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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成长中的军国主义到20世纪20年代羽翼丰满的军阀割据，中间并没有直达路线可走。[12]军阀割据诞生于中国中央政府崩坏与地方需求兴起间的复杂互动之中。19世纪中叶的省军并不是20世纪的军阀割据的预演，因为前者的领导人是仍忠于清朝的士绅， 且这些军队在战后就被遣散了。虽然省军的存在表明了清朝的孱弱，不过在清末之前，军国主义本身并不是一种分裂性的力量。是晚清的发展使得军阀割据变为可能（如果不是不可避免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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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清末改革计划实现军队现代化与职业化，结果造就了一个更加政治化的军官团。清廷有意不去创建一支单一的国家军队，而是维持着旧式的武装与分割的指挥权，以预防对其统治的威胁。不过，许多军官与士兵都对革命目标持同情态度，比起清廷，他们更忠于自己的长官以及抽象的中华民族观念。其次，晚清军队的新声望为行伍生涯提供了正当性，吸引了有理想、抱负与才华的人投身其中，他们有能力在清朝瓦解时自行其是。1902年，蔡锷在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上撰文支持军事教育，理由则是“军者，国民之负债也”[13]。 辛亥革命未能创立稳定政府，这不仅造成了权力真空，而且带来了持续的正当性危机。当文职政治家无法达成一致时，军人则抓住机会出来“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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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辛亥革命的形式——各省独立而非一场革命与保皇间的大内战——将省军带到了地方政治的前台。军队长官往往处于省一级政治斗争的中心。 最后，清朝瓦解后，地方精英太过孱弱，无法对所在共同体进行民事管理。而随着每一级社会的军事化， 他们转而向外在军事力量寻求支持。乡间成立了看稼团以抵御匪患，县里则成立了职业化的民团。一无所有的流民结成了匪帮。 这都造成了自下而上的军事化，最终则会与从中央向下的军队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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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担任大总统时，袁世凯始终能保持住军官们对他的忠诚。他通常能调动他们，防止他们获得权力基础，但并不总能罢免他们——或把他们与其部下分离开来。“二次革命”给了袁世凯替换一些地方实力派的机会。当时西南省份云南的都督蔡锷被袁世凯诱至北京，不过这部分是由于他允许后者自行选定继任者。这让蔡锷可以在1915年返回云南，领导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运动。中央与省政府的关键位置被忠于袁世凯个人的人所占据，不过，他们的服从是有条件的。通过摧垮共和政治制度、消灭精英反对派、滥用国家主义的正当性， 以及坚持严格的自上而下统治，袁世凯为接下来的军阀主义打开了大门。1913年的二次革命以及1916年的护国运动同样加剧了中国社会持续的军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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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阀体系强烈地影响了政治发展。民国失去了正当性。许多曾催化辛亥革命的政治理想都名誉扫地。由于国会议员表现得腐败而堕落，代议制民主这一理念受到了阻碍。而随着宪法被以越来越快的频率撕毁又重新制定，立宪政府的理想也名誉扫地了。用政治学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的话说就是：“1916年后，伴随着每一次的派系冲突循环，可以感觉到，政客利用立宪的虚伪程度在升高；相应的，公众对共和政体的支持则在降低。”[14]政敌每次都被诋毁为破坏分子。1914年，袁世凯废除议会，理由是其成员是些对中国命运漠不关心的自私个人。主要军阀互称对方为叛徒，革命者则将军阀称为窃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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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位政治精英的声誉都被玷污了。一方面，军阀割据为人憎恨；另一方面，可以称为尚武的价值仍具有自身的生命力。“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毛泽东在1927年做出的著名陈言，代表的是仅过一代人就发生了的重大的意识转变。在科举制于1905年废除之前，通行的观念是权力出自对经典文化的谙熟，纵然这从来不是完全真实的，但它毕竟代表着基本的社会规范。受过良好教育的士人注定就该统治别人。然而，国民党（20世纪20年代后期）与共产党（在其后一代人）建立的政治制度都从军阀时期的经验教训中获益匪浅。在接下来所有的政府中，军人都扮演着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此外，军人提供了好公民的重要典范——守纪律、忠诚、热情、富于自我牺牲精神，以及一种更广义的现代性。军国主义理想有助于新政党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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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社会效果来说，军阀主义是灾难性的，特别是加剧了乡村的困苦。这不仅是说军阀强行征税与征兵，让人忍无可忍，也是说不可预测的兵灾让生活变得更加朝不保夕。虽然农业共同体需要军事保护者，但地方民团、匪帮以及外来军队狼狈为奸，没有任何一方是农民可以信赖的朋友。缺乏地方税收收入与农业信贷， 也没有人来领导乡村共同体，这些都意味着关键性基础设施——例如灌溉与预防水患的水坝与河堤——的状况在持续地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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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命的损失同样高昂。战争可能变成溃败。获胜的军队往往由侵入“他”省的士兵组成，他们会将自己的怒火转向平民。士兵——受官长虐待，军饷微薄，且甚至饥肠辘辘——会径直从农民与商人手中夺走他们想要的东西。历史学家麦致远（Edward McCord） 描述了一种劫掠：“通常的策略是，派遣少量士兵边开火边穿过村庄。试图逃跑的村民会正撞入军队主力之手，后者捆绑并抢劫所有男人，并强奸妇女。”[15]尸体也会被毁坏——剜掉眼睛，切掉生殖器，挖出心脏。有的军阀会试图在其部队中维持纪律甚或惩罚此类行为，但有如此名声的少之又少，更多的军阀被当作可怕的野兽。士兵不得不依靠乡村为生，恐怖政策是一种确保所控制人口驯顺的方法。随着军阀尽力扩大其军队规模，农家子弟被征召入伍，土匪也被收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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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历史学家表示，军阀割据的邪恶被夸大了。第一，有许多地区一直没有受到影响，军阀的暴行通常是高度地方性与暂时性的。第二， 军阀更倾向于让其军队不受损失，一般试图避免真的打仗。第三，与常态活动相比，他们对社会与经济的整体影响要小得多。经济史学家们在近著中指出，20世纪第二个十年与20年代，经济是在正增长。[16]从20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期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工业快速扩张，绝大部分年份的平均增长率在9%到13%之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更高（由于列强无暇东顾）。在这一形势下，农业产量同样相当可观，可以与人口增长（从1912年的四亿三千万到1930年的五亿）保持同步。尽管绝大部分军火购自西方，但中国自己的兵工厂也有所贡献；铁矿开采有所发展，建成了一些钢铁厂；公路与铁路网也有所改善。历史学家林蔚（Arthur Waldron）主张说，越来越频繁的战争使军备竞赛成为必要，这反过来有助于工业的发展。不过，他也指出，战争造成了经济动荡、金融恐慌、特别税，以及对交通、通信以及财产的破坏。[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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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时期，地方政府同样显示出某些连续性。智识与文化生活——至少在那些受到列强保护的城市中——繁荣兴旺，换句话说，并不是中国人生活的所有方面都陷入了混乱之中。有许多中国乡村未罹战火，大部分军阀打起仗来也就是装装样子。不过，尽管大规模的战争寥寥无几，但战争的紧张与日俱增。1924年，为争夺北京的控制权，中国东部爆发了全面战争。虽然不是每个人都直接受军阀割据之苦，但很少有人能逃脱其间接影响（尤其是在农村地区）。纵使就经济来说，不可能估量出军阀割据的确切后果，但我们可以假设，若没有它，经济增长本可以更快并更加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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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甚至城市也受到了影响。战败或被遣散的士兵对城市地区是个威胁。当战事加剧时，军阀为供其所需，会向商人们压榨钱财。城市居民以及他们的马匹、人力车、马车与汽车，并不比农民更能免于强征的扰害。逃跑者会被射杀。当士兵们驻扎在城镇里或附近时，简直就如同一场入侵。他们会闯入所有店铺，拒付货款，或迫使店主接受一文不值的白条。1924年，一名西方记者如此描绘一伙正要乘船离开苏州的士兵
:“他们几乎身无分文，于是首先冲到当铺去，用自己相当不值钱的物品典当现款，为一件可能只值一美元的东西，他们会要价十美元。当铺老板一般都是他们要多少就给多少。因为拒绝掏钱，一位老板的大部分牙齿被一伙匪兵敲掉，人也几乎被打死。”[18]中上阶层同样受到了侵扰。银价暴涨伤害了每一个人，政府债券的投资者亏了本。信用缩水，紧接着则是商业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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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通史有时会略过袁世凯与军阀。确实，他们令读者灰心丧气。但为理解这一时期更具活力的那些变化，必须对袁世凯与军阀的力量所在与根本弱点有所把握。正如我们将在后面章节看到的，他们对未来的政治进程影响很大。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格言听起来像是老生常谈，但事实上，它是对新政治现实的勉强的也是部分的承认。直到21世纪，对军阀割据乱局的恐惧仍会被用来论证强有力中央政府的正当性；在很长时间内，辛亥革命的命运也一直是政治文化里的中心主题——所有政治与社会批判都必须以某种方式回应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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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与政治集会、政党与社会运动、商人与职业联合会、学校与学生示威抗议，以及概而言之，关心国事的公民行动，这些“公共领域”的扩展只是被袁世凯与后来的军阀延缓了，但并未被阻止。当然，学生联合会、工会乃至商人团体都会遭受嫌疑犯待遇，记者会遭到射杀。然而， 军阀虚弱的行政管理为社会团体留下了一定的自组织空间，地方精英经常介入如施济所这样的准公共服务。在军阀政权更迭时，商会确保警察能领到薪水。某种程度上，在一些外国租界地（尤其是上海公共租界）中，言论自由受到保护。大学经常处于外国的保护之下，间或为学生持异见者提供避难所。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智识与文化创新（包括几种保守主义思想），它们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再次出现。不过，所有这些都与乡村无关，我们将在下一章考察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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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rnest P.Young（杨格），“Nationalism， Reform，and Republican Revolution: China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收入James B. Crowley编：Modern East Asia: Essays in Interpretation （New York：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70），p.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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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dward Friedman，Backward Toward Revolutio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Par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4）， p.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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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ryna Goodman，Native Place，City，and Nation : Reginal Networks and Identities in Shanghai，1853-1937（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pp.217-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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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Jerome Chen（陈志让）， Yuan Shih-k’ai（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116-128;以及Ernest P.Young（杨格），The Presidency of Yuan Shih-k’ai（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7）， pp.123-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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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这位激进分子是沈定一，一度是孙中山的同事。引自R.Keith Schoppa（萧邦奇）， Blood Road: The Mystery of Shen Dingyi in Revolutionary China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p.29（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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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见Ernest P.Young（杨格）， The Presidency of Yuan Shih-k’ai，pp.21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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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对袁世凯试图称帝的探讨，参见Jerome Chen（陈志让）， Yuan Shih-k’ai，pp.162-178;Ernest P.Young（杨格）， The Presidency of Yuan Shih-k’ai，pp.210-240;以及Peter Zarrow（沙培德），“Political Ritual in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收入Kai-wing Chow（周启荣），Kevin Doak与Poshek Fu（傅葆石）编，Consturcting Nationhood in Modern East Asia
:Narrative Schemes， Nostalgia， and Ambiguity of Identitie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1），pp.149-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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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参见Andrew J.Nathan（黎安友），“A Constitutional Republic: the Peking Government， 1916-1928”，收入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2（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256-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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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Arthur N.Waldron（林蔚），“The Warlord
: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Understandings of Violence， Militarism，and Imperialism，”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96，no.4（October 1991），pp.1073-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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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观点与引文均出自His-sheng Ch’i（齐锡生），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1916-1928（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183-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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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Arthur Waldron（林蔚）在From War to Nationalism: China’s Turning Point， 1924-192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中对这些事件做了很好的分析， pp.18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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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dward A. McCord（麦致远），The Power of the Gun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Chinese Warlord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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