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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通史有时会略过袁世凯与军阀。确实，他们令读者灰心丧气。但为理解这一时期更具活力的那些变化，必须对袁世凯与军阀的力量所在与根本弱点有所把握。正如我们将在后面章节看到的，他们对未来的政治进程影响很大。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格言听起来像是老生常谈，但事实上，它是对新政治现实的勉强的也是部分的承认。直到21世纪，对军阀割据乱局的恐惧仍会被用来论证强有力中央政府的正当性；在很长时间内，辛亥革命的命运也一直是政治文化里的中心主题——所有政治与社会批判都必须以某种方式回应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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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与政治集会、政党与社会运动、商人与职业联合会、学校与学生示威抗议，以及概而言之，关心国事的公民行动，这些“公共领域”的扩展只是被袁世凯与后来的军阀延缓了，但并未被阻止。当然，学生联合会、工会乃至商人团体都会遭受嫌疑犯待遇，记者会遭到射杀。然而， 军阀虚弱的行政管理为社会团体留下了一定的自组织空间，地方精英经常介入如施济所这样的准公共服务。在军阀政权更迭时，商会确保警察能领到薪水。某种程度上，在一些外国租界地（尤其是上海公共租界）中，言论自由受到保护。大学经常处于外国的保护之下，间或为学生持异见者提供避难所。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智识与文化创新（包括几种保守主义思想），它们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再次出现。不过，所有这些都与乡村无关，我们将在下一章考察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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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rnest P.Young（杨格），“Nationalism， Reform，and Republican Revolution: China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收入James B. Crowley编：Modern East Asia: Essays in Interpretation （New York：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70），p.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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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dward Friedman，Backward Toward Revolutio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Par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4）， p.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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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ryna Goodman，Native Place，City，and Nation : Reginal Networks and Identities in Shanghai，1853-1937（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pp.217-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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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Jerome Chen（陈志让）， Yuan Shih-k’ai（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116-128;以及Ernest P.Young（杨格），The Presidency of Yuan Shih-k’ai（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7）， pp.123-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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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这位激进分子是沈定一，一度是孙中山的同事。引自R.Keith Schoppa（萧邦奇）， Blood Road: The Mystery of Shen Dingyi in Revolutionary China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p.29（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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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见Ernest P.Young（杨格）， The Presidency of Yuan Shih-k’ai，pp.21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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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对袁世凯试图称帝的探讨，参见Jerome Chen（陈志让）， Yuan Shih-k’ai，pp.162-178;Ernest P.Young（杨格）， The Presidency of Yuan Shih-k’ai，pp.210-240;以及Peter Zarrow（沙培德），“Political Ritual in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收入Kai-wing Chow（周启荣），Kevin Doak与Poshek Fu（傅葆石）编，Consturcting Nationhood in Modern East Asia
:Narrative Schemes， Nostalgia， and Ambiguity of Identitie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1），pp.149-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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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参见Andrew J.Nathan（黎安友），“A Constitutional Republic: the Peking Government， 1916-1928”，收入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2（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256-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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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Arthur N.Waldron（林蔚），“The Warlord
: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Understandings of Violence， Militarism，and Imperialism，”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96，no.4（October 1991），pp.1073-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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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观点与引文均出自His-sheng Ch’i（齐锡生），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1916-1928（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183-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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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Arthur Waldron（林蔚）在From War to Nationalism: China’s Turning Point， 1924-192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中对这些事件做了很好的分析， pp.18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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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dward A. McCord（麦致远），The Power of the Gun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Chinese Warlord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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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蔡锷
:《军国民篇》。引自Han van de Ven（方德万），“The Military in the Republic，”China Quarterly no.150（June 1997），p.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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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Andrew J.Nathan（黎安友），“A Constitutional Republic，”p.259;还可参见他的Peking Politics， 1918-1923 : Factionalism and the Failure of Constitutionalism（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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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dward A.McCord（麦致远），“Burn，Kill， Rape， and Rob
:Military Atrocities， Warlordism，and Anti Warlordism in Republican China”，收入Diana Lary与Stephen MacKinnon编：Scars of War: The Impact of Warfare on Modern China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01）， p.21
:1918年春，山东督军张怀芝率领东路军开进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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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Thomas G.Rawski，China’s Republican Economy: An Introduction（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York University Joint Centre on Modern East Asia，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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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Arthur Waldron（林蔚），From War to Natio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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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引自Arthur Waldron（林蔚）， From War to Nationalism，p.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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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 第五章 乡村社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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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社会群体——学生，专业人士（记者、医生、律师、护士），商人资本家，知识分子以及妇女——被辛亥革命动员了起来， 他们开始找寻各自的声音。尽管对此的压制往往很严厉，但该努力获得了部分的成功。军阀可以垄断强制权力，但却无法宣称拥有正当性， 也几乎从未试图垄断政治话语。民众有被剥夺感，原因是他们获取权力的期望升高了，而现实则否定了这一期望；不过，并没有什么人被强制噤声。纵使新社会群体在国家层面并不强大，但在地方上却很有影响力。在城市里，公共领域——非官方协商一致活动——在教育、出版、专业与商业组织的世界中成长并制度化，也出现于形成中的工人阶级的行会与工会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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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已看到的，军阀割据增加了中国社会所承受的压力（尤其是在乡村中）。不过，我们必须同样考虑到较长时段的人口与经济发展。无论政治与文化的发展如何激烈，在中国经济史上，20世纪早期都不算是一个断裂。[1]问题随之出现：如果说经济结构并没有大的改变，那么社会结构又是如何呢？就农业来说，研究者便在产量是落后于、领先于还是仅仅与人口增长保持同步的问题上分歧明显，他们同样在不平等是否增加或收入分配是否保持不变的问题上意见不一。在追踪这些情况方面，晚清与民国政府都毫无作为。中国广阔而多元，很难获得可靠的数据。就地理范围与所涵盖的时间来说，西方与日本的调查都太有限了，且这些问题还高度政治化。纵使准确的经济图景仍有点模糊，但仍可以对社会状况做出某些判断。我们同样可以看出当时人是如何理解这一形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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