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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谓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这一政府瓦解了。1913年7月，胡汉民以及其他领导人都被迫随孙中山流亡日本。中国各地的地方精英都寻求与袁世凯和解。孙中山新的中华革命党虽并不算成功，但强化了他与某些权势人物——包括上海的青红帮首领——的联系。他也接受日本人与（据说）德国人的钱款。在袁世凯死后，随着军阀割据的兴起，通过收买军事力量，孙中山重新夺回了广州。[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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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讨论国民党在孙中山领导下崛起前，我们必须讨论一下那个争议性话题，即他与外国的联系。若他是个民族主义者，那怎么能乞求并接受列强这么多的援助呢？事实上，在孙中山的整个政治生涯中，为获取外国支持，他屡次向后者许诺以权益作为回报。从民族主义视角看来，这实在是令人尴尬的，削弱了孙中山作为爱国领袖的资格。孙中山对问题心知肚明，他通常谋求以秘密方式达成此类协议。尤其令人尴尬的是，20世纪第二个十年，孙中山支持日本获得特许权，这确实损害了他的名声。不过，同样需要指出的是，孙中山是天生的世界大同主义者。他出生于广州地区，这里从很早开始就是中国最开放的国际贸易区域。此外，孙中山在夏威夷与香港接受教育，在国外度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朋友中有日本人、英国人与美国人。或许出于天真，他认为世界会欢迎一个更为强大的中国。尽管孙中山可能是个机会主义者，但根本上，他的爱国主义是不容怀疑的。实际上，他似乎并不打算信守给外国人做出的许多承诺。例如，在1917年早些时候，他可能从德国接受了多达两百万元的援助，他的广州政府在同年9月却向德国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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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在20世纪第二个十年后期回到了广州。他不承认北京政府的正当性，试图建立一个新政府。事实上，他宣称自己的政府是中华民国的合法政府。更现实些的是，他希望广州成为良好政府的典范以及军事上重新统一全国的基地。他承认需要军事力量的支持，宣称“欲争回真共和以求福利者，必须有二大伟力，其一为陆军，其二为海军”，“非得强大之海、陆军为国民争回真共和，则无以贯彻吾人救国救民之宗旨” [3]。他从陈炯明的军队那里获得了某些支持，但这与势力更大的反对力量——广东、广西与云南军阀（他们都对广州—香港轴线上的商业财富垂涎三尺）——相比，则相形见绌。到1918年春，孙中山被迫再次放弃广州。他在1921年曾短暂回归，但次年当陈炯明转而反对他时，不得不再次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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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令人困惑的阴谋诡计不仅反映了该时期的黩武主义，而且也反映了为大广州设定的两个目标——模范地区与军事基地——间的矛盾。在国民党的历史叙述中，陈炯明被谴责为孙中山的叛徒。但实际上，陈炯明与绝大部分广州精英一起是在致力于以联省自治实现地方发展。在掌控广东北边的福建省大部的期间，陈炯明实行了社会改革，并为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组织者提供庇护所。反过来，孙中山则一直是个中央集权主义者，他想要利用东南地区的资源征服中国的其他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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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1923年，孙中山的支持者（包括来自滇军）将陈炯明赶出了广州。在这座城市里，孙中山组建了一个小的军政府，并自任大元帅。这将构成重组后的国民党的基础。那么，孙中山不过是个小军阀吗? 公共舆论一般更多地将他当作麻烦制造者，而非国家的可能领导者。他与大军阀们交易，试图让他们互相争斗，以坐收渔利，或用孙中山的话说就是“惯常的拉一派打一派的权宜之计”。尽管他以民国的名义发言，但从国家层面来讲，他以广州为基地的小政府并没有政治上的重要性。尽管他的理想主义似乎将他与其他军阀区别了开来，但是理想本身——尤其是没有实现手段的状况下——也可以被贬斥为纯粹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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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孙中山对自身政府正当性的坚持以及理想主义确实把他与其他军阀区别了开来。不过，他与军阀主义最引人注目的决裂，则来自他的新政党组织——国民党。没有一个军阀有这样一个成员广泛、组织良好的政党。不久后，国民党发展出了旨在吸引进步爱国者的意识形态、促进社会动员的手段（尤其是对广州与上海的学生和工人）、报纸与学校，以及自己的军事力量。它已完美就位，将把20世纪20年代民族主义的浪潮推向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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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诞生于1919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八周年，正值五四运动的喧嚣之时，可以被看作孙中山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在组建的党会的最新形式。兴中会、同盟会、中华革命党，以自己为中心，孙中山一个接一个地建立了这些起义者组织。失败屡次发生，背后的一个因素则是孙中山缺乏领导技能。在组织上，国民党介于结构松散的同盟会（创建于1905年，由形形色色的革命者组织组成）与宗派式的中华革命党（创建于1914年，成员个人要向孙中山宣誓效忠）之间，将会发展出一套繁复却又灵活的意识形态，以及它自己的军事力量。孙中山与他的支持者逐渐认识到，学生运动已创造出了新的政治可能性。他个人并不赞同新思潮运动在文化上的反传统主义，不过，他赞赏五四带来的民主与民族主义推力。[4]毕竟，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就包括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更年轻一代对“科学与民主”的吁求与他的观点是相容的，他也相信技术现代化；“民生主义”理想则与通行的社会主义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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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至1920年，孙中山与他的追随者被迫从政治上引退。利用这段时间，他们发展出了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我们将在下一章考察此意识形态，在这里，只需注意一点，那就是三民主义（孙文主义）被精细化为一套反对军阀割据与帝国主义的政治纲领。孙中山还发展出了以下观念：一俟国民党夺取政权，紧接着的就是“革命时期”，在此期间将实行“训政”，以让人民为宪政做好准备。这一次，辛亥革命的错误不会再重演，革命者不会放下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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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主义并没有让新的国民党立刻就有了吸引力。在几年间，党仍然弱小且效率低下。一开始，国民党是否会不同于民国初年的议会政党仍不明确。不过，到1923年，它已能吸引到参加过五四时期组织的学生们。成百上千的人南下参与“国民革命”。为什么？发生了什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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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2月，孙中山重新取得了广州政府大元帅的头衔。该政府仍在更大的军阀部队的支配下，并依赖于争斗不休的东南、西南与华中军阀的支持或中立——他们更倾向于让相对无权的国民党而非某个更厉害的竞争对手控制广州这一重要港口。同时，尽管孙中山以意识形态确定性自居，但国民党却因派系斗争而陷于瘫痪状态。 不过，共产国际就要来拯救他了。他最初似乎是不情愿地接受了苏联的援助以及与中国共产党的联合，不过，在被其他方面拒绝后，他决定推动国民党左转。毫无疑问，“五四精神”中的革命乐观主义有助于国民党的激进化，不过，联俄的基础仍在于孙中山对国民党自身需要的理解。他在1920年与1921年都曾拒绝苏俄的提议，但到了1923年，他已经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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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要把握中国自身的政治发展，必须理解20世纪20年代的国际形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世界受某种英美轴心支配。虽然在远东，“华盛顿体系”为日本留下了某些空间，但苏俄或中国的利益却得不到承认。本质上，该体系要维护的是战后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在1921年至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欧洲列强、美国与日本齐集一堂，努力防止另一场世界大战以及民族主义革命的发生。美国、英国与日本同意限制各自的主力舰吨位。对东亚，条约在理论上承认中国的“主权”，但实际上是旨在维持现状。 因此，华盛顿体系是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事实认可。对孙中山来说，1923年秋，英国的态度清晰化了。他正式要求不要将中国海关的全部关余交给北京政府，他的广州政府也应获得其中的一部分。19世纪以来，海关总税务司就由外国人控制，以保证海关收益首先被用于赔偿欠款。尽管在西方有某些人支持孙中山的要求，但伦敦仍然拒绝了他。孙中山威胁说要动用武力截留关余，紧接着，英国海军舰队就在广州港做了一次大规模的阅兵。炮舰政策活生生地摆在眼前。到了这一步，孙中山放弃了在华盛顿体系下进行国际合作的愿望，开始操起反帝主义的语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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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新兴的苏俄无条件地谴责帝国主义。1920年3月，它公开废弃沙俄政府与清廷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这令所有中国爱国者（无论是不是左派）都印象深刻。这一步同样为共产国际代表通过边境潜入中国铺平了道路。对列宁来说，反帝主义不仅是个主要的理论信条，他还向共产国际投入了硬资源。 列宁乐于支持亚洲共产党；不过，如我们已看到的，他更迫切地想要支持更强有力的“资产阶级”运动——只要他们是反帝主义者。 事实上，列宁主义认为，中国并没有为无产阶级革命做好准备——作为无产阶级的城市产业工人阶级确实太过弱小。反过来，考虑到中国经济的落后，它倒是为某种民众的多阶级革命做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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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苏俄并没有放弃旧沙俄条约的所有特权。尤其是，它想要保证自己太平洋铁路线的安全。不过，共产国际依然找到了与中国反帝主义者的共同事业。它最初试图在北方军阀中寻找支持，但失败了；它试图将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为共产党员，这虽要成功许多，但进展缓慢。这样就剩下了孙中山。在孙中山1920年至1921年“流亡”上海期间，共产国际代表格里高利·维经斯基（Grigori Voitinsky）（他英语流利，因此可以与孙中山直接交流）以及汉斯·马林（Hans Maring）与他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一如既往，孙中山感兴趣的是能否获得帮助他组建军事力量、统一全国的援助。他似乎还对苏俄的现代化政策有着真正的兴趣；不过，他从未接受马列主义的革命观念。共产国际无法找到任何有兴趣与苏俄联合的北方军阀，又没有真正值得一提的共产主义运动，看起来，孙中山越来越像是它的最后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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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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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在共产国际顾问的鼓励下，一小群知识分子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在接下来20年中，它的发展极尽坎坷与崎岖。虽然在某些领域中有着重要性，但总体上，共产党在中国仍是一个相对弱小的政治行动者。然而，它又确实在将另一相对弱小的政党——国民党改造为一股强大且充满活力的力量上发挥了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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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建立的，不过，共产国际代表的作用也必不可少。[6]除了与孙中山会谈，1920年夏，维经斯基还与陈独秀以及其他激进分子频繁会面。他把俄国革命作为模仿对象推荐给中国人。维经斯基看起来是这一工作的很好人选。他很尊敬中国的主要激进分子，表现为一名向导与教师，而非司令官。中国激进分子已成立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到1920年底，其中的一些被转变为秘密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北大，在上海以及如广州、武汉与长沙这样的城市，在留日与留法学生中，此类组织的成员致力于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以及在可能的地方公开讨论社会主义。[7]下一步则是在维经斯基的指导下将这些小组构造为一个致力于政治行动的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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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1年与1922年，一个纪律严明的政党逐渐形成。这并不是一个自然成长的过程，而是一个甄别乃至清除的过程。无政府主义者、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乃至不想接受党的纪律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或是自愿退出，或是被清除出了组织。新成员被吸收了进来，包括工人（尤其是上海工会运动的领导者）、妇女与青年。不过，中国共产党对其成员的意识形态与个人素质要求都颇为严格。在五四一代中，只有少部分一开始就对此感兴趣，其中之一就是毛泽东。1920年，他似乎已认定无政府主义不切实际，并放弃了它，取而代之的则是马列主义。1921年7月，毛泽东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一秘密会议在上海召开，约20名参会者代表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通过了正式的纲领。吊诡的是，党的两名“创建者”（陈独秀与李大钊）都未能与会，约一半与会代表在随后一年内脱党。陈独秀被缺席选举为党的总书记，不过，很明确的是，不管是他还是中国共产党的其他许多早期成员都尚未将党的工作视为自己的首要责任与认同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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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是个秘密组织，某些活动（如开学校与书店）可以公开举行，党的领袖尽管是些公开的激进分子，但上海法租界的巡警们对他们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被允许进行一定的自由演讲；尽管《新青年》曾一度被禁止发行，但讨论社会主义无疑是可以的。北京警方对激进分子的高压将他们推向了上海，讽刺性的是，在这里，他们部分地是在受西方法律文化的保护。到1922年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时，甄别过程已造就出了一个更有凝聚力（纵使更小）的组织。12名参会者代表着全国约195名党员。他们致力于与共产国际密切合作，包括派遣成员去莫斯科接受进一步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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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初的共产主义者来自何方？许多人来自中国各地方省份，在早期的党员中，只有陈独秀、李大钊与张申府算得上是当时的主要知识分子。其他许多成员都不是来自有权有势的家庭，也没有光鲜的大学履历。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许多人的出生地都在那正快速地现代化与西方化的大都会区之外（尽管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偏远乡村地区）。毛泽东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的朋友蔡和森（1895—1931）也是如此（在将毛泽东引向马克思主义上，后者最初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蔡和森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时的同班同学，祖上相对显赫，此时却也已陷于贫困，由其母抚养长大。他直到16岁才上小学，不过，通过自学，他进步很快。1919年末，作为无政府主义者创办的勤工俭学计划的一分子，他乘船赴法。不过，在法国，他皈信了马克思主义，迅速成为中国最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他写信给在湖南的毛泽东，向他描绘了马克思主义的优越性。从1920年到1921年，蔡和森努力在欧洲组建一个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1922年，他当选入中央执行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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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与乡谊在吸收党员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以沈定一（1882？—1928，浙江省一名地主之子）为例[8]，他曾与辛亥革命者共事，后在浙江省开始其政治生涯，但却被袁世凯与军阀们的镇压所打断。五四运动时期，他在上海担任新闻记者，1920年，他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一员。该会有10名成员，年龄在20岁到40岁之间（加上时年41岁的陈独秀）。在某些会议上，争论是如此尖锐，以至于不得不以时间太晚为由散会。不过，不久之后，他们成立了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沈定一则继续协助创建中国共产党。另一位浙江籍的共产主义者施存统是个反传统主义的年轻无政府主义者，在五四运动中，他公开指责自己的父亲，并参与了北京的工读互助团，在该团解散后，他移居上海。[9]在这里，沈定一以及其他一些人引导他走向马克思主义，并资助他赴东京学习该主义。在1927年前，沈定一始终作为一名共产党组织者开展工作，其后，尽管与党决裂，但他仍然是一名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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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面章节所指出的，共产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其他社会主义者间的论战起了界定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作用。与其说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想要净化自身的成员资格，不如说是界定有凝聚力的马克思主义认同的过程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这一点。至少李大钊就曾希望中国所有的社会主义者能一直保持联合。不过，意识形态净化是无法回避的。虽然共产主义者也许是激进分子中的少数（激进分子本身也是个少数群体），但他们已因自身的组织凝聚力而具有显著的存在感。在某些无政府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眼中，他们进行更有效革命建设的承诺很有吸引力。此外，如果说无政府主义者与其他社会主义者会将政治与自己的职业（如学生、教员或新闻记者）混在一起，会为了后者中断自身的政治活动，且把这当作自然而然的事情，那么共产主义者则全力投身于对造成革命有利的任何事情。如历史学家阿里夫·德里克所指出的：“不容许任何意识形态‘混淆’存在的排他性共产主义认同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每一位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参与者的认同也因此被从过去的遗存中改造并净化了出来。这里的争论点并不在于每一个体共产主义者的认同，而是组织化与意识形态化认同的出现。它清晰地划分出了共产主义者与非共产主义者的界限，不容许任何的折中主义与多元主义。”[10]当然，在中国共产党内部，意识形态、个人与宗派路线的分歧始终存在，地方支部也有着某些自主性[11]，不过，从根本上来说，你得决定要么做个共产党人，要么不做。如果你做，那么你就承认了一系列的权威——从你所在的地方支部一直上升到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总部，并最终通向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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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奉行着列宁主义式的帝国主义论，它要求共产党人支持亚洲所有的民族主义者（即使他们是资产阶级）。因此，相对弱小的中国共产党应当与相对强大的国民党结成联合，（暂且）收起自己的革命计划。国共两党都对联合缺乏热情。许多国民党人担心，共产党会以其明显不同的目标分裂他们的运动，或甚至鸠占鹊巢；许多共产党人则担心失去他们的自主权。尽管如此，共产国际仍坚持其主张。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以意识形态术语认定，国民党并不是纯粹的资产阶级政党，而是一个知识阶级、海外华侨、工人与士兵的混合党。这样看来，是意识形态被形塑以满足组织的需要，而非相反。不过，国民党确实更多是许多种势力的混合，而非共产党人后来所宣称的“资产阶级政党”。1922年，中国共产党公开表示赞成国共合作。孙中山仍犹豫不决，然而，由于他无法找到其他盟友，一年后，他也接受了国共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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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在与苏联的联合中明确提出，苏联不寻求将中国共产主义化，且继续声明放弃沙俄的旧条约。作为回报，孙中山同意中东铁路继续由苏联人管理，以及苏联军队留驻外蒙。更重要的是，孙中山同意允许中国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他不肯接受国共两党作为平等实体正式联合，但这就是实际上发生的事。虽然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但他们作为共产党员，仍继续秘密地共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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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源起。尽管详情大都秘而不宣，不过，在1923年至1927年间，国民党获得了约300万卢布（270万元），共产国际派出了超过100名顾问。援助中包括某些赠送的军火，卖给的则更多。毫不奇怪，英国人与美国人把孙中山以及后来的蒋介石当作“红色布尔什维克”。从孙中山的角度看来，国民党需要付出的代价并不大。中国共产党人同意遵守国民党的规章与政策。共产国际希望国民党能加强自身的组织性，实行反帝政策，准备农村起义以及支持工人运动。所有这些也都是孙中山自己想做的。此外，共产国际与孙中山用列宁主义路线重组了国民党，以加强集中与领导。这样，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孙中山有生以来第一次掌控了一架高效的政治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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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共合作而言，幸运的是，这时的共产国际首席代表是米哈伊尔·鲍罗廷（1884—1951），一位经验丰富的革命者、能力高强的组织者以及“狡猾的心理学家”[12]。鲍罗廷出身于白俄罗斯的一个犹太教拉比家庭，他在1905年革命后曾被捕，随后12年间流亡美国。因此，他能用英语与孙中山直接交流。他的第一项工作是说服孙中山推迟实施针对北洋军阀的北伐计划。鲍罗廷在公开场合对孙中山大加颂扬，然而，在他写给莫斯科的秘密报告中，他称孙中山“非常落后”且自高自大。不过，如果说鲍罗廷曾获得过孙中山的信任，那他做到这一点靠的是自己称职的建议，而不是阴谋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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