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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Benjamin A. Elman（艾尔曼）在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中详细描述了科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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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Chung-li Chang（张仲礼）， The Chinese Gent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55）， Table 32，p.164。这本书估计法定的士绅（通过考试或购买而拥有学衔者）及其家人构成了19世纪早期总人口的1.3%，后来达到了1.9%。 Evelyn Sakakida Rawski（罗友枝）， 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9）， p.23。该书得出结论说，人们的功能性识字率要更高，男性达35%~40%，女性有2%~10%。在法定士绅之外，具有较高层次古典文化素养的尚大有人在，包括一些僧侣、女性、政府官员，以及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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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参见James M. Polachek， The Inner Opium Wa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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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Charles O.Hucker（贺凯），“The Tung-lin Movement of the Late Ming Period，”pp.132-162，收入John K.Fairbank（费正清）编：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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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这些文章受益于Benjamin A. Elman（艾尔曼）的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以及Classicism， Politics， and Kinship: The Ch’ang-chou School of New Text Confucian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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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lman（艾尔曼）， Classicism， Politics， and Kinship， p. xx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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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他1891年写成的《新学伪经考》就是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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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898年，康有为将《孔子改制考》进呈给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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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译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英文译者：Derk Bodde（卜德）， A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vol.2（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2-1953），p.675。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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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虽然康有为声称《大同书》在1902年已经完成，并且在20世纪第二个十年早期已经出版了一部分，但是它的全本在其死后的1935年才最终出版；此书于19世纪90年代也部分地在康有为的弟子中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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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引自Henrietta Harrison（沈艾娣）， Inventing the Nation: China （London: Arnold，2001），p.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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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参见Anne Cheng（程艾兰）， “Nationalism， Citizenship， and the Old Text/New Text Controversy in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收入Joshua A. Fogel（傅佛果） 与Peter Zarrow（沙培德）编：Imagining the People: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Concept of Citizenship， 1890-1920 （Armonk， NY
:M.E.Sharpe， 1997）， pp.6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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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 第二章 1911年：历史与历史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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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惊奇的是，辛亥革命一直难以归类。三个不同的学派为解释它而在1911年后的整个世纪里竞争不休：（1）革命者的革命；（2）兴起中的资产阶级的革命；（3）城居士绅的革命（可能根本就不是一场“革命”）。[1]1911年与1912年发生的事件似乎与17世纪的英国革命、18世纪的美国与法国大革命、1917年的俄国革命或（就此而言）1949年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都不是一回事。然而，辛亥革命毕竟不仅推翻了清朝延续近270年的统治，而且也终结了长达约2100年的王朝帝制体系。当然，当时人并不确定这场革命不会仅代表着另一次王朝循环的开始——旧的皇室垮台，由新崛起的皇室继续统治。实际上，对绝大部分农民来说，就算他们确实听到了革命的消息，也恰恰只会这么想。不过，对大部分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来说，他们确实感觉到发生了某种前所未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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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看起来并不像我们认为革命应该是的样子。真正原因在于，从许多方面来说，它都未带来一个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未来。新生的“中华民国”并不是共和主义的，尽管帝制政治架构崩溃了，但许多前清官僚仍稳居原位，文化、社会与经济也貌似毫无改变。当然，它们在发生变化，但却并不是作为辛亥革命的直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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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纵然革命未能缔造出一个新的、有效率的政治体系，但它的影响仍是深远的。士绅阶级本来由于科举制的保证而与皇帝有着特别的关系，他们无法承受丧失这一关系的代价。科举制已于1905年被废除，而将某种新关系建筑于旧基础上的最后机会则在1911年被摧毁。另一些变化则是：中国的城市伴随着辛亥革命而兴起，视野开始向外，对北京的政治角逐越来越不关心。甚至那些熬过了革命直接冲击的国家与省一级官僚也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四分五裂了。乡村精英丧失了与皇权中心的联系，结果失去了他们的正当性。纵使辛亥革命不可能被单列出来作为所有这些变化的首要原因，但既然它部分地是这些变化的反映，它也就确实刺激了进一步的变化。“革命”本身成为了思考变化的通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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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1911年实际发生的事件很重要，因为这场革命在后来被神话化了。20世纪中国的两个主要权力竞争者一直试图将辛亥革命纳入民族神话之内——很像将现任美国总统的正当性联系到1776年美国建国。今天的台湾当局（仍自称为“中华民国”）将自身的起源追溯到孙中山（1866—1925）与三民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共产主义革命（1949年）作为它创生的起点，但同样将辛亥革命当作其前史中的一个关键性时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史学把1911年当作一场更长的革命斗争的资产阶级阶段——反封建与反帝——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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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的实际源头都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它们分别创造了可以被称为对辛亥革命的英雄式的与马克思主义式的解释。第三个学派由西方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家组成，他们寻求较长时段的解释，考量相对保守的社会力量在推翻清朝时所起的关键作用。第一个学派（台湾）强调少数领袖的革命英雄主义，事实上主张中国是通过少数别具远见与能力的男女的努力而取得进步的；第二个学派（大陆）的目的论是马克思主义式的，认为一场现代革命将不可避免地经过一个资产阶级阶段，最终结果是无产阶级的胜利；第三个学派（西方）更少地将辛亥革命看作有计划的创生行动的产物，而更多地将其看作一个老旧且逐渐失灵的系统的衰落与最终崩溃的结果。当然，在实践中，这些学派间互相的重叠要比这里描述的更多。本章将探讨在每一个学派中，哪些是切实有益的，哪些又是神话式的，考察它们所共有的，并标出它们所共同忽视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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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序幕的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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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辛亥革命的第一种解释主要来自制造了这场革命的人，他们在1912年后失去了获得权力的机会，但在20世纪20年代又开始奋力夺取权力。在这一版本的历史中，1895年这个对康有为这样的士绅活动家如此重要的年份，也是孙中山（广州附近一个农民的儿子）组织他第一次反清起义的时间。孙中山曾离家赴夏威夷，受教育于一所英国国教开办的学校，后来在香港完成医学学业。他最初曾上书陈述改革计划，试图引起清廷高官的注意，但是却如石沉大海。随后，他转向了革命。他的策略、盟友与目标都不断变换，起义屡败屡兴，直到触发辛亥革命的武昌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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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清廷悬赏取其人头时，孙中山逃到了海外。他早期的一个活动中心是日本，在这里，他在数量日益增多的年轻留学生中找到了现成的听众。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人同样是一个重要的支持来源。在20世纪头十年中，有5000到7000名中国学生在东京留学，他们中的气氛让人既紧张又兴奋，特别是1905年科举制被废除后，有抱负的年轻国人转向各种各样的新式学校与职业——从士兵、警察到会计师与医生。因为在日本留学要比去美国或欧洲便宜得多，再加上日本在文化上更接近，语言也更易掌握，中国青年开始聚集于东京。他们基本上可以自由讨论任何事情，并发现日本人已用文言文翻译了从罗素到马克思这些令人激动的西方思想家的作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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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学生（包括革命者）都有政府奖学金。他们大部分来自并不富裕的士绅家庭，且大多选修了那些设计来让他们为军事或官僚生涯做好准备的短期课程，仅只想要获得证书然后返回故国。然而，甚至那些保守的学生也不禁为东京与日本其他城市的景象所迷惑，这里的商店有大块的玻璃橱窗，有有轨电车与几十种报纸。城市巨大而有秩序，快速的铁路将全国连接起来，立宪政府似乎承认了人民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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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不同省份的反清学生革命者在1905年会聚一堂，成立了同盟会。这一包括大约400名成员的总会选举孙中山作为领袖。这时，尽管从未成为一名重要的知识分子， 孙中山已研习了西方政治理论并作为革命者——一个新的社会范畴——获得了不少声誉。孙中山从未受过儒家经典教育，因此最初在受过良好传统教育的留日学生（以及更年长一些的激进派知识分子）中缺乏声望；然而，他对反清事业的献身为他赢得了尊敬。他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与土地国有（后来称为“民生主义”，即一种模糊的社会主义）——阐明了一个革命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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