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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张君劢：《人生观》（1923年2月14日），见《科学与人生观》，40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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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Guy S.Alitto（艾恺），The Last Confucian
:Liang Shuming and the Chinese Dilemma of Modernit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还可参见Hung-yok Ip，“Liang Shuming and the Idea of Democracy in Modern China，” Modern China vol.17，no.4（October 1991），pp.469-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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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Chang Hao（张灏），“New Confucianism and the Intellectual Crisis of Contemporary China”，收入Charlotte Furth（费侠莉）编：The Limits of Change：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s in Republican China（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pp.276-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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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引自Wm.Theodore de Bary（狄百瑞）等编：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0），2
:190，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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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鲁迅：《阿Q正传》。英文译者：杨宪益（Yang Xian yi）与戴乃迭（Gladys Yang），The Complete Stories of Lu Xun（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1），p.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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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对民国时期太虚与佛教的富有思想性的研究，参见Don A.Pittman（白德满），Toward a Modern Chinese Buddhism：Taixu’s Reforms（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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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Arif Dirlik（德里克），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and Anarch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还可参见Peter Zarrow（沙培德），Anarchism and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0），pp.217-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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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引自Vera Schwarcz（舒衡哲），Time for Telling Truth is Running Out：Conversations with Zhang Shenfu（《张申府访谈录》），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2，p.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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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讨论无政府主义》，载《新青年》9卷4号（1921年8月1日）。对共产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论战的概述，参见Arif Dirlik（德里克），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pp.234-244；德里克还讨论了共产主义者与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论战，见同书pp.225-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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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苦力：《中国无政府团纲领草案》，重印于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第4册，267页，北京，三联书店，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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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陈独秀：《克林德碑》（1918年10月）。引自Paul A.Cohen（柯文），History in Three Keys
:The Boxers as Event，Experience，and Myth（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7），p.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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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陈独秀：《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1924年9月），同上书，p.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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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参见Axel Schneider（施耐德），“Between Dao and History：Two Chinese Historians in Search of a Modern Identity for China，” History and Theory 35（October 1996），pp.54-73，以及“Conservatism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提交给“The Role of the Republican Period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Reflections and Reconsiderations”（Venice：University Ca’ Foscari di Venezia，30 June-3 July 1999）会议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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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Wang Fan-sen（王汎森），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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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Chang-tai Hung（洪长泰），Going to the People：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Folk Literature，1918-1937（Cambridge，MA
:CEA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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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 第十章 政党政治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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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的角度看待帝国主义，因此赞扬它摧毁了中国人的闭关锁国之高墙。列宁的观点则仍很微妙。他的分析从欧洲列强的扩张主义倾向开始，将其归因于“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造成的生产过剩危机——工人受着剥削，买不起由效率越来越高的工厂生产出的产品。产品与物权集中到了越来越少的人的手中，相应的金融资本也在集中。如果不是资本家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那么欧洲工人就要走向革命了。列宁看到，他们的解决办法就是将过剩产品强制输入附属的殖民地市场，剥削后者的资源与廉价劳动力。这与列强所谓的政治军事力量结合起来，导致了其对世界的瓜分。不过，垄断资本主义是不稳定的，或者说是“寄生的”，因为在经济上，债权国变成非生产性的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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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极少有经济学家（如果不是一个也没有的话）会同意列宁的分析了。20世纪早期，尽管资本过剩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但很少有人相信债权国将一直保持非生产性，而非随着全球劳动力分工的演变转入更高水平的技术阶段。不过，这里的要点并不在于列宁对帝国主义理解的片面性，而在于这一理解带来的政治后果。列宁相信，既然资本主义现在依赖于帝国主义，那么反帝运动就威胁着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世界革命将从殖民地而非先进国家（像马克思设想的那样）开始。俄国革命后，列宁在1919年创建了共产国际，以帮助“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斗争。通过打击资本主义强权的要害（它们的殖民企业、原材料来源、廉价劳动力以及市场），殖民地人民就与工业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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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被压迫民族来说，这意味着各地方的革命不应仅限于所在地的无产阶级。根据列宁的分析，在农业与手工业生产仍居支配地位的社会中，无产阶级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共产国际既寻求援助各地方的共产党，也同等程度地援助“民族资产阶级”。事实上，列宁十分确定地预料说，亚洲的斗争将主要由资产阶级与农民阶级来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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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激进分子来说，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是很有道理的。事实上，该理论的某些重要成分已被不少中国作者（如刘师培，早在1908年）预料到了。刘师培是一位倾心于某种形式的“全民”革命的无政府主义者，他说，如果世界上所有受压迫人民都起来革命，就能剥夺列强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的利益，并且鼓舞西方人民推翻他们自己的政府。不同于列宁，刘师培将帝国主义理解为种族主义、国家权力与资本主义的结合体。在这一点上，他与今天学者的观点更为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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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中国人便饱受外国帝国主义问题之害。有一点十分明确，不像它的某些邻居，中国从未完全地变成某一特定帝国的一部分。从晚清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没有一届中国政府可以宣称对全部国土拥有真正的主权。毫无疑问，它们受制于内部的弱点，但也同样受制于不平等条约——外国在城市、河流与铁路上的军事存在，以及对现代工业关键部门（银行、公用事业、造船与铁路）的支配性所有权。与中国的体量相比，外国势力在许多方面都是相形见绌的；对外国人想要做的事情，中国政府不会或不能每件都去做；列强自身也是分裂的。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人确实一直是自己统治自己。不过，如同在完全殖民地一样，帝国主义扩张的力量在中国也发挥着作用。尽管与中国的总体经济规模相比，西方资本看起来仍比较小，但它收买了政府的很大一部分。此外，它处于中国经济的要害部位（尤其是交通与制造业）。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赔款数额巨大，历届中国政府都处于债务人的位置，这严重制约了它们所能采取的行动的范围。不管对西方持有何种意识形态信念与态度，政治上活跃的中国人都很清楚帝国主义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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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后，最初的爱国精神消散了。学生最终准备复课，工人也无法无限期地罢工，商人则要让买卖重新开张。不过，虽然反帝行动从报纸首页上消失了，但在两个小政党中，反帝主义则更为中心化了。20世纪20年代，国共两党将会领导新的纪律更加严明的“国民革命”。这些“党”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建立在相对松散的一套利益与意识形态之上，主要致力于赢得选举。相反，两者都成了列宁主义政党，组织严密，权力集中（集中程度受到竞争性领袖与派系的限制），忠于其意识形态。两党严格化了成员资格（想要加入者必须证明自己是忠诚地献身于此），同时努力地动员群众力量。国民党迅速建立起了自己的军队与军校，在军事上，这是重新统一全国的序曲。国共两党都强调正确的意识形态以及对领袖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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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它们与西方政党的最大不同并不是组织，而是不得不在其中开展工作的政治语境。政治领域是竞争权力与资源的舞台，决定谁在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获得什么。在西方，“政治”一般首先是指制定政策的舞台，表面上按照运行规则与社会区隔开来，背后则有着对价值松散而广泛的共识。其次，“政治”指的是不择手段地争夺权力与财富的舞台。按照这种观点，政治是肮脏的，政客则是腐败的。在20世纪早期的中国，后一种观点居支配地位。“政治”指的是不同军阀集团间显而易见的互相倾轧，政客则被广泛看作无原则之辈。北京政府颁布了形形色色的宪法，但每一部都比上一部更令人绝望，而每一届国会则似乎都比上一届更为贪赃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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