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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初，作为改组的一部分，国民党成立了中央妇女部。在宣传上花了大力气，其中包括在广州附近乡村为大部分是文盲的观众表演戏剧。在孙文主义反帝反军阀的框架中，可以毫无问题地置入妇女问题。在官方符号的层面，也不会体验到国际无产阶级团结与女性主义有任何紧张。一位苏联女性回忆了做中国人打扮参加1926年广州妇女节庆典的情形：“我描绘了被唤醒的中国，并向苏联伸出了我的手。不管这可能看起来多么令人惊奇，中国人在我这里找到了自己，鼓掌声震耳欲聋。”[16]如费约翰所指出的，女性觉醒这一标志表现了一个失去自由的民族的渴望。就象征而言，受压迫女性可以代表妇女问题或整个民族的苦难。[17]由此，中华民族自身被性别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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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展示她们的革命现代性，进步的中国女性将头发剪短，发型更加男性化。这实际上就是激进主义的宣言，像男子在辛亥革命前剪掉辫子一样。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广州，女性要求同工同酬与教育机会，自由结婚与离婚，以及废除纳妾、卖淫与童养媳。广州最后落入了孙中山的掌握之中，组织者进入乡村。她们时常会发现市镇与农村的“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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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 “贤妻良母”与好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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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新中产阶级女性被认为应是“贤妻良母”——懂得卫生，并且知道如何（用这则广告中的话说）“省时候，省工夫，省金钱”的好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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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兰言日报》，1920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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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 20世纪20年代女性的新公众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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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至少在城市中，女性继续获得一种新的公众形象。这位身着高雅旗袍的美人令《妇人画报》生色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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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妇人画报》，1935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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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一旦获得了立足点，她们就能够改变当地条件，并招收积极分子。客家群体往往反应相对积极。关键似乎并不在于探讨反帝主义，而在于聚焦于特定的妇女问题：教育、职业培训、娼妓、奴婢以及最重要的婚姻权。乡村一级的妇女联合会能够推进对农村妇女来说最重要的问题（例如殴打妻子）。有些人开始认可自发离婚，不过，农村男子通常极为固执地觉得婚姻是不能解除的。有时，离婚妇女不得不在帮助下离开自己的村庄。她们又能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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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中共中央妇女部成立。比起欧洲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更为明确地承认阶级与性别的压迫是一体两面的。有些共产党人甚至将女性自身的地位类比于无产阶级。弗雷德里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被节译了过来，它将对妇女的压迫与私有财产联系了起来，在当时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恩格斯似乎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正当化了新文化运动对家长制的攻击。家族是封建财产制度的支柱，也同样是缠足、纳妾、残酷隔离女性以及将她们仅当作财产对待这样的罪恶的源头。革命的目标不仅包括解放工人，也包括确保让女性首先学会做工的必要技能。正如中国共产党在其1922年的《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中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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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全国所有的妇女，都还拘囚在封建的礼教束缚之中，过娼妓似的生活，至于得不着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的权利，乃是全国各阶级妇女的普遍境遇。所以中国共产党除努力保护女劳动者的利益而奋斗——如争得平等工价、制定妇孺劳动法等之外，并应为所有被压迫的妇女们的利益而奋斗。[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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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女性经济独立这一主题并不新鲜，也并不需要马克思主义者的突出强调。更具争议性的是婚姻。有些主张女性主义的男子将婚姻当作某种形式的卖淫——无权的女性出卖自己的身体以换取物质生计；然而，激进女性激烈反对这一侮辱。不管如何，在讨论中，家庭问题并未被认为与阶级斗争毫不相关。一位女性共产主义者强调需要节制生育，以将女性从免费保姆的角色中解放出来。[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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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陈独秀个人倾向于强调女性主义事业。为替中国共产党寻找盟友，他支持与如女界联合会这样的“资产阶级”团体建立联系，因为后者能够赞同党的最低纲领中对平等法律权利与妇女选举权的要求。他还支持女性共产党员在为党组织妇女方面起领导作用。在共产党领袖中，出现的第一位女性是王会悟（1898—1993），她是共产党知识分子李达的妻子。最重要的妇女领袖之一是邓颖超（1904—1992），她是周恩来的妻子。向警予（1895—1928）则是在整个国共合作时期都领导运动的女性，她是蔡和森的妻子、毛泽东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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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女性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作者与组织者。虽然她们获得领导位置并非仅靠亲属关系，但这似乎又是个必要的资格条件。女同志没有被赋予组织女工之外的重任。1922年，王会悟创办上海平民女校，提供比培养“贤妻良母”的上层阶级学校更为“现代”的教育。学校开设一系列的科学与语言课程，并提供旨在让女性为就业做好准备的工读计划。工读是一种改变个人自私与创建共产主义社会的方式，这一观念植根于无政府主义传统之中。不过，织袜、缝纫与织布这些培训项目看起来相当接近于传统的“女人的活”。在30个学员中，有些是男性共产党员的文盲妻子，被希望能受些教育。其他一些人则是不肯违反自己意愿嫁给包办对象的离家出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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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类女性教育的用处问题上，男性共产党人意见分歧。陈独秀致力于以教育与启蒙的方式变革社会，他是一位热情的支持者。反过来，施存统则想让学校集中于培训积极分子而非提供基本教育。王会悟强调经济解放与工读，毫不奇怪，当中国共产党试图纯化自身时，她就被指责为有无政府主义倾向。在李达与陈独秀发生冲突，并未能再次被选入中央执行委员会后，王会悟的学校与编辑的一份女性杂志就都被停掉了。作为代替，蔡和森被选入中央执行委员会，他的妻子向警予则成了新妇女部的领导者。如历史学家柯林清（Christina Gilmartin）所认为的，对王会悟与平民女校的处置显示了，“某一无法表达的传统预设”阻碍着中国共产党接受女性为其完全成员，并使得对赋予女性权力的计划持怀疑态度。[20]女性能够在公共领域中运用权力的观念仍是新奇的，理论上欢迎容易，实践中支持则难。李达是学校名义上的首脑，事实上的组织者与经营者则是王会悟。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有195名党员，其中女性只有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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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此困难的形势下，向警予为结合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而奋斗。她出生于湖南西部一户富裕商人家庭，在长沙的一所女校上学，明显受到了当时的激进趋向（尤其是梁启超的国家主义）的影响。 她与6位同班同学一起成立了一个团体，发誓刻苦学习以争取男女平等并拯救祖国。她年仅21岁便在家乡创立了一所女子小学，公开反抗自己的父亲，坚持与长沙的激进分子蔡和森成婚。1919年，作为勤工俭学会计划的一部分，向警予与蔡和森奔赴法国。他们一道信仰了马克思主义，结婚照就是两人一起阅读《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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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向警予返回中国，她起初并未注意妇女问题。不过，在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妇女部部长后，她致力于组织女工并影响“一般妇女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女性党员中，向警予是最早加入国民党的人之一，且在国共合作中，她成了妇女问题上的主导人物。有趣的是，向警予支持国共合作，蔡和森则反对它。不过，她仍然对“资产阶级”妇女问题心怀提防。如果说男女平等、选举权与社会改良看起来太过温和，向警予的解决办法则是，推动女性投身于更大的革命斗争之中。她直率地谴责选举权运动不过是自我欺骗（至少在政治机构根本上仍受军阀控制时是如此）。“一班桀黠的妇女趁机闯入北京或各省的猪圈，伙同一般男性的猪仔干那祸国殃民的勾当。”[21]不过，向警予一点也不教条，她修正了自己之前对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批评，承认后者是在投身于社会行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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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警予特别强调团结女工。上海织丝工工作条件尤其恶劣，且有着强有力的罢工传统。然而，中国共产党却无法在这些工人中取得多少进展，这部分因为她们的工会是反共的。此外，尽管在理论上，组织女工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中心目标，但事实上，对其的关切居于次要位置。作为五卅运动前奏的暴力冲突是由解雇男工并以女工替代一事引发的。即使明确以女工为目标，组织她们也要比男工更为困难。她们通常住在公司的宿舍之中，且如果已婚，丈夫就会希望她们将所有工厂外的时间都留给家务劳动。她们绝大多数是文盲，因此就在宣传册与报纸的可及范围之外。因为湖南口音，向警予几乎无法与上海人交流。而男性共产党组织者可能会对女性的关切感觉迟钝。一名年轻的女工回忆称，她对邓中夏作为组织者走入自己卧室感到震惊：“那时，人们普遍认为女性不应该与男性交谈。”[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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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接触女性而言，工人学校也不起作用，因为女性与非亲属男性共同参与活动是不成体统的（尤其是在晚上）。向警予指责不考虑传统态度的“左倾错误”，并明智地建议成立单独的女校。但可能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受男性主导，并不愿对女性的需求加以特别考虑，所以从未像招收男工那样招收女工。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才由更趋向改良的基督教女青年会为女工建立起了单独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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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1925年，随着中国共产党进入大发展时期，更多的女性入了党，向警予则获得了更大的权力。女学生与女工参与了1925年所有的街头示威游行。出于这些经验，有些人永久地激进化了。共产党发起的妇女团体扩展到了许多城市中。然而，女性共产党员大体上仍被局限于妇女部之中，虽然向警予当选为中共第四届中央局委员。在个人生活中，男性共产党员仍安于传统的家计安排（妻子做家务与养育子女，丈夫则主外），且有些人似乎逛过妓院。就我们所知，也没有女性直接反抗此类安排的例子。虽然这代表着理论与实践间的裂隙，但并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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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卅运动的高潮时期，向警予突然被免去了妇女部部长一职。她与蔡和森的婚姻恶化了，且与另一位共产党领导者变得亲近，这明显都令党感到烦恼。她的替代者杨之华是能干的，是瞿秋白的妻子。瞿秋白是位知识分子，在1927年取代陈独秀，成为整个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男性共产党员甚至在理论上也表达着对妇女运动的保留。将女性性别与无产阶级地位简单等同起来并不够。男性共产党员担心，“平等”可能会指与资本家而非工人平等；类似地，女性“权利”可能会指向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有些人似乎担心该运动是仇视男性的，他们强调，将女性当作财产的欲望出自封建社会经济结构而非任何基本的男性特质。他们抨击节制生育运动是个干扰，争辩说根本的问题是财富的不公平分配，而非人口过剩。一系列主题被谴责是反革命的，被党排除出了妇女解放的范围。[23]这些限制因素狭窄化了女性话语，乃至剥夺了女性自己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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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潜在的反女性主义有两个源头。首先，通过智识分析，阶级革命而非性别革命（或就国民党而言，是反帝反军阀运动而非妇女问题）被赋予了更大的重要性；其次则是对公共生活中出现有权力女性的根深蒂固的排斥。考虑到成长环境，即使在激进运动中，多数男性也可能无法不这么想。然而，无论从今天的角度看中国激进分子有着怎样的局限，他们毕竟支持着倾向于各式各样解放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