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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位政治精英的声誉都被玷污了。一方面，军阀割据为人憎恨；另一方面，可以称为尚武的价值仍具有自身的生命力。“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毛泽东在1927年做出的著名陈言，代表的是仅过一代人就发生了的重大的意识转变。在科举制于1905年废除之前，通行的观念是权力出自对经典文化的谙熟，纵然这从来不是完全真实的，但它毕竟代表着基本的社会规范。受过良好教育的士人注定就该统治别人。然而，国民党（20世纪20年代后期）与共产党（在其后一代人）建立的政治制度都从军阀时期的经验教训中获益匪浅。在接下来所有的政府中，军人都扮演着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此外，军人提供了好公民的重要典范——守纪律、忠诚、热情、富于自我牺牲精神，以及一种更广义的现代性。军国主义理想有助于新政党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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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社会效果来说，军阀主义是灾难性的，特别是加剧了乡村的困苦。这不仅是说军阀强行征税与征兵，让人忍无可忍，也是说不可预测的兵灾让生活变得更加朝不保夕。虽然农业共同体需要军事保护者，但地方民团、匪帮以及外来军队狼狈为奸，没有任何一方是农民可以信赖的朋友。缺乏地方税收收入与农业信贷， 也没有人来领导乡村共同体，这些都意味着关键性基础设施——例如灌溉与预防水患的水坝与河堤——的状况在持续地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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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命的损失同样高昂。战争可能变成溃败。获胜的军队往往由侵入“他”省的士兵组成，他们会将自己的怒火转向平民。士兵——受官长虐待，军饷微薄，且甚至饥肠辘辘——会径直从农民与商人手中夺走他们想要的东西。历史学家麦致远（Edward McCord） 描述了一种劫掠：“通常的策略是，派遣少量士兵边开火边穿过村庄。试图逃跑的村民会正撞入军队主力之手，后者捆绑并抢劫所有男人，并强奸妇女。”[15]尸体也会被毁坏——剜掉眼睛，切掉生殖器，挖出心脏。有的军阀会试图在其部队中维持纪律甚或惩罚此类行为，但有如此名声的少之又少，更多的军阀被当作可怕的野兽。士兵不得不依靠乡村为生，恐怖政策是一种确保所控制人口驯顺的方法。随着军阀尽力扩大其军队规模，农家子弟被征召入伍，土匪也被收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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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历史学家表示，军阀割据的邪恶被夸大了。第一，有许多地区一直没有受到影响，军阀的暴行通常是高度地方性与暂时性的。第二， 军阀更倾向于让其军队不受损失，一般试图避免真的打仗。第三，与常态活动相比，他们对社会与经济的整体影响要小得多。经济史学家们在近著中指出，20世纪第二个十年与20年代，经济是在正增长。[16]从20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期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工业快速扩张，绝大部分年份的平均增长率在9%到13%之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更高（由于列强无暇东顾）。在这一形势下，农业产量同样相当可观，可以与人口增长（从1912年的四亿三千万到1930年的五亿）保持同步。尽管绝大部分军火购自西方，但中国自己的兵工厂也有所贡献；铁矿开采有所发展，建成了一些钢铁厂；公路与铁路网也有所改善。历史学家林蔚（Arthur Waldron）主张说，越来越频繁的战争使军备竞赛成为必要，这反过来有助于工业的发展。不过，他也指出，战争造成了经济动荡、金融恐慌、特别税，以及对交通、通信以及财产的破坏。[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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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时期，地方政府同样显示出某些连续性。智识与文化生活——至少在那些受到列强保护的城市中——繁荣兴旺，换句话说，并不是中国人生活的所有方面都陷入了混乱之中。有许多中国乡村未罹战火，大部分军阀打起仗来也就是装装样子。不过，尽管大规模的战争寥寥无几，但战争的紧张与日俱增。1924年，为争夺北京的控制权，中国东部爆发了全面战争。虽然不是每个人都直接受军阀割据之苦，但很少有人能逃脱其间接影响（尤其是在农村地区）。纵使就经济来说，不可能估量出军阀割据的确切后果，但我们可以假设，若没有它，经济增长本可以更快并更加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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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甚至城市也受到了影响。战败或被遣散的士兵对城市地区是个威胁。当战事加剧时，军阀为供其所需，会向商人们压榨钱财。城市居民以及他们的马匹、人力车、马车与汽车，并不比农民更能免于强征的扰害。逃跑者会被射杀。当士兵们驻扎在城镇里或附近时，简直就如同一场入侵。他们会闯入所有店铺，拒付货款，或迫使店主接受一文不值的白条。1924年，一名西方记者如此描绘一伙正要乘船离开苏州的士兵
:“他们几乎身无分文，于是首先冲到当铺去，用自己相当不值钱的物品典当现款，为一件可能只值一美元的东西，他们会要价十美元。当铺老板一般都是他们要多少就给多少。因为拒绝掏钱，一位老板的大部分牙齿被一伙匪兵敲掉，人也几乎被打死。”[18]中上阶层同样受到了侵扰。银价暴涨伤害了每一个人，政府债券的投资者亏了本。信用缩水，紧接着则是商业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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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通史有时会略过袁世凯与军阀。确实，他们令读者灰心丧气。但为理解这一时期更具活力的那些变化，必须对袁世凯与军阀的力量所在与根本弱点有所把握。正如我们将在后面章节看到的，他们对未来的政治进程影响很大。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格言听起来像是老生常谈，但事实上，它是对新政治现实的勉强的也是部分的承认。直到21世纪，对军阀割据乱局的恐惧仍会被用来论证强有力中央政府的正当性；在很长时间内，辛亥革命的命运也一直是政治文化里的中心主题——所有政治与社会批判都必须以某种方式回应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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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与政治集会、政党与社会运动、商人与职业联合会、学校与学生示威抗议，以及概而言之，关心国事的公民行动，这些“公共领域”的扩展只是被袁世凯与后来的军阀延缓了，但并未被阻止。当然，学生联合会、工会乃至商人团体都会遭受嫌疑犯待遇，记者会遭到射杀。然而， 军阀虚弱的行政管理为社会团体留下了一定的自组织空间，地方精英经常介入如施济所这样的准公共服务。在军阀政权更迭时，商会确保警察能领到薪水。某种程度上，在一些外国租界地（尤其是上海公共租界）中，言论自由受到保护。大学经常处于外国的保护之下，间或为学生持异见者提供避难所。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智识与文化创新（包括几种保守主义思想），它们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再次出现。不过，所有这些都与乡村无关，我们将在下一章考察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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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rnest P.Young（杨格），“Nationalism， Reform，and Republican Revolution: China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收入James B. Crowley编：Modern East Asia: Essays in Interpretation （New York：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70），p.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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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dward Friedman，Backward Toward Revolutio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Par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4）， p.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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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ryna Goodman，Native Place，City，and Nation : Reginal Networks and Identities in Shanghai，1853-1937（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pp.217-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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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Jerome Chen（陈志让）， Yuan Shih-k’ai（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116-128;以及Ernest P.Young（杨格），The Presidency of Yuan Shih-k’ai（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7）， pp.123-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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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这位激进分子是沈定一，一度是孙中山的同事。引自R.Keith Schoppa（萧邦奇）， Blood Road: The Mystery of Shen Dingyi in Revolutionary China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p.29（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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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见Ernest P.Young（杨格）， The Presidency of Yuan Shih-k’ai，pp.21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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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对袁世凯试图称帝的探讨，参见Jerome Chen（陈志让）， Yuan Shih-k’ai，pp.162-178;Ernest P.Young（杨格）， The Presidency of Yuan Shih-k’ai，pp.210-240;以及Peter Zarrow（沙培德），“Political Ritual in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收入Kai-wing Chow（周启荣），Kevin Doak与Poshek Fu（傅葆石）编，Consturcting Nationhood in Modern East Asia
:Narrative Schemes， Nostalgia， and Ambiguity of Identitie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1），pp.149-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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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参见Andrew J.Nathan（黎安友），“A Constitutional Republic: the Peking Government， 1916-1928”，收入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2（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256-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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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Arthur N.Waldron（林蔚），“The Warlord
: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Understandings of Violence， Militarism，and Imperialism，”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96，no.4（October 1991），pp.1073-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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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观点与引文均出自His-sheng Ch’i（齐锡生），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1916-1928（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183-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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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Arthur Waldron（林蔚）在From War to Nationalism: China’s Turning Point， 1924-192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中对这些事件做了很好的分析， pp.18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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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dward A. McCord（麦致远），The Power of the Gun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Chinese Warlord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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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蔡锷
:《军国民篇》。引自Han van de Ven（方德万），“The Military in the Republic，”China Quarterly no.150（June 1997），p.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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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Andrew J.Nathan（黎安友），“A Constitutional Republic，”p.259;还可参见他的Peking Politics， 1918-1923 : Factionalism and the Failure of Constitutionalism（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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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dward A.McCord（麦致远），“Burn，Kill， Rape， and Rob
:Military Atrocities， Warlordism，and Anti Warlordism in Republican China”，收入Diana Lary与Stephen MacKinnon编：Scars of War: The Impact of Warfare on Modern China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01）， p.21
:1918年春，山东督军张怀芝率领东路军开进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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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Thomas G.Rawski，China’s Republican Economy: An Introduction（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York University Joint Centre on Modern East Asia，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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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Arthur Waldron（林蔚），From War to Natio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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