言了古老的科举制度——帝制中国最基本的制度之一——将被大众教育制度取代，他对明治维新所建立的以西方为模板的学校体系大加赞扬。梁启超认为中国人民太无知，也太无目标，因此不能立刻被赋予权力，因此，他支持自上而下的改革。但是，不要误解他的最终目的。通过呼吁一种士绅民主，梁启超正在挑战朝廷与官僚的政治垄断。此外，在出版的文字中，梁启超对王朝专制的批评即使并不直接，也已足够尖锐。他批评皇帝将自己与人民隔绝开来，自私地拒绝关心他们。在一封私信中，他坦率地解释了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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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强弱悉推原于民主，民主斯固然矣。君主者何？私而已矣；民主者何？公而已矣。然公固为人治之极，则私亦为人类所由存。[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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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私下，梁启超向他的学生提出过叛逆性的问题，那就是作为异族的清统治者是否能够领导必要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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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夏，慈禧处于半退休状态，维新人士最终赢得了她的侄子光绪帝的支持。他们奋力战斗，试图重组官僚机构，加强皇帝的权力，以使他能推行改革——维新运动的各种主张已激起了既得利益者的巨大反对。光绪帝宣称自己要广纳良言，但是，改革的建议中并未出现议会、宪法或其他的民主制机构。对满人、宫廷与官僚机构间缠结不清的利益来说，外部挑战仍突然间如凶灵般从暗影中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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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历史学家觉得这是中国“以非革命的方式进入现代”[6]的最后机会。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这一观点太言过其实，不过是改革者在失败后广为传布的自我标榜的反映。无论如何，光绪帝在整个1898年夏天确实颁布了一连串的法令。他改革科举制度，强调时务策而非四书五经义；他将佛教寺院改建为公立学校；他废止了满人的任官特权，裁撤冗官；他新建了主管商业、工业与农业的机构；陆军与海军将更现代化。光绪帝鼓励中下级官员乃至普通士人直接向他上书，这多少是对康有为在1895年贸然上书加以事后追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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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运动不仅挑战了官员，而且也挑战了绝大多数士人的生活之道。功名以及其所伴随的文化预设都受到了威胁。一些官员与满洲亲贵感觉到王朝本身也在危险之中。绝大多数官僚对光绪帝的改革愿望都虚与委蛇，静待他的伯母慈禧太后的反应。光绪帝对中国政府的重组只不过是纸上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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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在19世纪70年代后一直是中国政治的主宰者。她在维新派与守旧官员之间保持着平衡，不使朝政倒向任何一方。最开始，她是咸丰帝的年轻妃子，为他生育了唯一的子嗣。1861年，当咸丰帝在英法联军第一次侵入北京不久驾崩后，在一些大权在握的皇亲国戚的支持下，她以垂帘听政的方式成为事实上的摄政者之一。1875年，在她的儿子同治帝驾崩后，通过让侄子继位为光绪帝，她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光绪帝长到20岁以后，慈禧开始退入后台。表面上她似乎对这些维新派的行动感到满意，至少在1898年维新刚开始时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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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到这一年夏末，在光绪帝开始罢免重要官员并擢拔他自己的亲信后，出于对自身地位的担忧，也可能是相信了维新派密谋推翻满洲统治的宫廷流言，慈禧采取了行动。事实上，此时维新派正在设法除掉她，并向倾向维新的军事将领袁世凯寻求帮助。但袁世凯却去告了密。这年9月21日，慈禧宣布重新训政——实际上是发动了一场政变，囚禁了光绪帝，清除了他的支持者，并不经审判就处决了6名维新人士——一个很罕见的举措，表明朝廷当时是何等震恐，她甚至命令掘掉康有为家的祖坟。本来会有更多的杀戮，但是康有为与梁启超在外国公使馆的帮助下成功逃脱。光绪帝在软禁状态下度过了他的余生，困居于紫禁城外湖中的一个小岛上。到政变发生的那个周结束，几乎所有的改革措施都已被废除。一个反动的时期到来了，在政变后，朝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落到了对义和团表示同情的守旧派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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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争论，历史学家已将对光绪帝以及激进维新运动的同情与对至少是一个计划更详审的改革的同情（如果不是对慈禧太后与她的反动运动的同情的话）区分了开来。 一些人认为康有为对光绪帝与维新运动有强有力的影响，另一些人则认为他的作用要小很多；一些人指责康有为造成了混乱，另一些人则认为他是在试图支撑每况愈下的王朝；一些人将1898年的事件视为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的支持者之间的政治争斗，另一些人则认为其有比这更重大的意义；一些人在1898年中看到了与过去的真正决裂，另一些人则更多地看到了它与之前一代的洋务运动的连续性。一般而言，绝大部分历史学家都同意，康有为对光绪帝与帝党的影响对于维新的激进化至关重要，也都同意尽管维新运动并未被很好地计划，但就历史因果而言，它是被慈禧太后这个娴于宫廷权谋而昧于世界大势的女人所发动的政变所扼杀。换句话说，一个老套的故事——善良的改革者对阵邪恶的反动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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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派已从许多视角攻击了这一观点。他们都提到的一点是1898年事件的史源问题，康有为与梁启超的记述本身就是他们对清廷的攻击的一部分。[7]不过，在康、梁版的善恶相争的故事中寻找漏洞与证明发生过根本不同的事件并不是一回事。尽管并非每一点都真实，但这个1898年事件的标准版本影响了当时以及以后几代人对此的态度。梁启超对维新运动的解释如何成为主流历史，它又如何迎合了既存的偏见（例如女性不应该掌握权力），就其本身而言就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8]但是，显而易见的是，即使是用最同情的办法理解慈禧太后，也无法在那个改革已明显成为必须的时代将她塑造成一个伟大的改革者。即使她并不像传统形象中的那样是一个恶魔，她也绝对无法提供中国所需要的充满活力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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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认为康有为试图颠覆清朝，这是错的，但是康有为最终确实想要将清朝转变为君主立宪政体。同时，康有为竭力主张光绪帝应该像日本的明治天皇或俄国的彼得大帝一样强力推进改革。问题在于，尽管慈禧太后并不完全反对改革，但她的政治基础在于维持宫廷与军队中的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力量平衡。因此，改革主要被交给了各省督抚，他们中有人建立新式学校与兵工厂，发展采矿与铁路，以及推进管理现代化——有人则什么都不做。袁世凯自己是改革的支持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愿意冒把政府交给毫无经验的新进人士的风险。在1898年，光绪帝想要超越之前两代人不紧不慢的零碎改革，毫无疑问，其部分是因为这是增强自身权力的有效途径，而康有为则提供了进行政策变革的智识动力。但是，一旦涉及落实改革这一棘手问题，不管是康有为还是光绪帝都相当缺乏政治经验。康有为的鲁莽与自我圣化阻碍了策略性的联合，北京的官僚极其保守，到了9月，朝廷重臣明显已经使慈禧太后相信光绪帝的所作所为正在威胁到王朝本身。双方都在集结力量，双方也都向袁世凯寻求支持。如此这般，维新运动最终走向了一个血腥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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