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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2月，孙中山重新取得了广州政府大元帅的头衔。该政府仍在更大的军阀部队的支配下，并依赖于争斗不休的东南、西南与华中军阀的支持或中立——他们更倾向于让相对无权的国民党而非某个更厉害的竞争对手控制广州这一重要港口。同时，尽管孙中山以意识形态确定性自居，但国民党却因派系斗争而陷于瘫痪状态。 不过，共产国际就要来拯救他了。他最初似乎是不情愿地接受了苏联的援助以及与中国共产党的联合，不过，在被其他方面拒绝后，他决定推动国民党左转。毫无疑问，“五四精神”中的革命乐观主义有助于国民党的激进化，不过，联俄的基础仍在于孙中山对国民党自身需要的理解。他在1920年与1921年都曾拒绝苏俄的提议，但到了1923年，他已经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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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要把握中国自身的政治发展，必须理解20世纪20年代的国际形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世界受某种英美轴心支配。虽然在远东，“华盛顿体系”为日本留下了某些空间，但苏俄或中国的利益却得不到承认。本质上，该体系要维护的是战后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在1921年至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欧洲列强、美国与日本齐集一堂，努力防止另一场世界大战以及民族主义革命的发生。美国、英国与日本同意限制各自的主力舰吨位。对东亚，条约在理论上承认中国的“主权”，但实际上是旨在维持现状。 因此，华盛顿体系是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事实认可。对孙中山来说，1923年秋，英国的态度清晰化了。他正式要求不要将中国海关的全部关余交给北京政府，他的广州政府也应获得其中的一部分。19世纪以来，海关总税务司就由外国人控制，以保证海关收益首先被用于赔偿欠款。尽管在西方有某些人支持孙中山的要求，但伦敦仍然拒绝了他。孙中山威胁说要动用武力截留关余，紧接着，英国海军舰队就在广州港做了一次大规模的阅兵。炮舰政策活生生地摆在眼前。到了这一步，孙中山放弃了在华盛顿体系下进行国际合作的愿望，开始操起反帝主义的语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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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新兴的苏俄无条件地谴责帝国主义。1920年3月，它公开废弃沙俄政府与清廷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这令所有中国爱国者（无论是不是左派）都印象深刻。这一步同样为共产国际代表通过边境潜入中国铺平了道路。对列宁来说，反帝主义不仅是个主要的理论信条，他还向共产国际投入了硬资源。 列宁乐于支持亚洲共产党；不过，如我们已看到的，他更迫切地想要支持更强有力的“资产阶级”运动——只要他们是反帝主义者。 事实上，列宁主义认为，中国并没有为无产阶级革命做好准备——作为无产阶级的城市产业工人阶级确实太过弱小。反过来，考虑到中国经济的落后，它倒是为某种民众的多阶级革命做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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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苏俄并没有放弃旧沙俄条约的所有特权。尤其是，它想要保证自己太平洋铁路线的安全。不过，共产国际依然找到了与中国反帝主义者的共同事业。它最初试图在北方军阀中寻找支持，但失败了；它试图将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为共产党员，这虽要成功许多，但进展缓慢。这样就剩下了孙中山。在孙中山1920年至1921年“流亡”上海期间，共产国际代表格里高利·维经斯基（Grigori Voitinsky）（他英语流利，因此可以与孙中山直接交流）以及汉斯·马林（Hans Maring）与他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一如既往，孙中山感兴趣的是能否获得帮助他组建军事力量、统一全国的援助。他似乎还对苏俄的现代化政策有着真正的兴趣；不过，他从未接受马列主义的革命观念。共产国际无法找到任何有兴趣与苏俄联合的北方军阀，又没有真正值得一提的共产主义运动，看起来，孙中山越来越像是它的最后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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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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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在共产国际顾问的鼓励下，一小群知识分子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在接下来20年中，它的发展极尽坎坷与崎岖。虽然在某些领域中有着重要性，但总体上，共产党在中国仍是一个相对弱小的政治行动者。然而，它又确实在将另一相对弱小的政党——国民党改造为一股强大且充满活力的力量上发挥了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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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建立的，不过，共产国际代表的作用也必不可少。[6]除了与孙中山会谈，1920年夏，维经斯基还与陈独秀以及其他激进分子频繁会面。他把俄国革命作为模仿对象推荐给中国人。维经斯基看起来是这一工作的很好人选。他很尊敬中国的主要激进分子，表现为一名向导与教师，而非司令官。中国激进分子已成立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到1920年底，其中的一些被转变为秘密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北大，在上海以及如广州、武汉与长沙这样的城市，在留日与留法学生中，此类组织的成员致力于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以及在可能的地方公开讨论社会主义。[7]下一步则是在维经斯基的指导下将这些小组构造为一个致力于政治行动的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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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1年与1922年，一个纪律严明的政党逐渐形成。这并不是一个自然成长的过程，而是一个甄别乃至清除的过程。无政府主义者、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乃至不想接受党的纪律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或是自愿退出，或是被清除出了组织。新成员被吸收了进来，包括工人（尤其是上海工会运动的领导者）、妇女与青年。不过，中国共产党对其成员的意识形态与个人素质要求都颇为严格。在五四一代中，只有少部分一开始就对此感兴趣，其中之一就是毛泽东。1920年，他似乎已认定无政府主义不切实际，并放弃了它，取而代之的则是马列主义。1921年7月，毛泽东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一秘密会议在上海召开，约20名参会者代表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通过了正式的纲领。吊诡的是，党的两名“创建者”（陈独秀与李大钊）都未能与会，约一半与会代表在随后一年内脱党。陈独秀被缺席选举为党的总书记，不过，很明确的是，不管是他还是中国共产党的其他许多早期成员都尚未将党的工作视为自己的首要责任与认同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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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是个秘密组织，某些活动（如开学校与书店）可以公开举行，党的领袖尽管是些公开的激进分子，但上海法租界的巡警们对他们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被允许进行一定的自由演讲；尽管《新青年》曾一度被禁止发行，但讨论社会主义无疑是可以的。北京警方对激进分子的高压将他们推向了上海，讽刺性的是，在这里，他们部分地是在受西方法律文化的保护。到1922年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时，甄别过程已造就出了一个更有凝聚力（纵使更小）的组织。12名参会者代表着全国约195名党员。他们致力于与共产国际密切合作，包括派遣成员去莫斯科接受进一步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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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初的共产主义者来自何方？许多人来自中国各地方省份，在早期的党员中，只有陈独秀、李大钊与张申府算得上是当时的主要知识分子。其他许多成员都不是来自有权有势的家庭，也没有光鲜的大学履历。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许多人的出生地都在那正快速地现代化与西方化的大都会区之外（尽管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偏远乡村地区）。毛泽东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的朋友蔡和森（1895—1931）也是如此（在将毛泽东引向马克思主义上，后者最初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蔡和森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时的同班同学，祖上相对显赫，此时却也已陷于贫困，由其母抚养长大。他直到16岁才上小学，不过，通过自学，他进步很快。1919年末，作为无政府主义者创办的勤工俭学计划的一分子，他乘船赴法。不过，在法国，他皈信了马克思主义，迅速成为中国最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他写信给在湖南的毛泽东，向他描绘了马克思主义的优越性。从1920年到1921年，蔡和森努力在欧洲组建一个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1922年，他当选入中央执行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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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与乡谊在吸收党员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以沈定一（1882？—1928，浙江省一名地主之子）为例[8]，他曾与辛亥革命者共事，后在浙江省开始其政治生涯，但却被袁世凯与军阀们的镇压所打断。五四运动时期，他在上海担任新闻记者，1920年，他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一员。该会有10名成员，年龄在20岁到40岁之间（加上时年41岁的陈独秀）。在某些会议上，争论是如此尖锐，以至于不得不以时间太晚为由散会。不过，不久之后，他们成立了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沈定一则继续协助创建中国共产党。另一位浙江籍的共产主义者施存统是个反传统主义的年轻无政府主义者，在五四运动中，他公开指责自己的父亲，并参与了北京的工读互助团，在该团解散后，他移居上海。[9]在这里，沈定一以及其他一些人引导他走向马克思主义，并资助他赴东京学习该主义。在1927年前，沈定一始终作为一名共产党组织者开展工作，其后，尽管与党决裂，但他仍然是一名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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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面章节所指出的，共产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其他社会主义者间的论战起了界定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作用。与其说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想要净化自身的成员资格，不如说是界定有凝聚力的马克思主义认同的过程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这一点。至少李大钊就曾希望中国所有的社会主义者能一直保持联合。不过，意识形态净化是无法回避的。虽然共产主义者也许是激进分子中的少数（激进分子本身也是个少数群体），但他们已因自身的组织凝聚力而具有显著的存在感。在某些无政府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眼中，他们进行更有效革命建设的承诺很有吸引力。此外，如果说无政府主义者与其他社会主义者会将政治与自己的职业（如学生、教员或新闻记者）混在一起，会为了后者中断自身的政治活动，且把这当作自然而然的事情，那么共产主义者则全力投身于对造成革命有利的任何事情。如历史学家阿里夫·德里克所指出的：“不容许任何意识形态‘混淆’存在的排他性共产主义认同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每一位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参与者的认同也因此被从过去的遗存中改造并净化了出来。这里的争论点并不在于每一个体共产主义者的认同，而是组织化与意识形态化认同的出现。它清晰地划分出了共产主义者与非共产主义者的界限，不容许任何的折中主义与多元主义。”[10]当然，在中国共产党内部，意识形态、个人与宗派路线的分歧始终存在，地方支部也有着某些自主性[11]，不过，从根本上来说，你得决定要么做个共产党人，要么不做。如果你做，那么你就承认了一系列的权威——从你所在的地方支部一直上升到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总部，并最终通向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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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奉行着列宁主义式的帝国主义论，它要求共产党人支持亚洲所有的民族主义者（即使他们是资产阶级）。因此，相对弱小的中国共产党应当与相对强大的国民党结成联合，（暂且）收起自己的革命计划。国共两党都对联合缺乏热情。许多国民党人担心，共产党会以其明显不同的目标分裂他们的运动，或甚至鸠占鹊巢；许多共产党人则担心失去他们的自主权。尽管如此，共产国际仍坚持其主张。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以意识形态术语认定，国民党并不是纯粹的资产阶级政党，而是一个知识阶级、海外华侨、工人与士兵的混合党。这样看来，是意识形态被形塑以满足组织的需要，而非相反。不过，国民党确实更多是许多种势力的混合，而非共产党人后来所宣称的“资产阶级政党”。1922年，中国共产党公开表示赞成国共合作。孙中山仍犹豫不决，然而，由于他无法找到其他盟友，一年后，他也接受了国共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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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在与苏联的联合中明确提出，苏联不寻求将中国共产主义化，且继续声明放弃沙俄的旧条约。作为回报，孙中山同意中东铁路继续由苏联人管理，以及苏联军队留驻外蒙。更重要的是，孙中山同意允许中国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他不肯接受国共两党作为平等实体正式联合，但这就是实际上发生的事。虽然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但他们作为共产党员，仍继续秘密地共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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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源起。尽管详情大都秘而不宣，不过，在1923年至1927年间，国民党获得了约300万卢布（270万元），共产国际派出了超过100名顾问。援助中包括某些赠送的军火，卖给的则更多。毫不奇怪，英国人与美国人把孙中山以及后来的蒋介石当作“红色布尔什维克”。从孙中山的角度看来，国民党需要付出的代价并不大。中国共产党人同意遵守国民党的规章与政策。共产国际希望国民党能加强自身的组织性，实行反帝政策，准备农村起义以及支持工人运动。所有这些也都是孙中山自己想做的。此外，共产国际与孙中山用列宁主义路线重组了国民党，以加强集中与领导。这样，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孙中山有生以来第一次掌控了一架高效的政治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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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共合作而言，幸运的是，这时的共产国际首席代表是米哈伊尔·鲍罗廷（1884—1951），一位经验丰富的革命者、能力高强的组织者以及“狡猾的心理学家”[12]。鲍罗廷出身于白俄罗斯的一个犹太教拉比家庭，他在1905年革命后曾被捕，随后12年间流亡美国。因此，他能用英语与孙中山直接交流。他的第一项工作是说服孙中山推迟实施针对北洋军阀的北伐计划。鲍罗廷在公开场合对孙中山大加颂扬，然而，在他写给莫斯科的秘密报告中，他称孙中山“非常落后”且自高自大。不过，如果说鲍罗廷曾获得过孙中山的信任，那他做到这一点靠的是自己称职的建议，而不是阴谋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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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国民党甚至在广州都处境艰难，苏联的援助可谓雪中送炭。在共产党人这边，李大钊是党的领袖中最支持国共合作的一位，他承诺，只要两党目标一致，共产党就将一直协助国民党推进革命。尽管孙中山最信任的一些助手对共产党人怀有敌意，但孙中山是真诚地致力于国共合作的。他自信地认为能够最终将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纳入自己的目标。“吾等不过借力苏俄。”[13]孙中山承诺道。然而，事实将证明，谁驾驭谁的问题是难以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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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西方与中国都存在着争议。特别是在冷战最高潮的20世纪50年代，一些西方历史学家主张，整个中国革命都是由莫斯科指挥的。这似乎太过夸张了。出现根据本土情形做决定的中国领袖需要时间。共产主义“中国化”的途径并不仅是实践，也包括对中国观念的创造性采用。在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间有着持续的紧张——中国共产党人并不是莫斯科的被动代理人。同时，共产国际自己也明白，中国人不能一味模仿俄国革命，而是必须发展出自己的策略。共产国际代表离中国现实总是有点距离，他们试图影响中国人，但又首先要靠这些中国人来告诉他们正在发生什么。孙中山一贯反对马克思主义，对他不赞同的共产国际策略，他也直接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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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中国共产党人则不得不服从共产国际的指令。如我们将看到的，这在1927年造成了一场大灾难。在那之后，中国人开始与莫斯科保持一定的距离。总的说来，中国革命是由共产国际“指挥”的这一观点是误导性的。简言之，共产国际让在中国形成强有力革命政党成为可能——这既是说共产党，也是说国民党。但它无法决定中国革命的优先顺序。在辛亥革命中，学生与知识分子的注意力集中在暗杀以及运动军队上，没有尝试去接触更广大的群体或阶级。但在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革命中，新的职业革命家拒绝承认个人可以作为有意义社会变革的关键代表，相反，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纪律严明的党组织都成了系统性政治变革的关键所在。新革命家并不向内质疑文化与家庭，而是向外质疑整体的经济与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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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罗廷教导国民党要去接触“群众”（首先是广州的工人以及广东省的农民），以及要改组党本身。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孙中山的强力推动下，大会投票通过了强化党纪案。例如，工会或其他党外团体中的国民党人要作为整体行动，始终要一起投票。在组织上，每一级成员选举代表参与更高一级的代表大会，在两次大会之间，成员则服从来自更高层级的命令。许多人将这些规定当作民主的保证，会阻止新“皇帝”的出现。不过，在实践中，国民党被改造为一个列宁主义政党，改组实际上保证了决策的自上而下。国民党的改组以及投身“国民革命”赋予了党本身前所未有的组织目标感与凝聚力。为强调改组的重要性，进行了党员重新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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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国民党仍是高度派系化的。许多老党员不信任共产党人。他们虽然会跟着孙中山走，但并不喜欢要去的地方。例如，胡汉民就反对国民党的明显左倾，并将共产党人更多视为竞争对手而非盟友。尽管孙中山以自己全部的声望与权威支持国共合作，但在他生前以及去世后（1925年3月），国民党内的反共情形愈演愈烈。1927年，国共合作以一场大屠杀而最终瓦解。1924年1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鲍罗廷试图让国民党公开宣称与苏联建立反帝联合，没收全广东省的土地，并在农民中重新分配；孙中山本人对此则表示反对。与苏联的正式联合只会加重列强的猜疑，重新分配土地也很棘手，因为国民党仍依赖海外支持者，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广东乡村中都有田地。不过，国民党一大宣言确实要求重新分配土地，尽管没有明确说这些供分配的土地将出自何处，但这仍是左倾化的清晰一步。国民党宣称，1923年底自己在广东约有3万名党员，然而，只有3000人在会议期间进行了重新登记。到1926年，党员人数达到约2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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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国民党连广州也不能稳固控制。不过，它重组了税收，并从中获利丰厚（因为该城市是个重要港口）。孙中山的确夺回了由外人垄断管理的盐业，但是，同样由外人管理的关税收益仍继续输往北京。大多数人认为，广州有了一个相对较好的政府，孙中山则有了供养一支成长中的军队的能力。1924年全年，国民党的税收收入为800万元；1926年前6个月，则增长到1500万元。[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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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的增长让孙中山可以计划举行北伐，占领北京。这让共产党人（以及其他一些人）感到不安，因为他们认为时机并不成熟。更直接的是，国民党从广州出发，控制了广东省大部分地区。在此期间，与邻近军阀的军事冲突持续发生。最初，孙中山手下许多将领的忠诚度都非常可疑，像在中国其他地方那样，他们被赋予了很大的财政自主权。不过很快，孙中山与他的共产国际顾问就创建起了更集中统一的指挥体系。它能长期维持的关键则在于黄埔军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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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共产国际以及中国共产党把自己最优秀的一些人派到了军校，以培训新国民党的军官团，强化军事与意识形态教育，学员学习政治经济学、帝国主义论、中国史与西方革命史。 孙中山的助手蒋介石（1887—1975）被任命为军校校长，共产党人周恩来（1898—1976）负责意识形态工作。 黄埔军校的目标是创建一支职业化的党军。一部分学员从现有军队中录取，不过，绝大部分来自南下参加国民革命的学生与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是理想主义的。有人说加入是为了“求军事学识，为国家人民谋幸福”，另有人说，“因社会不良，欲接受救国主义之精神锻炼”[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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