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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Amy D.Dooling（杜爱梅）与 Kristina M.Torgeson（杜生），Writing Women in Modern China：An Anthology of Women’s Literature From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8），pp.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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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关于丁玲，参见Tani Barlow（白露）及Gary J.Bjorge编：I Myself am a Woman
:Selected Writings of Ding Ling（Boston：Beacon Press，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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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Amy D.Dooling（杜爱梅）与Kristina M.Torgeson（杜生），Writing Women in Modern China，p.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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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同上书，p.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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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同上书，p.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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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John Fitzgerald（费约翰），Awakening China，pp.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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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傅斯年：《万恶之原》。引自Vera Schwarcz（舒衡哲），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p.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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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Wen-hsin Yeh（叶文心），Provincial Passages：Culture，Space，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6）。我们将在第十一章回到20世纪20年代的妇女这一主题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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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施存统：《回头看二十二年来的我》（1920年9月），同上书，p.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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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施存统：《回头看二十二年来的我》（1920年9月）。引自Wen-hsin Yeh（叶文心），Provincial Passages：Culture，Space，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p.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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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Leo Ou-fan Lee（李欧梵），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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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郁达夫：《写完了〈茑萝集〉的最后一篇》。引自Leo Ou-fan Lee（李欧梵），“The Romantic Temper of May Fourth Writers”，收入Benjamin I.Schwartz（史华慈）编：Reflections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A Symposium（Cambridge，MA：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2），romanization modified，p.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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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郭沫若：《〈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1922年）。 引自David Tod Roy（芮效卫），Kuo Mo-jo
:The Early Year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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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参见Andrew J.Nathan（黎安友），Chinese Democrac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Vera Schwarcz（舒衡哲），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尤其是 pp.286-302。我们将在后面各章中更详细地讨论这些问题，彼时，自封的民族主义领袖要求越来越多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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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参见Frank Dikötter（冯客），Sex，Culture and Modernity in China：Medical Scie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exual Identities in the Early Republic Period（London：Hurst & Company，1992）;Lung-kee Sun（孙隆基），“The Presence of the Fin-de-Sicle in theMay Fourth Era”，收入Gail Hershatter（贺萧）等编：Remapping China：Fissures in Historical Terrai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p.194-209；以及Gail Hershatter（贺萧），“Sexing Modern China”，收入上书，pp.7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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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Matthew Sommer（苏成捷），“The Penetrated Male in Late Imperial China：Judicial Constructions and Social Stigma，” Modern China vol. 23，no.2（April 1997），pp.140-180;Bret Hinsch（韩献博）探讨了精英传统，见其Passions of the Cut Sleeve：The Male Homosexual Tradition in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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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 第九章 国家认同、马克思主义与社会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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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世纪20年代，知识阶级与社会间的关系已经改变了。“读书人”不再是以精通经典为标志的身份团体，也不再具有特别的任官资格。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称呼知识阶级的新术语——“知识分子”，它标志着他们已成为特定的职业群体。他们虽不再宣称与帝国中心有着特殊联系，不过无疑对现代国家有着认同。他们自封的新任务是创造新叙述，对象则是国家、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文化本质以及中国的历史命运。事实上，许多人抱着英雄式的自我形象，认为自己将唤醒沉睡的大众，让垂死与颓败者恢复生机，并创造出一个新世界。但是，面对着一个暴力肆虐、内外掠夺势力横行以及几百年来广大农民生活基本无大变化的社会，知识分子到底能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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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负担沉重地压在新知识分子的肩上。当然，新文化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已将传统（尤其是那些能被标识为“儒家的”）拒斥为已死的重负、专制独裁、反科学、反民主以及根深蒂固的保守。20世纪20年代、30年代马克思主义者对儒家学说阶级本性的批判就从这一观点出发。马克思主义者指责儒家学说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通过家长制与霸权意识形态的伪装，促进“虚假意识”，试图使农民与工人相信他们天生命苦，从而正当化对农民阶级的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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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儒家学说的角色是什么？据说，中国知识分子在寻找一种新的正统教义，以寻回自己先辈曾拥有的确定性。因为儒家学说曾提供一种似乎能回答所有问题的正统教义，所以最终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类似的完备意识形态走上了前台。内容不同，但社会功能却类似。在最粗疏的形式中，这一理论甚至主张两者内容上也有着连续性——从帝制时期的“东方专制主义”到毛泽东时代的人民民主专政。显然，前提是，马克思主义在某些方面比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或其他吸引了许多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更适合成为正统教义。这一命题需要论证。更根本的问题是，对20世纪中国的任何考察都无法接受这样的观点，那就是脱离帝制时代后，有某条简单的路可走。即使对中国知识分子投以最简短的一瞥，也会看到他们是在反复探求真理，而非刻意找寻新的正统教义。不过，正如历史学家约瑟夫·列文森所指出的，“（传统在共产主义中国）存活了下来，这一现象绝非眼睛耍的把戏”，然而，“旧结构的许多条砖仍在，但结构本身却不存在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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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探寻的是切合社会现实的活生生的真理。这或许反映的是强调践行的儒家主流传统，而不是追求形而上永恒真理的柏拉图传统。这也解释了为何杜威实用主义式的自由主义会具有如马克思主义般的巨大吸引力。事实上，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过是正统教义旧瓶装新酒，这一观点带来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儒家学说相对很少要求意识形态化的献身。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守是建立政权的一个必要手段，但中国人似乎有段时间“冷落”了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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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即使儒家遗产几乎没有影响到新思想的内容，它却可能形塑了知识分子构想其任务的方式。 历史学家林毓生指出，新文化对儒家学说的总体主义式攻击（它没有任何价值，必须被彻底清除）反映的是一种对文化问题的传统方法。[2]特别是在他看来，正确的知识结构将导向正确的行动，这一信念就是儒家认识论的反映。五四一代同样相信，构想出正确的观念是必要而可能的，且这将满足一切需要。甚至对传统最具破坏性的批判也仍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传统的影响，这一观点既是反讽性的，又并不出人意料。然而，反传统主义是不是对主流思想的确实描述仍并不清楚。如陈独秀、鲁迅与胡适这样的反传统主义者确实建构起了对传统的有力批判，这一批判主导了新文化运动，并继续影响着从五四运动到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意识形态。但在许多方面，这一批判也受到了挑战。就强调个人道德以及相信好人可以作为共同体楷模而言，许多知识分子都大致可算作“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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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反传统主义者雄辩滔滔，但也无法占据我们的全部注意力。考虑到知识分子对中国问题的回应的多样性（包括重塑儒家学说的努力），应该在偶然与意料之外的地方去探寻传统的作用。考虑到知识分子面对的生存困境，他们的精神追索也不应该被忽视。同样重要的是，要记住，尽管马克思主义最终支配了智识生活，但在1920年到1949年间，皈信该主义的事实上只是很少一部分知识分子。 因此，五四时期的智识史不应该完全集中在解释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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