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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戊戌变法之后，进步知识分子呼吁进行“诗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不过，当诗歌不再能提供科举考试的有用训练后，它不可避免地变得边缘化了。小说则似乎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自我表达的新形式与理解世界的更好途径，促进道德价值，提倡社会变革。[27]比如说，梁启超就认为小说是再造中华民族的理想工具。 在某种意义上，儒家将文学视作教化工具的做法仍继续存在。林纾（1852—1924），一位用文言文转译的杰出翻译家，赞扬了查尔斯·狄更斯对英国社会疾病的揭露：“非迭更司描画其状态，人又乌知其中之尚有贼窟耶！……所恨无迭更司其人，如有能举社会中积弊著为小说，用告当事，或庶几也。”[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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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中国作家正在尝试这样做。刘鹗（铁云，1857—1909）在1904年至1907年间创作了半自传性质的《老残游记》。小说以梦中寓言开篇，讲的是老残与他的两位朋友乘船——中国之船——旅行，船身承载很重，“前后六枝桅杆，挂着六扇旧帆。又有两枝新桅”，在狂暴的海上逐渐倾覆。当海水灌进来时，水手开始抢劫乘客。一名乘客试图唤起这些同船旅人，咒骂他们是奴才，提醒他们这船是“祖遗的公司产业”，鼓动他们从船员手中把船夺回来。接着，他从乘客手中敛了些钱，骚乱一爆发，就立即躲开了。老残试图给船员提供更好的航海设备，但被指责为兜售外国物件，他也逃开了。[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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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刘鹗最尖锐的批评不是对准外国侵略者或商人（也不是对准作为整体的中国人民，尽管在梦中寓言里，他几乎从未赞美过他们），而是对准贪婪与愚蠢的官僚，革命者则被描绘得卑鄙之极，既贪婪又怯懦。如隐居的黄龙子所点明的：“你当天理、国法、人情是到南革的时代才破败吗？久已亡失的了！”[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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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被当今的历史学家强调为创造现代中国的中心事件，在晚清小说家笔下，则多少是被当作普通人故事的背景。在《恨海》中，吴趼人（沃尧，1866—1910）描绘了义和团运动时的混乱。书中的主角们既不特别支持义和团，也不特别反对他们，仅仅是想要免祸。然而，他们中的一些人仍在交战中被抓住。有一个人躲藏了起来，最后出来时发现“满目荒凉，房屋尽皆烧了，剩了一片瓦砾。路上还有许多死人，血肉模糊，十分狼藉”[31]。这一对天津（由于义和团占领以及列强的残忍报复，该地实际上被摧毁了）的简短小说化描写可能会让吴趼人的读者想起某些虽过去不久但已难以想象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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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同样为妇女提供了自己的发声平台。革命者秋瑾（1875—1907）在《精卫石》中，讲述了一些杰出的女性如何逃出自己的家庭，到日本去追求教育与独立。[32]作者自己在1904年变卖了嫁妆首饰，离开了她在北京的丈夫与两个孩子，报名进入东京的一所学校。《精卫石》强调家庭的压迫（尤其是对女孩）。秋瑾宣称只要女性不能自立，她们就将受到压迫——她还将女性地位与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用她书中的一名人物的话说：“家庭教育非母不可，诞育国民非女不可，故文明国的男子皆明男女关系，又利权均一。”[33]国家并不只归男子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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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小说促进了新的表达感觉与观念的方式的兴起，革命气氛不仅有益于革命，而且有助于人民在革命到来时理解它。当1911年10月爆发的武昌起义引发了一系列的省份独立时，中国人明白是什么造成了这些事件——革命。但是，革命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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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两个学派的观点参见Winston Hsieh（谢文孙）， Chinese Historiography on the Revolution of 1911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75）。第三个学派的观点展露雏形于Mary Wright（芮玛丽）编：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1913（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成熟于Joseph W. Esherick（周锡瑞）， 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1911 Revolution in Hunan and Hubei（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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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言文也是日本高层文化的语言。对中国革命者的一种观点可见Miyazaki Tôten（宫崎滔天）， My Thirtythree Years’ Dream: The Autobiography of Miyazaki Tôten（《三十三年落花梦》），英文译者：Et Shinkichi（卫藤沈吉）与Marius B.Jansen（詹森），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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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满人不同社群命运的清晰概述，见Edward Rhoads（路康乐），Manchus &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 pp.187-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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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毛泽东：“On New Democracy”（《新民主主义论》），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毛泽东选集》），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北京，外文出版社），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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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李大钊：《平民主义》，见《李大钊文集》第2卷，58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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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李大钊：《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见上书，5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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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Karl Marx（马克思）与Friedrich Engels（恩格斯），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New York: Washington Square Press， 1964， pp.57，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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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参见Marie-Claire Bergère（白吉尔），“The Chinese Bourgeoisie， 1911-1937，”收入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2， Republican China， part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pp.722-825；以及The Golden Age of the Chinese Bourgeoisie， 1911-1937 ，英文译者：Janet Lloy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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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Wellington K. K. Chan（陈锦江），“Government， Merchants， and Industry to 1911”，收入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11， Late Ch’ing， part 2（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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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这种主张的例子可参见马勇：《辛亥革命：现代化的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载《近代史研究》，1995（1），138~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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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Joseph W. Esherick（周锡瑞）， 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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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参见Mary Backus Rankin（芮玛丽），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Zhejiang Province， 1865-1911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Roger Thompson， China’s Local Councils in the Age of Constitutional Refor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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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Mary Backus Rankin（芮玛丽）， 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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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关于这一公众领域在晚清如何形成的研讨，见Philip C.C. Huang（黄宗智）编：“‘Public Sphere’/‘Civil Society’ in China?”（讨论会论文集）Modern China 19， no.2 （April 1993）， pp.107-240， 以及下书的概要部分：Peter Zarrow（沙培德），“The Origins of Modern Chinese Concepts of Privacy: Notes on Social Structure and Moral Discourse”，收入Bonnie S.McDougall（杜博妮） 与Anders Hansson（韩安德）编： Chinese Concepts of Privacy （Leiden: Brill， 2002）， pp.12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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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Michael Tsin（钱曾瑗），“Imagining‘Society’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收入Joshua A.Fogel（傅佛果）与Peter Zarrow（沙培德）编：Imagining the People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Concept of Citizenship， 1890-1920 （Armonk， NY: M.E.Sharpe， 1997）， pp.212-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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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张朋园：“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Political Elites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 The Parliament of 1913-1914，”英文译者：Andrew J.Nathan（黎安友），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37，no.2（February 1978）， pp.293-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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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Joseph W. Esherick（周锡瑞）， 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pp.256-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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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引自Jerome Grieder（贾祖麟），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 in Modern China（New York: The Free Press，1981），p.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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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有一部长篇著作研究“政府—社会”关系这一主题，我们这里的讨论经常会回到这一话题上来。一篇简洁而尖锐的评论可见Frederic Wakeman，Jr.（魏斐德），“Moderls of Historical Change
:The Chinese State and Society， 1839-1898”，收入Kenneth Lieberthal（李侃如）等编：Perspectives on Modern China: Four Anniversaries （Armonk， NY: M.E. Sharpe， 1991）， pp.68-77；也见于他的“The Civil Society and Public Sphere Debate: Western Reflections on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Modern China vol.19，no.2（April 1993），pp.108-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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