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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的乌托邦设想以仁（爱，仁慈）这一儒家价值观念为中心，而他以大乘佛教的基本目标灭苦与普适之爱的观念扩展了这一价值观念的含义。他的目标是消除民族间的歧异，或者说废除支撑个体自我的制度。依据康有为的形而上学，万物分享着相同的原初能量，这一点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宇宙的本性。他否认性别、种族与文化差异最终能有任何意义。然而，同时，康有为接受了当时的种族分析，认为“棕色人种”与“黑色人种”比“黄色人种”与“白色人种”更低等——与他毫不含糊地谴责对女性的歧视正相反。康有为致力于废除缠足，并亲自教育女儿们。但是对种族平等，他则认为只有通过让赤道附近的民族移居到更凉爽宜人的气候带并推动混种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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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乌托邦是一回事，当下的现实则是另一回事。康有为在生前拒绝出版《大同书》，其思想的两个层面间也甚少关联。当下的建制性变革与未来的乌托邦，这两个观念本应该出自两位不同的人的著述。不过，康有为认为自己所处的世界处于“升平世”，是原始据乱世与大同之间的过渡阶段，并从这一观念中获得了很大的安慰。他毫不动摇地坚持说，在条件未成熟时试图建立大同制度就是在招致灾难。他支持的中国制度变革明显与升平世相适合：一个置身于两种灾祸之间的宪政秩序，既不是君主专制，也不是乌托邦式的绝对民主。他对共和主义的持续反对出于自己所笃信的特定版本的线性进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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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上，激进派儒生未能成功地改革清政府。事实上，他们倒起了对清朝去正当化的作用。当然，外在压力与朝廷自身的无能也对清朝的灭亡起了很大的作用。清廷的“新政”做得太少，又来得太晚。有人认为，从长远来看，这一改革有助于重建中国；但是，这里的要点在于，不管就其自身而言清朝的改革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它们都撕碎了传统上将政治与文化制度连为一体的精密网络。例如，清廷在1905年废除了科举制，这立刻令数量巨大的应举者梦想破灭。一名满怀抱负的乡村塾师对这一消息发出了辛酸的回应：“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无一可以垂之永久……世道人心不知迁流何所……”[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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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之间，文化与政治分了开来，儒家经典被从官僚系统中剥离了下来，朝廷则放弃了提供政治教育这一角色。科举考试中的题目本身就是文化控制的工具，而又没有新的制度能提供这一功能。传统的私塾教育一直下延到乡村一级，昂贵许多的西式学校则只设立于县城所在地。结果，一条连接精英与普通乡民的纽带也同样被切断了。以前曾被当作整个世界的学问与真理的，突然之间缩小为一个次要的子域——某一地域的特定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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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的政治与军事力量、士绅的威望与地位、士人的价值与学问——这些一度是支持一个似乎不可动摇的体系的三根坚强台柱，今文经学派的改革主义却把它们都拔掉了。它批判专制皇权与传统样式的经学研究；然而，它又无法与20世纪新的民族主义与功利主义价值达成一致。[22]清朝与儒家学说注定要一起被摧毁。儒家激进主义或许本可能为较具活力的政治领导者提供助力，但在晚清的政治现实中，它对保守主义者来说太过激进，而对革命者来说又不够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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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ao Chang（张灏）对此有一篇洞察深刻的概述，“Intellectual change and the reform movement， 1890-1898”，收入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1， Late Ch’ing， part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274-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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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引自Joseph W. Esherick（周锡瑞）， 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1911 Revolution in Human and Hube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6），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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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Jerome B.Grieder（贾祖麟）， 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 in Modern China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1），p.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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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四年条。引自Laurence G. Thompson（谭维理）， Ta Tung Shu: The One-World Philosophy of K’ang Yu-wei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58），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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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与幼陵先生书》，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12卷本），108页，台北，中华书局，1960。背景资料见Hao Chang（张灏）， 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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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Young-tsu Wong（汪荣祖），“Revisionism Reconsidered: Kang Youwei and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51，no.3 （August 1992）， p.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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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以及Luke S.K. Kwong（邝兆江）， A Mosaic of the Hundred Days: Personalities， Politics， and Ideas of 1898（Cambridge， MA: CEA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对康有为持批评态度。对于他们的修正主义的批评，见Young-tsu Wong（汪荣祖）， “Revisionism Reconsidered”，以及汤志钧与Benjamin Elman（艾尔曼）， “The 1898 Reforms Revisited，”Late Imperial China vol.8，no.1（June 1987），pp.205-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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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Sue Fawn Chung（张素芳），“The Much-Maligned Empress Dowager: A Revisionist Study of the Empress Dowager Tz’u-his in the Period 1898-1900，” 博士论文（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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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请定立宪开国会折》，见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第2册（全4册），236~237页，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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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Richard John Lufrano（陆冬远）， Honorable Merchants: Commerce and Self-Cultiv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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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Benjamin A. Elman（艾尔曼）在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中详细描述了科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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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Chung-li Chang（张仲礼）， The Chinese Gent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55）， Table 32，p.164。这本书估计法定的士绅（通过考试或购买而拥有学衔者）及其家人构成了19世纪早期总人口的1.3%，后来达到了1.9%。 Evelyn Sakakida Rawski（罗友枝）， 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9）， p.23。该书得出结论说，人们的功能性识字率要更高，男性达35%~40%，女性有2%~10%。在法定士绅之外，具有较高层次古典文化素养的尚大有人在，包括一些僧侣、女性、政府官员，以及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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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参见James M. Polachek， The Inner Opium Wa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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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Charles O.Hucker（贺凯），“The Tung-lin Movement of the Late Ming Period，”pp.132-162，收入John K.Fairbank（费正清）编：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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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这些文章受益于Benjamin A. Elman（艾尔曼）的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以及Classicism， Politics， and Kinship: The Ch’ang-chou School of New Text Confucian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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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lman（艾尔曼）， Classicism， Politics， and Kinship， p. xx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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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他1891年写成的《新学伪经考》就是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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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898年，康有为将《孔子改制考》进呈给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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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译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英文译者：Derk Bodde（卜德）， A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vol.2（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2-1953），p.675。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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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虽然康有为声称《大同书》在1902年已经完成，并且在20世纪第二个十年早期已经出版了一部分，但是它的全本在其死后的1935年才最终出版；此书于19世纪90年代也部分地在康有为的弟子中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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