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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此次运动和平而有纪律，甚至堪称肃穆。学生们示威游行，纪念被军警杀害的烈士，发誓救国。他们的号召力不仅在于言辞，也同样在于行为。他们宣称将无私地行动，这对保持自己的正当性至关重要。因此，这是纯洁政治，同样也是一种新的街头政治。由此，多阶级学生运动与军阀以及政客的阴谋诡计的巨大不同清晰可见。学生们用自己的血书写标语，发誓为自己设定规矩，以此加强自身的目标感。甚至那些不赞同学生的某些要求与策略的国人也会赞赏他们的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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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类政治确有先例可循。1905年，为抗议美国的种族移民政策，学生与商人联合发动了一场短暂但却有效的抵制美货运动。1915年，袁世凯政府曾短期试图利用民众抗争来抵制“二十一条”。学生罢课、示威游行与群众集会植根于始于世纪之初的反满运动。更基本的是，学生的自我正义感出自士大夫的政治异见与责任传统（这同样激发了康有为）。因此，如果我们比较学生在1911年与1919年的作用，那么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变化。但就数量而论，五四运动所卷入人众的数量前所未有——中国各主要城市中数以万计的学生、工人与几千名商人，且“就性质而言”，它将政治活动带到了一个新的平台。这可能更多反映了20世纪头20年中国社会的变化，而非对政治日渐成熟的理解（尽管它同样发挥了作用）。如果说辛亥革命显示了激进知识分子、学生与省督、军阀的暂时联合，五四运动则是在反帝与反对腐败的中国政府机关的基础上，创造出了多阶级的政治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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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训练了未来的领导者，以此为未来的抗争定下了模式。在接下来的30年中，罢课周期性地持续发生；学生动员经常化了，对学生的巨大同情则保持了下来。五四运动让成千上万的人认为政治问题对个人关系重大。毫无疑问，他们中有些人并没有一直被政治化，但确实有许多人是这样了。他们不得不放弃单纯的抗争运动——这根本上就是一时的。由此，各种各样的长期办法得以形成。其中，特别重要的是独立政党，它不是附着于某一军阀派系，而是要彻底推翻整个军阀制度。我们将在第十章讨论国共两党，不过，此处的要点在于，没有五四运动，它们就不会出现。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不仅有政治化，也有政治的职业化。 虽然，对五四运动来说，职业政客——老的国会议员——几乎与军阀一样卑劣，但是，一种新的政治家正在出现，他们献身于某一事业，并代表着政治的扩展。他（或越来越多地，她）并不是1911年模式中的革命密谋者，相反，即使在从事地下工作时，新政党的成员也是在献身于对原则力量的长远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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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代表着一个未完成的政治计划，留下了不少未解决的问题。街头示威游行是一种有效但又终归有限的手段。一个人可以影响政府，但只能改变后者对某一特定政策的态度，或推动小范围的改革。一个人可以去从政，但接着是否同样会被卷入军阀制度的阴谋诡计之中？会有人想要推翻整个制度，但怎么做？且革命带来的混乱是否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如同1911年所显示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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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单纯政治的方式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1915年以来，新文化运动单纯文化的方式也失败了，或至少太过缓不济急。五四运动把文化与政治的主题及策略结合起来。到20世纪20年代早期，新生的国共两党吸纳了五四运动所迸发出的大部分热忱。不过，在考察这些意识形态导向的政党之前，我们必须首先看一看这一时期的智识与文化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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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革命与社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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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的一个主导性话题是女权。将女性转变为积极公民，这一尝试可以追溯到晚清。当然，只有随着教育与工作机会的扩展，女性才开始成为一种主要的社会力量。保守主义者希望将女性限制于私家之内，因此反对妇女运动。对性别差异的看法根深蒂固，同样阻碍着“完全平等”的希求发挥出它的全部潜能。法律改革姗姗来迟，社会变化则更为缓慢。不过，20世纪20年代，在五四话语里，女性主题（从婚姻自由到工作机会）成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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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语绝大部分仍受男性声音的支配。1919年，在早期的（非马克思主义的）一篇文章中，毛泽东代表自己希望动员的主要群体——学生、工人与农民——发言，呼吁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对女性，他则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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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女子。我们更沉沦在苦海！我们都是人，为甚么不许我们参政？……为甚么不许我们交际？……无耻的男子，无赖的男子，拿着我们做玩具，教我们对他长期卖淫，破坏恋爱自由的恶魔！破坏恋爱神圣的恶魔！……什么“贞操”却限于我们女子！……整天说什么“贤母良妻”，无非是教我们长期卖淫专一卖淫。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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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毛泽东还以一位湖南当地女性的自杀唤起了全国的注意。他写了一系列文章，宣称赵女士是因父母违反其意愿包办婚姻而被逼自杀。她在自己的裹脚布中藏了一把剃刀，在抬往新郎家的花轿中割喉自尽。 毛泽东谴责这不道德的婚姻制度，得出结论说：“社会里面既含有可使赵女士死的‘故’，这社会便是一种极危险的东西。”[18]这样，赵女士便成了为女权而死的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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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能无法确切地知晓赵女士实际上是怎么想的，或在自杀时，绝望与权力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不过，有些女性确实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辛亥革命后，所谓革命者拒绝支持女性选举权，这让很多女性将妇女解放称为“未竟之业”。有些受过教育的女性发现，写作可以是解放性的。陈学昭（1906—1991）回忆称，通过将自己的第一篇文章投给上海一家报纸，她不仅挑战了严苛的家庭权威，而且发现了以写作来独立生活的可能性。[19]陈学昭筹得了自己在巴黎攻读博士学位的费用，并抵抗住了父母要其结婚的压力。丁玲（1904—1986）可能是五四时期最著名的女作家，她大胆地描写女性的性兴趣；不过，对解放的与未解放的女性两者都面对的困境，她并不是唯一一个探索者。[20]男作家倾向于创作现实主义小说，大部分女作家的作品则是自传与内省性的。然而，五四时期的女作家别无选择，只能考虑如何做现代女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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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女作家的作品（尽管在格调与政治立场上都差别很大）中，尤其引人注目的一点是，与支持女性主义的男作家不同，她们塑造的女性并非完全无权，且仍不满于新社会的自由。在《莎菲女士日记》中，丁玲讲述了一位女性（并不完全像丁玲本人）的故事，她脱离了传统的父权制家庭，却仍然不安且不幸。许多女性创作了完全自传性或半自传性的作品，讲述长大与逃离旧家庭的故事。例如，在学校就读的萧红（1911—1942），当父亲要求她嫁给自己选定的男子时，她就离家出走。她与自己学校的一名老师同居，两人都被开除，被迫移居北京；在那里，他抛弃了她。她的小说处理的似乎就是发生在自己生活中的问题。例如，《弃儿》讲述的就是一名被迫遗弃自己孩子的妇女的故事：“我怎么办？没有家，没有朋友，我走向哪里去呢？只有一个新认识的人，他也是没有家呵！”[21]小说《隔绝》采用的是一位年轻女性写信给自己情人的方式，我们看到，她被母亲禁闭起来，以保证与另一名男子的包办婚姻能顺利举行。小说作者是哲学家与历史学家冯友兰的妹妹，事实上，他们的母亲对自己的孩子要开明得多。[22]小说于1923年发表后，因为对未婚者之间的浪漫爱情的描摹而轰动一时。今天，倒是它对爱情与政治自觉的狂热表达看起来更引人注目：“我发觉人类是自私的，纵然物质上可以牺牲自己以为别人，而精神上不妨因为要实现自己由历史环境得来的成见，置别人于不顾。”[23]可能很少有女性会毫无疑问地接受男性激进分子的乌托邦愿景。失去了家庭支持，绝大多数女性面对的命运会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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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成为新男子与（尤其是）新女子的年轻男女面临着困境，对此，鲁迅的小说做了更为细致入微的描摹。其中的一篇讲述了一个本想要教授科学与其他现代学科的人，却只能找到一份教旧式儒家道德的工作。对一个曾经梦想改变世界的人来说，这是个静悄悄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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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四时期，亨利克·易卜生（挪威剧作家）的戏剧十分流行且影响巨大。1918年，《玩偶之家》被翻译了过来。该剧讲述的是娜拉走出自己舒适但却拘束的家庭，离开丈夫与孩子，激起了对自由恋爱、节育与离婚的赞赏性讨论。很少有女性能离开家庭独自生存，某些人（像丁玲）确实有自己母亲支持（丁玲的母亲同样放了足），其他人则有朋友与同事支持。但是，成百上千的天真女子准备不足便来到了北京、上海以及其他城市，这一景象促使鲁迅在一所女子学校作了个演讲，题目就是：“娜拉走后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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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不过，并非只有年轻的女学生在用政治术语看待她们的个人问题。主导着很大一部分五四话语的“妇人问题”是对传统家庭的更大攻击的组成部分。根本上，家庭被控要为压制个人权利与变动活力（两者为复兴国家所急需）负责。现代、科学、民主与什么相对立，家庭就代表着什么。如历史学家约翰·菲茨杰拉德（John Fitzgerald）所指出的，伴侣性婚姻不仅是对父权家系的颠覆，而且要求爱人们做出自觉的承诺，与另一半同甘共苦，生死不渝，以达成“情感的共同体”——有些像公民与国家的关系。[24]总而言之，在五四时期，对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学生一代来说，这些抽象概念变得令人痛苦地切身。而对像胡适、陈独秀与李大钊这样的年长知识分子来说，自己的婚姻都是包办的，对象则是相对未受过教育乃至缠足的女性。对这些元配夫人，他们必须做出抉择。离婚？婚外情？保持忠诚？在学生中，大量攻击家长制的文字以匿名写就，以免触怒或伤害到作者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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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家瞿秋白（1899—1935）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他回忆道，自己不负责任的父亲将祖传产业挥霍一空，留下六个孩子由母亲抚养。在亲戚们的奚落嘲笑中，她自杀了，整个家庭就此分崩离析。对鲁迅来说，家庭是吃人社会的代理人，吞噬自己的孩子。在傅斯年最早发表的几篇文章中，有一篇写到，家庭是“万恶之原”。傅斯年自己在15岁时就被包办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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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于家庭负累的重大，更可以使得他所有事业，完全乌有。并且一层一层的向不道德的中心去。……咳！这是中国家庭的效用：——逼着供给，弄得神昏气殆；逼着迁就别人，弄得自己不是自己。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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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还将整个新文化运动带到了各省，带给了各地方的年轻人（如毛泽东这样的湖南人，或杭州的男青年）。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位于杭州）学生热情地加入了五四游行示威者的行列。[26]杭州本身并不是一潭死水，最激进的学生多来自摩登上海未及的乡村地区。例如施存统（1899—1970），他出生于一个贫苦农家，成了狂热的反传统主义者。1919年秋孔诞日，第一师范学生拒绝在孔庙拜祭孔子，而是前去瞻仰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复的墓，并推倒了校园里的孔子塑像。施存统写了一篇名为《非孝》的文章，攻击儒家传统最核心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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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瞿秋白一样，在生存困境中，施存统创造出了一种智识立场。1919年秋，施存统回乡探亲，他发现，尽管家里人请了草药医生来给母亲看病，并向神灵求助，她看起来还是快不行了。父亲（施存统记忆最深的是在孩提时遭他责打）要把家里的钱财留下来给她办丧事，以合于儒家礼仪。施存统则建议再找医生来诊视。他的困境在于，孝顺母亲就要好好照料她，而孝顺父亲则就必须服从他。他逃回了杭州。稍后，他宣称：“我母已无可救，我不能不救将成我母这样的人！”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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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施存统之前接触过陈独秀这样的人对儒家学说的强烈攻击，但他拒绝了它们。不过，经过五四运动，通过智识辩论，对中国困局的理解以及自己的生存痛苦，他认定儒家学说确实有罪。施存统攻击说，孝是奴隶的伦理，并直接谴责自己的父亲。同时，他指出双亲也都是未经个人同意便被强行束缚于这一社会与文化制度之中。施存统提议，以一套无政府主义制度取而代之，它没有将人们分隔开来的个人财产，并将抑制家长制以及其他罪恶。历史学家叶文心指出，北京与上海的知识分子更为政治化，更关注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家学说的影响；与他们不同，如施存统这样的“地方人士”则集中关注家庭与社会。“尽管在意识形态与不同方面社会现实的关联上，来自大都会的声音已经铺平了道路并揭示出了模式，但杭州的反传统主义者受来自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愤怒与狂热的推动，选择性地在某些特定领域中做出强烈展示，他们绝不是大都会输入品的苍白反映。”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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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对家庭的攻击的动力在于，成千上万受过教育的男女（既有年轻的，有时也有不那么年轻的）渴望建立自己的生活，获得自我实现的机会，以及实现中国的革新。许多人自视为英雄。文学学者李欧梵列举过一些年轻作家，他们抛弃了儒家合理主义与传统的标准，探索一种将人类情感、活力与爱情、真理、美以及自由联系起来的美学标准。[29]这些浪漫主义者推崇唯情论，他们的苦恼感人至深，充斥在许多文学杂志中。他们呼吁“为艺术而艺术”，且有时推崇“颓败”。浪漫主义运动经常被批评为是逃避现实，在这十年的最后，它在很大程度上被冲散了。20世纪30年代，虽然对新政治的投身或许已不能为浪漫主义者极端的个人主义留下多少空间，不过，作家郁达夫显示了浪漫主义仍能与政治冲动混合在一起：“自去年冬天以来，我的情怀，只是忧郁的连续。我抱了绝大的希望想到俄国去作劳动者的想头，也曾有过，但是在北京被哥哥拉住了。……活在世上，总要做些事情，但是被高等教育割势后的我这零余者，教我能够做些什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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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余者”似乎要带我们远离创造新中国的渴望，不过，浪漫主义者对现状的批判与政治激进分子同样严厉。我们可能应该少将五四思潮明确区分为激进主义、浪漫主义与文化主义三派，而更多将其置入一套共享的可能性与压力之中。事实上，在20世纪20年代，如李大钊、瞿秋白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历史学家与文学偶像郭沫若，1892—1978）分享着这样一种信念，那就是现实是有机且有生命的。这样的观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广为流行，它与大受欢迎的哲学家亨利·柏格森联系在一起，并伴随着道教与佛教思想，引发了对生命的共情的信念：个人必须进入其中，舍弃自我。郭沫若在信仰马克思主义之前，于1922年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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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神便是无神。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自我也只是神的表现。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现。人到无我的时候，与神合体，超绝时空，而等齐生死。人到一有我见的时候，只看见宇宙万汇和自我之外相，变灭无常而生生死存亡的悲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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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宇宙的共情（很像40年前康有为青年时的觉醒）出发，郭沫若得出了一个激进的结论：“以狮子搏兔之力，以全身全灵以谋刹那之充实，自我之扩张。”[31]这也许应被称为神秘激进主义而非神秘避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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