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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8年早些时候，威尔逊演讲了著名的十四点原则，以回应布尔什维克对帝国主义的批评。列宁主义者呼吁国家独立，并相应地付诸行动。日本与欧洲列强都订有密约，与沙俄也是如此。但是，1918年2月，布尔什维克公开并废弃了日本与俄国在1907年至1917年间所订立的瓜分东北与蒙古的协定。尽管事实上，通过密约（不为中国人所知），苏俄仍保留着在东北的某些特权，但中国的公共舆论仍受到这一姿态的巨大激励。威尔逊的回应更为微妙，不过，他呼吁外交公开以及尊重各国家人民的意愿，这是足够清楚明了的。中国人尤其指望着他所主张的第五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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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有殖民要求进行自由、开明与绝对公正的调整，并基于对以下原则的严格遵守：在决定此类主权问题时，相关人民的利益应与统治权待决的政府的公平要求享有同等的权重。[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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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很谨慎的表述。不过，对中国人来说，要将19世纪所订立条约的款文理解为是不公平的，实在是一点也不困难。无论如何，威尔逊自己就补充说：“贯穿我所概述的整个计划的是一个明显的原则——正义原则，即所有民族与国家不论强弱，都有依同等的自由与安全而生活的权利。”[11]然而，在战后时期，对有着正待重整的殖民帝国的国家来说，威尔逊的自由主义如同诅咒般令人厌恶，而美国并未做好强力推行这些原则的准备。国家主权与对经济扩张的信仰并存——对后者，虽尽可能采取和平的形式，但若必要，强制也未尝不可。因此，威尔逊1918年原则的第二、第三两点是航行自由，以及“应尽最大可能消除经济障碍，并建立平等的贸易条件……”[12]对威尔逊来说，帝国主义意味着殖民地与势力范围，而就定义来说，经济关系就不可能是帝国主义的。对中国铁路、矿山、工厂等的贷款与外国所有权属于门户开放传统，与帝国主义是对立的。然而，在中国的土地上，就矿山与铁路而言，外国所有权与外国军队驻扎总是同时并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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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中国对日本的债务牵累了它在凡尔赛的地位。1917年，日本的政策是通过金融援助影响段祺瑞政府。通过出让重要的特许权，段祺瑞获得了总计1.45亿元的西原借款（最终只偿还了5000万）。日本得到了在东北与蒙古北部的驻兵权，双方订立了军事合作条款（针对苏俄），日本开始训练中国的陆军与海军。这一交易帮助段祺瑞巩固了对国会与政府行政部门的控制，且增强了他与南方军阀以及孙中山的军事对抗实力。山东铁路也被作为借款抵押押给了日本，驻日公使章宗祥（后来在1919年5月4日遭学生痛打）在1918年9月表示，对日本在山东省的青岛、济南两市以及铁路沿线驻兵的要求，中国政府“欣然同意”。这些内容就包含在日本于凡尔赛公开的文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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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对中国的情况表示同情，但威尔逊面对的是多疑的盟国以及仍在力求加入强国世界的日本，日本试图让和会公开支持种族平等观念，但却遭到拒绝——虽然这可能是没有法律效力的无害宣言，然而澳大利亚与美国担心，它会鼓励来自亚洲的移民。或许，山东被当作对日本的安抚。威尔逊还非常希望日本能加入国联。最后，需要注意的是，美日贸易比美中贸易规模大得多，而对日本——但不是对美国——来说，中国在战略与经济上都至关重要。讽刺性的是，在三年后的1922年，日本就正式将山东交还给了中国。不过，作为支付山东铁路与其他改进设施费用的国库券的所有者，日本保留了自身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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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门户开放”大致获得了尊重，局势也一直相当稳定，直到这十年的末尾，都没有发生任何大的领土掠夺事件。日本领导人（一度）同意美国对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愿景。不过，这也就是说，中国民族主义者的要求在持续受挫。因此，“威尔逊的自由主义”既提示了民主观念的真正力量，也提示了西方帝国主义严重的伪善。第一次世界大战毁坏了西方在中国的声誉，如梁启超（一生中从没有比这时更传统）就质疑西方价值，力促回归更古老的儒家规范。中国人用西方自身的标准来评判并谴责它。“威尔逊的自由主义”的困境在于：它既不能认可现状，又无法终结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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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之交，中国知识分子曾担心国家将被瓜分。20世纪20年代，中国人仍怀着亡国的恐惧。五四运动反映了对这一形势的复杂解析：帝国主义并不仅是一种来自外国人的威胁。中国问题的一大部分就在内部，既是结构性的，也是就领导层而言。因此，学生们高呼“外争主权，内除国贼”。辛亥革命曾将问题归咎于满人，但在1919年，很明显，卖国贼都是汉人。与此同时，外国人若作为朋友而非帝国主义者而来，就将被当作朋友对待。例如，在1919年至1921年间，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与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就进行了广受欢迎的旅行讲演。两人在政治上都是进步主义者，这增加了他们的吸引力。得益于辛亥革命的失败，五四运动提出了自己的解析：单靠政治不是办法。在政治领域内，若说组织性突破的达成尚须更多时日，至少激进分子已认识到，必须将大众带入政治、将政治引向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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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的政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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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激进主义与晚清激进主义间隔不到30年。如果说年长一代接受的完全是儒家教育，1919年走上街头的年轻一代则受教育于以西学为主的中学与大学。两代人讲的并不一定是同样的政治语言。[13]比起年长一代对其儒家教养的强烈反抗，年轻一代对传统的负担要轻松一些。（我们这里所说的不同“代”成员，其年龄有时仅差几岁。在这一意义上，代际认同反映的是文化的快速变革。）此外，在观念与组织策略上，五四抗议者也都与之前有着重要的连续性。从晚清到五四自觉，绝大部分转变都是老师一代教给学生一代的。1919年，在北大的教职员中，有许多都曾是反清革命者——包括该校校长蔡元培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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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历史学家有时会认为，中国民族主义（像所有民族主义那样）倾向于仇外——是无知、保守而非民族自豪感的问题。依此观点，不管帝国主义多么野蛮，它都是世界性的，因为毫无疑问，它联系并影响了不同的文明。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看起来则更具世界性。民族主义学生与商人都受过良好教育，通情达理，对世界博闻多识，对普世价值与理想感兴趣，并操着进步与启蒙的语汇。倒是西方与日本帝国主义显得思想狭隘、无知且种族主义，并仍依靠炮舰而非理性。重要的是，必须记住，帝国主义不仅是对棉花进口或英、美烟草公司的经济影响的一整套抽象疑问，而是一种活生生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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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中，传教士因为干预词讼、介入乡里间的其他争端（尤其是当一方是基督徒而另一方不是时）而声名狼藉。如下故事数不胜数，许多中国老百姓都耳熟能详。[14]1902年，两名英国传教士在湖南西部的郴州安顿了下来，建立起一座教堂与一所医院。霍乱肆虐，民间流传说，传教士的女管家将白色粉末投到了镇上的水井里。2000人聚集了起来，指控她与传教士向水井内投毒。事态逐步升级，直到两名传教士被殴打致死。汉口英国领事要求惩治当地社群与地方官。他们甚至要求将一名被看到踢了其中一具尸体几脚的14岁的小伙计处死。清廷罢免了相关官员，逮捕了300人，其中10人被处决，其他一些人瘐死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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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里，外国士兵与水手无处不在。他们通常是来找乐子的，却引发了数不清的争端。在酗酒斗殴中，如果有中国人死亡，外国行凶者只会被轻微处罚，再给死者家一点赔偿金，便算了结。例如在1904年的上海，两名喝醉了的俄国水手雇了辆人力车，要求把他们拉回舰上。 当人力车夫要他们付车费时，其中一名水手大发脾气，从附近的木匠手中抢过一把扁斧，却没杀死人力车夫，而是砍向了过路行人的头颅。[15]俄国当局坚持治外法权，自行审结了该案。引人注意的是，他们以该水手杀死的并不是他要谋害的对象为由，判处他犯有“相当偶然的”过失杀人罪，只需服四年苦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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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流逝，此类事件成倍增加。不同的政治团体发现，它们在反帝上有着共识。虽然没有一家上海公园真的公然竖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标牌，但绝大部分中国人一点都不费力就相信了它的存在，这显示了他们对作为一种活生生的经验的帝国主义的理解。（不过，有些公园确实禁止中国人入内，除非是陪伴雇主的佣人。）这里的要点在于，五四运动的普及以及对学生的尊敬都与帝国主义直接相关。这一运动将一度保留于精英讨论中的政治与政策问题带入了城市民众的话语之中。学生不仅动摇了政府的统治，而且将一种新的政治带给了中国。街头政治还扩展了由知识精英、军阀、行政官僚与职业政客支配的旧式政治世界。五四运动可以类比于1895年康有为组织的公车上书运动，两者都将政治思虑移入更广阔的视野之中，从而发挥了激进力量的作用。康有为转向士大夫同伴，五四运动则自觉地转向“人民”。1919年，甚至康有为（此时大致是保守的）也赞扬学生，指出“自有民国，八年以来，未见真民意、真民权，有之自学生此举始耳”[16]。1895年的抗争仍相对镇静，1919年的兴奋与危险则要大得多。各种各样的流言出现，从士兵镇压街头学生，到他们临阵倒戈、联合学生去推翻政府。但正如1895年，年轻的士大夫要求发出自己的声音；1919年，公民权观念深入人心。15岁的女孩们宣称有权利讨论政策并以民族的名义发言。公共演讲是一项权利而非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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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学生并不总是和谐一致的。6月，斗争仍在继续，他们失去了希望复课的教师们的支持。不过，在中国各主要城市，学生们走上街头宣讲，这是高度组织化的联系城市民众的运动。一群群学生被分派去劝说商人与顾客抵制日货。学生们的权威来自愿意为共同体利益献身，他们还继承了传统士人的某些声望。至少在上海，学生们转而强制执行抵制日货。不是所有中国商人都能从抵制中获益，许多店主失去了生意，且不敢从中弄虚作假。学生们担心出现暴力，不想因此招致外国巡警的强烈反应，因此，他们竭力维持秩序。学生们一边宣传仇日，一边又不得不劝阻群众袭击日本人（此类事件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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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此次运动和平而有纪律，甚至堪称肃穆。学生们示威游行，纪念被军警杀害的烈士，发誓救国。他们的号召力不仅在于言辞，也同样在于行为。他们宣称将无私地行动，这对保持自己的正当性至关重要。因此，这是纯洁政治，同样也是一种新的街头政治。由此，多阶级学生运动与军阀以及政客的阴谋诡计的巨大不同清晰可见。学生们用自己的血书写标语，发誓为自己设定规矩，以此加强自身的目标感。甚至那些不赞同学生的某些要求与策略的国人也会赞赏他们的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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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类政治确有先例可循。1905年，为抗议美国的种族移民政策，学生与商人联合发动了一场短暂但却有效的抵制美货运动。1915年，袁世凯政府曾短期试图利用民众抗争来抵制“二十一条”。学生罢课、示威游行与群众集会植根于始于世纪之初的反满运动。更基本的是，学生的自我正义感出自士大夫的政治异见与责任传统（这同样激发了康有为）。因此，如果我们比较学生在1911年与1919年的作用，那么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变化。但就数量而论，五四运动所卷入人众的数量前所未有——中国各主要城市中数以万计的学生、工人与几千名商人，且“就性质而言”，它将政治活动带到了一个新的平台。这可能更多反映了20世纪头20年中国社会的变化，而非对政治日渐成熟的理解（尽管它同样发挥了作用）。如果说辛亥革命显示了激进知识分子、学生与省督、军阀的暂时联合，五四运动则是在反帝与反对腐败的中国政府机关的基础上，创造出了多阶级的政治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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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训练了未来的领导者，以此为未来的抗争定下了模式。在接下来的30年中，罢课周期性地持续发生；学生动员经常化了，对学生的巨大同情则保持了下来。五四运动让成千上万的人认为政治问题对个人关系重大。毫无疑问，他们中有些人并没有一直被政治化，但确实有许多人是这样了。他们不得不放弃单纯的抗争运动——这根本上就是一时的。由此，各种各样的长期办法得以形成。其中，特别重要的是独立政党，它不是附着于某一军阀派系，而是要彻底推翻整个军阀制度。我们将在第十章讨论国共两党，不过，此处的要点在于，没有五四运动，它们就不会出现。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不仅有政治化，也有政治的职业化。 虽然，对五四运动来说，职业政客——老的国会议员——几乎与军阀一样卑劣，但是，一种新的政治家正在出现，他们献身于某一事业，并代表着政治的扩展。他（或越来越多地，她）并不是1911年模式中的革命密谋者，相反，即使在从事地下工作时，新政党的成员也是在献身于对原则力量的长远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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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代表着一个未完成的政治计划，留下了不少未解决的问题。街头示威游行是一种有效但又终归有限的手段。一个人可以影响政府，但只能改变后者对某一特定政策的态度，或推动小范围的改革。一个人可以去从政，但接着是否同样会被卷入军阀制度的阴谋诡计之中？会有人想要推翻整个制度，但怎么做？且革命带来的混乱是否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如同1911年所显示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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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单纯政治的方式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1915年以来，新文化运动单纯文化的方式也失败了，或至少太过缓不济急。五四运动把文化与政治的主题及策略结合起来。到20世纪20年代早期，新生的国共两党吸纳了五四运动所迸发出的大部分热忱。不过，在考察这些意识形态导向的政党之前，我们必须首先看一看这一时期的智识与文化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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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革命与社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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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的一个主导性话题是女权。将女性转变为积极公民，这一尝试可以追溯到晚清。当然，只有随着教育与工作机会的扩展，女性才开始成为一种主要的社会力量。保守主义者希望将女性限制于私家之内，因此反对妇女运动。对性别差异的看法根深蒂固，同样阻碍着“完全平等”的希求发挥出它的全部潜能。法律改革姗姗来迟，社会变化则更为缓慢。不过，20世纪20年代，在五四话语里，女性主题（从婚姻自由到工作机会）成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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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语绝大部分仍受男性声音的支配。1919年，在早期的（非马克思主义的）一篇文章中，毛泽东代表自己希望动员的主要群体——学生、工人与农民——发言，呼吁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对女性，他则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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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女子。我们更沉沦在苦海！我们都是人，为甚么不许我们参政？……为甚么不许我们交际？……无耻的男子，无赖的男子，拿着我们做玩具，教我们对他长期卖淫，破坏恋爱自由的恶魔！破坏恋爱神圣的恶魔！……什么“贞操”却限于我们女子！……整天说什么“贤母良妻”，无非是教我们长期卖淫专一卖淫。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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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毛泽东还以一位湖南当地女性的自杀唤起了全国的注意。他写了一系列文章，宣称赵女士是因父母违反其意愿包办婚姻而被逼自杀。她在自己的裹脚布中藏了一把剃刀，在抬往新郎家的花轿中割喉自尽。 毛泽东谴责这不道德的婚姻制度，得出结论说：“社会里面既含有可使赵女士死的‘故’，这社会便是一种极危险的东西。”[18]这样，赵女士便成了为女权而死的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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