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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者当然是天真的，但他们的批评者又何尝不是如此。考虑到清廷的顽固不化，改良主义也并不比革命更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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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汉民宣称中国缺乏阶级，情况又是如何呢？胡汉民考虑的可能更多是等级制或——如他所说——贵族阶级的存在。士绅身份不能像爵位那样传承。胡汉民将摧毁统治者（满人）与被统治者间的二分当作打开所有中国政治的钥匙。但他将中国的情况对比于西方的经济阶级，则似乎是在否认一个明显的事实。这是一个少数知识分子开始明白“社会”可以“阶级”划分的时代，在观察中国社会时，革命者所看到的，并不是完全没有以地位或财富为基础的群体区分，而是相对缺乏作为欧美工人阶级兴起的标志的阶级斗争。绝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相信，中国的贫富差别并不像西方那样大，他们信奉某种模糊的社会主义是出于两个原因：第一，考虑到中国资本主义的落后状况，他们认为，国家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发挥更大的作用——正如明治日本所证明的；第二，社会主义恰恰允诺会预先防止（不去孕育）破坏性与分裂性的阶级斗争。中国知识分子同意，西方对资本主义的激进批评与中国并不很相关。虽然此时，马克思相对简短的几部著作已开始被翻译过来，但马克思主义者还未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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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革命者所献身的就是社会正义。他们至少了解农民遭受的某些困苦，一些人呼吁实行土地国有化。胡汉民谴责现状，认为其“流弊……则可使地主有绝对之强权于社会，可使为吸收并吞之原因，可使农民废业，可使食艰而仰于外，可使全国困穷，而资本富厚悉归于地主”[38]。革命者援引古例古训以支持土地改革——在中国历史上，土地兼并是个老问题。诉诸秘密社会反映了革命者民粹主义的一面，不过，事实上，他们之间所共享的仅限于反满主义。[39]半文盲的秘密社会领袖说的是通俗化的儒家思想语汇（“义”、“忠”），反之，革命者谈论的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与政治现代化。不过有时，革命者并不是仅将秘密社会当作炮灰，而是将其视为中国认同的真正所在。这一浪漫的图景仅存在于1911年之前，在那之后，甚至最激进的知识分子也认为秘密社会是落后且迷信的。只有一小群无政府主义者仍在以工人与农民的名义呼吁“社会革命”， 但甚至是他们，经常谈论的也是“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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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革命者澄清了革命概念，并开始定义一种新的民族认同。“革命”就是要清理地面上的旧瓦砾，重新开始，并用一个体制整个地取代另一个。无论如何，革命事实上成了中国整个20世纪的特征之一。而就民族认同来说，除了历史、语言、宗教与思想的文化概念，晚清知识分子还构建起了族群、族源、种族以及“血统”等一大套语汇。对成千上万人来说，是汉民族主义促发了他们的政治激进主义与热烈的献身精神，这些观点又以相对不那么有力的形式影响了成百上千万的人。未来的共和主义政治共同体将（据认为）创造出一个齐心协力建设中国的公民社会。辛亥革命确实没能实现革命者的理想，且归根结底，革命也不是他们造成的。但如果——看看民国的迅速分裂——我们宣判说革命失败了，那么我们正是在用革命者的标准来衡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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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谭嗣同：《仁学》。英文译者：Chan Sin-wai（陈善伟）， An Exposition of Benevolence
:the Jen-hsueh of T’an Ssu-t’ung，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165（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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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认同问题已经成为了学术研究的一个主要关注所在。参见Frank Dikötter（冯客）， 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London: Hurst & Company， 1992）; Prasenjit Duara（杜赞奇），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以及James Townsend，“Chinese Nationalism，”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27（January 1992）， pp.97-130。Joseph R.Levension（列文森），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5）， 尤其是1
:95-108， 突出强调了这一问题。最近的工作则尝试将传统的认同形式与民族认同联系起来——参见Bryna Goodman，Native Place， City， and Nation: Reginal Networks and Identities in Shanghai， 1853-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以及Kenneth Pomeranz（彭慕兰）， “Ritual Imitation and Political Identity in North China: The Late Imperial Legacy and the Chinese National State Revisited，”Twentieth Century China vol.23，no.1（November 1997）， pp.1-30。Benedict Anderson重开民族主义主题且经常被引用的著作：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London: Verso， New Left Books，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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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见Pamela Crossley（柯娇燕），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 以及Mark C.Elliott（欧立德），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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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enedict Andersion， Imagined Communities，p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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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见James Watson（华琛）， “Standardizing the Gods
:The Promotion of T’ien Hou（天后）”，收入David Johnson（姜士彬），Andrew Nathan（黎安友）以及Evelyn Rawski（罗友枝）编：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pp.292-324;以及“The Struture of Chinese Funerary Rites”，收入Evelyn Rawski （罗友枝）与James Watson（华琛）编：Death Ritual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p.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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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见Kenneth Pomeranz（彭慕兰），“Ritual Imitation and Political Identity”，收入Prasenjit Duara（杜赞奇）， Culture，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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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Victor H.Mair（梅维恒），“Language and Ideology in the Written Popularizations of Sacred Edict”，收入David Johnson（姜士彬）等编：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pp.325-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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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引自Bryna Goodman，Native Place， City， and Nation: Regional Networks and Identities in Shanghai，1853-1937，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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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同上书，p.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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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参见Benjanmin Schwartz（史华慈），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该书是英语学界对严复的最具权威性的研究；还可参见James Reeve Pusey（浦嘉珉），China and Charles Darwin（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该书是对这一问题的更宽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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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Richard Hofstadter， 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Boston
:Beacon Press，1955），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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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同上书，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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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该词第一次进入……［英国］政治是在19世纪70年代，直到70年代末仍是一个新词。到了19世纪90年代，它突然被普遍使用。”Eric Hobsbawm，The Age of Empire（New York
:Pantheon Books，1987），p.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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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吴稚晖：《无政府主义以教育为革命说》（1908年9月19日）。引自Peter Zarrow（沙培德）， Anarchism and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p.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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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引自Jerome B.Grieder（贾祖麟），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 in Modern China（New York: The Free Press，1981），p.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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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引自Tse-tsung Chow（周策纵），“The Anti-Confucian Movement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收入A.F.Wright（芮沃寿）编：The Confucian Persuasion（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p.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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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这一点是现代哲学家与历史学家Isaiah Berlin半带戏谑地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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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参见Kenneth B. Pyle， The New Generation in Meiji Japan: Problems of Cultural Identity， 1885-189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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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Hao Chang（张灏）， 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 （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对梁启超公民权观念的讨论，还可参见Peter Zarrow（沙培德）， “Introduction: Citizenship in China and the West”，收入Joshua A.Fogel（傅佛果）与Peter G.Zarrow（沙培德）编：Imagining the people: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Concept of Citizenship， 1890-1920 （Armonk， NY
:M.E.Sharpe，1997），pp.3-38，以及Andrew J.Nathan（黎安友），Chinese Democracy（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pp.4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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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梁启超：《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1899年）。引自Hao Chang（张灏），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 ，p.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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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梁启超：《新民说》（台北，台湾中华，1959），12~16页；参见Hao Chang（张灏），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 ， pp.15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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