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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引自John Fitzgerald（费约翰），Awakening China
:Politics，Culture，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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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鲁迅，Lu Hsun：Writing for the Revolution：Essays by Lu Hsun and Essays on Lu Hsun（San Francisco：Red Sun Publishers，1976），pp.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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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见John Fitzgerald（费约翰），Awakening China，pp.171-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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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陈独秀：《中央政治报告》（1926年7月）。收入Tony Saich编：The Rise to Pow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Documents and Analysis（Armonk，NY：M.E.Sharpe，1996），pp.17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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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John Fitzgerald（费约翰），Awakening China，p.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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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引自Parks M.Coble，Jr（柯博文），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1927-1937（Cambridge，MA：CEA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0），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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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何应钦。引自Lloyd Eastman（易劳逸），“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the Nanking Decade，1927-1937”，收入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13，Republican China，part 2（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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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参见John Fitzgerald（费约翰），“The Misconceived Revolution：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s Nationalist Revolution，1923-1926，”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49，no.2（May 1990），pp.323-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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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本段以及下面两段受益于Liping Wang（汪利平），“Creating a National Symbol：The Sun Yatsen Memorial in Nanjing，” Republican China vol.21，no.2（April 1996），pp.23-63。还可参见Marie-Claire Bergère（白吉尔），Sun Yat-sen，英文译者：Janet Lloyd（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p.407-414；John Fitzgerald（费约翰），Awakening China，pp.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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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 第十三章 南京十年（1928—1937）：国民党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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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蒋介石撤离了南京，“国民党十年”结束。不过，国民党人的失败并不是预先注定的。通常，南京十年是被从国家建设的角度加以研究，学者们谈论国家的“扩张”以及它对社会的“渗透”，有时似乎认为强社会意味着弱国家，反之亦然。自主的地方精英无疑会限制任何中央政府的权力，国民党人自己相信，创建强政府依赖于对社会势力施加建制化控制。然而，只要这暗指的是零和游戏，则就是误导性的——对现实里国家建设成败的考察显示了这一点。“社会势力”（从农民到实业家）并不是被动地等待着被渗透，而是主动的参与者，时而支持时而反对特定的政府举措。不过，对20世纪20年代与30年代的观察者来说，中国社会绝大部分活力贫乏，秩序混乱，而少数人预见到，更强大的国家与更强大的社会是可以兼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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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时期的基本模式是由北伐的妥协性质决定的。它确立于北伐第二阶段，时间是从1927年中期到1928年全年，方式则是并入各地区军阀与官僚机构。国民党在1928年所建立的地区统治实体被主要军阀所控制，在27个省与地区政府中，有25个被军头掌握，其中绝大多数是在北伐期间加入的国民党，且都仍保留着自己的地盘与人马。[1]东北的张学良、山西的阎锡山以及东南与西南地区的各式军头都与蒋介石讲和了（不过有时只是暂时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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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南京十年的政治存在着两个层次：作为整体的政权的权力，以及在高度派系化的政权内部决定政策的方式。尽管南京政权的统治没有宪法制约，但它并不是蒋介石一人控制下的独裁政治。蒋介石一直受到国民党内竞争对手的挑战，他发现，党的官僚系统与政府都很难对付。军队与秘密警察是他权力的真正基础。蒋介石的权威依赖于国民党支持者（他们别无选择）与地区盟友（反共的军阀与地方精英，他们需要安抚）的不稳定联合。他面对着再三发生的“反叛”：桂系（1929年），冯玉祥与阎锡山（1930年），江西的共产党人（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暴动日渐壮大），保守的国民党领袖胡汉民的广州支持者（1931年），福建事变（1933年），以及再次出镜的两广地方实力派（19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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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付敌人的过程中，蒋介石慢慢地加强了他的权力。1928年，南京政府只在江苏、浙江与安徽有较强的统治力；到1931年，已经伸展到河南、江西、湖北与福建；并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向中国南部与西部继续扩展。1934年，共产党人被迫撤离其中央根据地，南京政府的权力获得了增长。在后来的共产党史学中，这以光辉的长征而为人所知，共产党人的转移使得尾随追击的国民党军队得以对湖南、贵州、云南与四川诸省施加至少一定的控制（将它们拉入南京的轨道）。南京的币制改革与道路建设计划是精心设计来削弱各省自主权的。这样，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国民党人就能够宣称对关内大部地区——作为经济心脏地带的稻作中心区以及工业化的东部城市——均已有相当程度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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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旨在帮助国民政府支配各地区。在南京十年中，这些仅取得了部分成功；不过，它们建立起了共产党人在20世纪50年代可以依靠的先例与模式。在学校中，学生们学习作为该政权意识形态基石的三民主义。历史、地理与文学课讲授民族主义，甚至科学与算术课也讲授外国人如何欺骗中国人（例如算出具体的数目），特别“国耻日”的传统持续地提醒着学生牢记中国所遭受的冤屈。现代史变成了讲述失败（肇端于鸦片战争）以及随后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与北伐并最终取得胜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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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还建立起了控制系统：通过保甲制，村庄领袖要为每一位村民的罪责承担责任，警察势力以国家军队为后盾，学校进行严密的意识形态训练，以及普遍地“党化”。因此，对南京十年的任何估价都必须将其政策的长期效果以及该政权存在期间的成败纳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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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民党十年的历史争论永远不可能有答案。一些学者设想，如果没有1937年日本侵华，从长远来看，适度但有限的统一、政治稳定性以及种种现代化计划会造就稳定且繁荣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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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政权挺过了帝国主义压力，挨过了世界性的大萧条，这表明它就在正确的轨道上。通过向外国列强承诺废止厘金与五花八门的商税，国民党政府在1928年取得了关税自主权。该政权由此达成了中国民族主义者长久抱持的主要目标中的一个。增长的关税收益足够偿付约一半的政府支出（其他部分来自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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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一开始，腐败、无能与独裁主义就是这一政权的标志。蒋介石个人并不腐败，但他身边的许多人是腐败分子，且如他自己经常抱怨的，国民党的集体性腐败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不仅花销无度，且妨碍效率。虽然无能更难度量，不过，腐败与任人唯亲削弱着官僚系统。蒋介石甚至在经济部门中也要依赖军人，而他们并不适合担任这些职位。他的许多高级幕僚都是尸位素餐之徒。“人们只能感到惊讶，”蒋介石的一位更有上进心的助手回忆道，“发现位居高层的人物对正在进行的事多么无知，对国家的实情知道得多么少，而对那些实情的理论上的基础甚至知道得更少。”[2]出于独裁本能，蒋介石与他的政权从骚乱问题中得出了错误的答案，他们对巨大的农业危机几乎毫无了解，而用镇压来解决只会让该政权进一步脱离现实。甚至城市里的学生运动与民众不满也只是被推入了地下。该政权的弱点让它无法完全根除此类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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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政权无情地从现代部门中榨取资金，不能仅被视为资本家利益的代表。它大举借债，约五分之一的收入出自公债销售与银行贷款。该政权高居于社会之上，即使对统治最巩固的部分也是试图控制而非给予选举权，从而自己否定了可能的创造性输入物。如果它有商会、工会与学生组织（更不用说农民协会）的话，就会承认政治化这一20世纪20年代的现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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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对南京政府来说，日本日益增长的威胁都是灾难性的。在某种程度上，这一威胁令蒋介石受益，因为它统一了公共舆论且削弱了他的敌人。但是蒋介石自己拒绝抗日，这让国民党士气低落，并鼓励了日本的进一步侵略。[3]蒋介石颇有几分道理地坚称，中国没有强大到足以面对日本，因此，他的首要任务是统一全国并建立军事力量。他尤其想要铲除共产党。然而，这个顺序是对三民主义的第一条原则“民族主义”的践踏。作为袁世凯的真正继承者，蒋介石不信任群众运动，几乎从未试图将整个民族团结在自己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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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十年的国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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