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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回到日本在中国的角色问题上来。在这里，只要说一点就够了，国民党的成功是宏伟的，但却并不彻底：“国民党中国”或“南京时期”就要开始了。新首都没有定在北京，因为它易于受到北方侵略者的攻击，且被视为堕落、帝制与官僚主义的象征，而是定在了中国中部的南京，也就是旧日明朝的首都。北伐虽然创建了一个新政府，但它也任由若干军阀实际控制着特定地区。并非所有税收收入都上缴南京；最说明问题的是，甚至在国民党人实际控制的那些省份中，大部分地税也仍由当地截留。新政府获得了外国的承认与（孙中山在1925年未能取得的）海关关余，且甚至在1928年收回了自定关税权。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与列强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承认相比，他们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对北京政权的承认是远远不充分的。更重要的是，国民党对中国中部与南部（中国最富裕地区）建立起了牢固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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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获胜的国民党人的最大威胁并不在于边缘地区的军阀，也并不（直接）在于帝国主义压力，而是在于（可以被称为）国民党自身的军阀化。蒋介石自己的参谋总长抱怨说：“各级党部只关心（新党员）数量，不注意（新党员）质量。因此，党的精神日益衰败。”[9]事实上，国民党成了个杂合组织，它奔向权力依靠的是三驾马车：革命动力、职业化军队以及税收充足的现代经济部门。在获得权力之后，第一项被清除了，第二项由于军阀军队的渗入而被削弱了，第三项则受到了军队的守旧性与财政需求的威胁。尽管国民党左派的几位支持者（包括宋庆龄）离开中国以示抗议，但在短期内，社会革命的终止可能并没有削弱国民党。“公共舆论”在成长（仍主要是城市与受教育者中的现象），且仍是积极活跃的。针对军阀的内斗、无能与腐败，国民党做出了重大的改进。一个现代行政体系承诺推进社会改革。左派人士被噤声，要求立即实行民主制的自由主义者也只是少数，国民党人可以带着几分正当理由宣称自己是在代表国家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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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致力于以自己的图景重塑国家。蒋介石继承了孙中山的观念，那就是党将领导国家经过一段训政（或换句话说，独裁统治）期达到民主。不过，威权政府并不意味着社会与政治利益可以被压制。国家建设这一过程要求将利益团体带入公共舞台，且国民党政府的正当性依赖于人民主权的神话。尽管孙文主义者以人民落后、需要训政为说辞，但并不是20世纪20年代的所有政治进展都可以被倒转。对更广泛政治参与的需求以及精英通过职业协会与其他利益团体参政的发展，都已植根于现代政治文化之中。教育必然与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乃至应在国民党控制下的群众动员有时也会不可避免地脱出控制。不过，出于同样的原因，国民党（以及南京新政府）的运行独立于任何特定的社会团体。如我们在下一章将加以考察的，在理论上（以及很大程度上，在实践中），国民党是自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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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我们将新政府看作国民革命的标志、反革命还是两者间的某种东西，它都最终确证了辛亥革命。结果证明，军阀割据不过是从一个中央集权政府到另一个间的短暂过渡。南京新政府还消灭了帝制政府的古老神话。蒋介石确证了受过教育的中国人的信仰——不是皇帝的天授权力，而是代表着中国人民的统治者以及以纪律严明且秩序良好的公民为基础的国家。国民党人试图创建一种自上而下的渐进启蒙模式：从国家自身辐射到精英，最终辐射到普通人。然而，在某些关键地方，民主需求与国民党人的计划背道而驰。尽管普遍信仰强国家，但是人民主权仍是天授皇权最普遍为人所接受的替代品。虽然城市团体并不一定赞成大众的平等选举权，但要求有自己的代表，就此对国民党宣称代表他们形成了挑战。换句话说，蒋介石试图将国民党转变为一个常规化的社会控制主体，但这一控制的基础尚未被社会所接受。他试图将一个致力于意识形态灌输、纪律训练以及革命动员的列宁主义政党转变为对社会进行制度化控制的官僚机构。但是这一转变仅仅是部分的。国民党政府仍部分是革命党，部分是理性化官僚机构，部分是军阀化的军队。这是一个蹩脚的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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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并不想与实业家或地主这样的社会团体（更不用说工人或农民）分享权力，因为他们可能会偏离国家建设这一任务。但恰是因为忽略社会团体，新政府不得不花更多的力气征集税赋与打击竞争对手，这导致了对社会团体更大的不信任。讽刺性的是，这一过程导致了中国社会更大程度的政治化，最终，压制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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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继承的是孙中山的目标，他不是要创建一个主要在其国民互相冲突的利益间发挥协调作用的国家，而是要创建一个真正高踞于社会之上且推进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的利益的国家。[10]那么，公民权就在于个人或团体对利己主义的弃绝——为了国家建设（尤其是要在军事上足够强大以压制地方势力、培养社会秩序以及抵抗外国侵略），新政府需要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抽取中国社会所创造的经济财富，彻底的牺牲必不可少。在这一孙文主义—列宁主义的愿景中，合法反对派的概念似乎是自相矛盾的：真正的中国人不会反对这一计划，因此，任何反对者都是没有爱国心的。当然，实际上，有许多团体认为自身利益与爱国主义是兼容的，但却未必与国民党版的国家建设相兼容。新的国民党政府向每一处地方都派出了代理人，他们被视为外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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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渗透既威胁着既存利益，也威胁着村社团结。只要国民党人想要从乡村中抽取税赋，对农民与地主来说，他们就代表着威胁。例如，对国民党人来说，农民协会的目的是削弱地方精英的控制，使资源可以为国家所用，而非让农民掌权。 国民党人对阶级斗争的否定部分是出于对内部分裂这一图景的噩梦般的恐惧，部分则是由于他们认为，大的分界线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而非不同的社会团体之间。他们的正当性基础在于声称代表作为整体的人民——由无私的公民组成的没有阶级差别的汉民族。但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无法看到国家建设过程可能会加剧阶级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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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权力受到持续的挑战。不过，他掌握着中国最现代化的军队（这植根于他对黄埔军校的领导），在一个军事化的时代，这确保了他最少会是主角之一。他在军校管理者与黄埔毕业的成千上万名军官之间建立起了强有力的师生关系，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他一直给予嫡系最好的训练与装备。蒋介石是以操纵派系为手段的个人政治的大师——在关键时刻更换盟友，收买敌人，让对手四分五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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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该将20世纪20年代的特征归结为革命、反革命、流产的革命还是局部的革命（所有这些都有人提出过），这一问题不可能有最终的答案。当然，从共产党人的视角来看，1927年至1928年的那些事变是反革命的，因为它们清除了代表着反帝、反封建以及社会正义的工农运动。相反，国民党人自认为仍忠于革命，其目标是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而白色恐怖挽救了国族，使其不至于陷入阶级斗争。然而，不管怎样界定，恰是尝试建立更强大国家的过程引发了对“革命”的反动。因此，新政府致力于让难以驾驭的社会遵从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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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气氛中，孙中山的魂灵自然会被人召唤，不仅是要加强意识形态纯度，也是为了给一场正迅速失色的革命增添卡里斯玛式的魔力与意义。我们曾谈及孙中山去世时广受爱戴。当他1925年在北京去世时，举行了两场葬礼，一场属于家葬，是基督教式的，另一场则属于党葬，布置以孙中山演说中的格言作为悼念。[11]考虑到孙中山突然增高的全国性声望，北方军阀不得不允许他以相当盛大的仪式下葬。孙中山的遗体在水晶棺内停灵三个星期，供公众瞻仰。他们可以看到孙中山身着西装，部分地覆以国民党党旗。选择的供瞻仰之地是古老的皇家社稷坛——明、清两朝国家的神圣象征。讽刺性的是，这将共和革命与传统帝王联系在了一起。不过，根据前来哀悼的市民写下的简短评论判断，孙中山已被追念为民国的国父，因为推进人民主权、教育以及女性权利而被人们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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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悼念期结束后，孙中山的遗体被安置于北京郊外西山的一座寺庙中。在国民党北伐成功后，灵柩于1929年移往南方，正如孙中山的遗言所愿：“吾死之后，可葬于南京紫金山。因南京为临时政府成立之地，所以不可忘辛亥革命也。” 中山陵的设计竞标公开举行，胜者是一位毕业于清华大学与康奈尔大学的年轻中国建筑师，他的设计反映出了中西两方的要素。1929年奉安大典的主导者当然是蒋介石。孙中山被安灵于他的最后安息之地——一座俯瞰南京的林木茂盛的山峦的半山腰。各国外交使节以及成千上万市民出席了该仪式。跟在孙中山灵柩后的队伍是精心选择来象征国族整体的：国民党、政府与军方代表，工人、农民与商人，妇女，学生，以及海外华侨、关内外各省以及西藏、蒙古两特别区的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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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孙中山的崇拜触动了中国人民的心弦。他代表着如此多的期望，去世时自发悼念便遍布全国，1929年下葬时又是如此。他自然是国民党与其他方面精心操纵的一个象征物。在整个南京时期，每一间政府办公室、每一所学校与每一处兵营都挂有孙中山的像。每周一，政府官员与学校学生都要向孙中山三鞠躬，聆听宣读他的最后“政治遗嘱”，并静默三分钟。在国民党人于1949年逃往台湾后，蒋介石继续利用孙中山来正当化自己的统治。共产党人赞扬孙中山为“资产阶级革命家”与爱国“先行者”，周恩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瞻仰了他的陵寝。今天，它是官方认可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孙中山被当作（他所期望的）国家统一的象征，不过，中国人仍旧不能就他的国家愿景到底包含着什么达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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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Harold R.Isaacs（伊罗生）1938年尽管有些倾向性但却巨细无遗的记述，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补充以Bruce Elleman（艾朴如），Diplomacy and Deception（Armonk，NY
:M.E.Sharpe，1997）；以及对北伐本身的概述，Donald A.Jordan（朱丹），The Northern Expedition（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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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引自John Fitzgerald（费约翰），Awakening China
:Politics，Culture，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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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鲁迅，Lu Hsun：Writing for the Revolution：Essays by Lu Hsun and Essays on Lu Hsun（San Francisco：Red Sun Publishers，1976），pp.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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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见John Fitzgerald（费约翰），Awakening China，pp.171-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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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陈独秀：《中央政治报告》（1926年7月）。收入Tony Saich编：The Rise to Pow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Documents and Analysis（Armonk，NY：M.E.Sharpe，1996），pp.17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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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John Fitzgerald（费约翰），Awakening China，p.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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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引自Parks M.Coble，Jr（柯博文），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1927-1937（Cambridge，MA：CEA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0），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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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何应钦。引自Lloyd Eastman（易劳逸），“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the Nanking Decade，1927-1937”，收入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13，Republican China，part 2（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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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参见John Fitzgerald（费约翰），“The Misconceived Revolution：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s Nationalist Revolution，1923-1926，”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49，no.2（May 1990），pp.323-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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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本段以及下面两段受益于Liping Wang（汪利平），“Creating a National Symbol：The Sun Yatsen Memorial in Nanjing，” Republican China vol.21，no.2（April 1996），pp.23-63。还可参见Marie-Claire Bergère（白吉尔），Sun Yat-sen，英文译者：Janet Lloyd（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p.407-414；John Fitzgerald（费约翰），Awakening China，pp.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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