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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张君劢:《人生观》(1923年2月14日),见《科学与人生观》,40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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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Guy S.Alitto(艾恺),The Last Confucian
:Liang Shuming and the Chinese Dilemma of Modernit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还可参见Hung-yok Ip,“Liang Shuming and the Idea of Democracy in Modern China,” Modern China vol.17,no.4(October 1991),pp.469-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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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Chang Hao(张灏),“New Confucianism and the Intellectual Crisis of Contemporary China”,收入Charlotte Furth(费侠莉)编:The Limits of Change: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s in Republican China(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pp.276-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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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引自Wm.Theodore de Bary(狄百瑞)等编: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0),2
:190,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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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鲁迅:《阿Q正传》。英文译者:杨宪益(Yang Xian yi)与戴乃迭(Gladys Yang),The Complete Stories of Lu Xun(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1),p.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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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对民国时期太虚与佛教的富有思想性的研究,参见Don A.Pittman(白德满),Toward a Modern Chinese Buddhism:Taixu’s Reforms(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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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Arif Dirlik(德里克),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and Anarch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还可参见Peter Zarrow(沙培德),Anarchism and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0),pp.217-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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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引自Vera Schwarcz(舒衡哲),Time for Telling Truth is Running Out:Conversations with Zhang Shenfu(《张申府访谈录》),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2,p.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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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讨论无政府主义》,载《新青年》9卷4号(1921年8月1日)。对共产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论战的概述,参见Arif Dirlik(德里克),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pp.234-244;德里克还讨论了共产主义者与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论战,见同书pp.225-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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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苦力:《中国无政府团纲领草案》,重印于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第4册,267页,北京,三联书店,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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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陈独秀:《克林德碑》(1918年10月)。引自Paul A.Cohen(柯文),History in Three Keys
:The Boxers as Event,Experience,and Myth(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7),p.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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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陈独秀:《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1924年9月),同上书,p.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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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参见Axel Schneider(施耐德),“Between Dao and History:Two Chinese Historians in Search of a Modern Identity for China,” History and Theory 35(October 1996),pp.54-73,以及“Conservatism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提交给“The Role of the Republican Period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Reflections and Reconsiderations”(Venice:University Ca’ Foscari di Venezia,30 June-3 July 1999)会议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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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Wang Fan-sen(王汎森),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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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Chang-tai Hung(洪长泰),Going to the People: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Folk Literature,1918-1937(Cambridge,MA
:CEA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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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 第十章 政党政治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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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的角度看待帝国主义,因此赞扬它摧毁了中国人的闭关锁国之高墙。列宁的观点则仍很微妙。他的分析从欧洲列强的扩张主义倾向开始,将其归因于“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造成的生产过剩危机——工人受着剥削,买不起由效率越来越高的工厂生产出的产品。产品与物权集中到了越来越少的人的手中,相应的金融资本也在集中。如果不是资本家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那么欧洲工人就要走向革命了。列宁看到,他们的解决办法就是将过剩产品强制输入附属的殖民地市场,剥削后者的资源与廉价劳动力。这与列强所谓的政治军事力量结合起来,导致了其对世界的瓜分。不过,垄断资本主义是不稳定的,或者说是“寄生的”,因为在经济上,债权国变成非生产性的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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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极少有经济学家(如果不是一个也没有的话)会同意列宁的分析了。20世纪早期,尽管资本过剩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但很少有人相信债权国将一直保持非生产性,而非随着全球劳动力分工的演变转入更高水平的技术阶段。不过,这里的要点并不在于列宁对帝国主义理解的片面性,而在于这一理解带来的政治后果。列宁相信,既然资本主义现在依赖于帝国主义,那么反帝运动就威胁着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世界革命将从殖民地而非先进国家(像马克思设想的那样)开始。俄国革命后,列宁在1919年创建了共产国际,以帮助“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斗争。通过打击资本主义强权的要害(它们的殖民企业、原材料来源、廉价劳动力以及市场),殖民地人民就与工业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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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被压迫民族来说,这意味着各地方的革命不应仅限于所在地的无产阶级。根据列宁的分析,在农业与手工业生产仍居支配地位的社会中,无产阶级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共产国际既寻求援助各地方的共产党,也同等程度地援助“民族资产阶级”。事实上,列宁十分确定地预料说,亚洲的斗争将主要由资产阶级与农民阶级来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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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激进分子来说,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是很有道理的。事实上,该理论的某些重要成分已被不少中国作者(如刘师培,早在1908年)预料到了。刘师培是一位倾心于某种形式的“全民”革命的无政府主义者,他说,如果世界上所有受压迫人民都起来革命,就能剥夺列强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的利益,并且鼓舞西方人民推翻他们自己的政府。不同于列宁,刘师培将帝国主义理解为种族主义、国家权力与资本主义的结合体。在这一点上,他与今天学者的观点更为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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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中国人便饱受外国帝国主义问题之害。有一点十分明确,不像它的某些邻居,中国从未完全地变成某一特定帝国的一部分。从晚清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没有一届中国政府可以宣称对全部国土拥有真正的主权。毫无疑问,它们受制于内部的弱点,但也同样受制于不平等条约——外国在城市、河流与铁路上的军事存在,以及对现代工业关键部门(银行、公用事业、造船与铁路)的支配性所有权。与中国的体量相比,外国势力在许多方面都是相形见绌的;对外国人想要做的事情,中国政府不会或不能每件都去做;列强自身也是分裂的。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人确实一直是自己统治自己。不过,如同在完全殖民地一样,帝国主义扩张的力量在中国也发挥着作用。尽管与中国的总体经济规模相比,西方资本看起来仍比较小,但它收买了政府的很大一部分。此外,它处于中国经济的要害部位(尤其是交通与制造业)。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赔款数额巨大,历届中国政府都处于债务人的位置,这严重制约了它们所能采取的行动的范围。不管对西方持有何种意识形态信念与态度,政治上活跃的中国人都很清楚帝国主义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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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后,最初的爱国精神消散了。学生最终准备复课,工人也无法无限期地罢工,商人则要让买卖重新开张。不过,虽然反帝行动从报纸首页上消失了,但在两个小政党中,反帝主义则更为中心化了。20世纪20年代,国共两党将会领导新的纪律更加严明的“国民革命”。这些“党”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建立在相对松散的一套利益与意识形态之上,主要致力于赢得选举。相反,两者都成了列宁主义政党,组织严密,权力集中(集中程度受到竞争性领袖与派系的限制),忠于其意识形态。两党严格化了成员资格(想要加入者必须证明自己是忠诚地献身于此),同时努力地动员群众力量。国民党迅速建立起了自己的军队与军校,在军事上,这是重新统一全国的序曲。国共两党都强调正确的意识形态以及对领袖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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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它们与西方政党的最大不同并不是组织,而是不得不在其中开展工作的政治语境。政治领域是竞争权力与资源的舞台,决定谁在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获得什么。在西方,“政治”一般首先是指制定政策的舞台,表面上按照运行规则与社会区隔开来,背后则有着对价值松散而广泛的共识。其次,“政治”指的是不择手段地争夺权力与财富的舞台。按照这种观点,政治是肮脏的,政客则是腐败的。在20世纪早期的中国,后一种观点居支配地位。“政治”指的是不同军阀集团间显而易见的互相倾轧,政客则被广泛看作无原则之辈。北京政府颁布了形形色色的宪法,但每一部都比上一部更令人绝望,而每一届国会则似乎都比上一届更为贪赃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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