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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 第十三章 南京十年（1928—1937）：国民党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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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蒋介石撤离了南京，“国民党十年”结束。不过，国民党人的失败并不是预先注定的。通常，南京十年是被从国家建设的角度加以研究，学者们谈论国家的“扩张”以及它对社会的“渗透”，有时似乎认为强社会意味着弱国家，反之亦然。自主的地方精英无疑会限制任何中央政府的权力，国民党人自己相信，创建强政府依赖于对社会势力施加建制化控制。然而，只要这暗指的是零和游戏，则就是误导性的——对现实里国家建设成败的考察显示了这一点。“社会势力”（从农民到实业家）并不是被动地等待着被渗透，而是主动的参与者，时而支持时而反对特定的政府举措。不过，对20世纪20年代与30年代的观察者来说，中国社会绝大部分活力贫乏，秩序混乱，而少数人预见到，更强大的国家与更强大的社会是可以兼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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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时期的基本模式是由北伐的妥协性质决定的。它确立于北伐第二阶段，时间是从1927年中期到1928年全年，方式则是并入各地区军阀与官僚机构。国民党在1928年所建立的地区统治实体被主要军阀所控制，在27个省与地区政府中，有25个被军头掌握，其中绝大多数是在北伐期间加入的国民党，且都仍保留着自己的地盘与人马。[1]东北的张学良、山西的阎锡山以及东南与西南地区的各式军头都与蒋介石讲和了（不过有时只是暂时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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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南京十年的政治存在着两个层次：作为整体的政权的权力，以及在高度派系化的政权内部决定政策的方式。尽管南京政权的统治没有宪法制约，但它并不是蒋介石一人控制下的独裁政治。蒋介石一直受到国民党内竞争对手的挑战，他发现，党的官僚系统与政府都很难对付。军队与秘密警察是他权力的真正基础。蒋介石的权威依赖于国民党支持者（他们别无选择）与地区盟友（反共的军阀与地方精英，他们需要安抚）的不稳定联合。他面对着再三发生的“反叛”：桂系（1929年），冯玉祥与阎锡山（1930年），江西的共产党人（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暴动日渐壮大），保守的国民党领袖胡汉民的广州支持者（1931年），福建事变（1933年），以及再次出镜的两广地方实力派（19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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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付敌人的过程中，蒋介石慢慢地加强了他的权力。1928年，南京政府只在江苏、浙江与安徽有较强的统治力；到1931年，已经伸展到河南、江西、湖北与福建；并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向中国南部与西部继续扩展。1934年，共产党人被迫撤离其中央根据地，南京政府的权力获得了增长。在后来的共产党史学中，这以光辉的长征而为人所知，共产党人的转移使得尾随追击的国民党军队得以对湖南、贵州、云南与四川诸省施加至少一定的控制（将它们拉入南京的轨道）。南京的币制改革与道路建设计划是精心设计来削弱各省自主权的。这样，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国民党人就能够宣称对关内大部地区——作为经济心脏地带的稻作中心区以及工业化的东部城市——均已有相当程度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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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旨在帮助国民政府支配各地区。在南京十年中，这些仅取得了部分成功；不过，它们建立起了共产党人在20世纪50年代可以依靠的先例与模式。在学校中，学生们学习作为该政权意识形态基石的三民主义。历史、地理与文学课讲授民族主义，甚至科学与算术课也讲授外国人如何欺骗中国人（例如算出具体的数目），特别“国耻日”的传统持续地提醒着学生牢记中国所遭受的冤屈。现代史变成了讲述失败（肇端于鸦片战争）以及随后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与北伐并最终取得胜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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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还建立起了控制系统：通过保甲制，村庄领袖要为每一位村民的罪责承担责任，警察势力以国家军队为后盾，学校进行严密的意识形态训练，以及普遍地“党化”。因此，对南京十年的任何估价都必须将其政策的长期效果以及该政权存在期间的成败纳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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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民党十年的历史争论永远不可能有答案。一些学者设想，如果没有1937年日本侵华，从长远来看，适度但有限的统一、政治稳定性以及种种现代化计划会造就稳定且繁荣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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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政权挺过了帝国主义压力，挨过了世界性的大萧条，这表明它就在正确的轨道上。通过向外国列强承诺废止厘金与五花八门的商税，国民党政府在1928年取得了关税自主权。该政权由此达成了中国民族主义者长久抱持的主要目标中的一个。增长的关税收益足够偿付约一半的政府支出（其他部分来自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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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一开始，腐败、无能与独裁主义就是这一政权的标志。蒋介石个人并不腐败，但他身边的许多人是腐败分子，且如他自己经常抱怨的，国民党的集体性腐败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不仅花销无度，且妨碍效率。虽然无能更难度量，不过，腐败与任人唯亲削弱着官僚系统。蒋介石甚至在经济部门中也要依赖军人，而他们并不适合担任这些职位。他的许多高级幕僚都是尸位素餐之徒。“人们只能感到惊讶，”蒋介石的一位更有上进心的助手回忆道，“发现位居高层的人物对正在进行的事多么无知，对国家的实情知道得多么少，而对那些实情的理论上的基础甚至知道得更少。”[2]出于独裁本能，蒋介石与他的政权从骚乱问题中得出了错误的答案，他们对巨大的农业危机几乎毫无了解，而用镇压来解决只会让该政权进一步脱离现实。甚至城市里的学生运动与民众不满也只是被推入了地下。该政权的弱点让它无法完全根除此类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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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政权无情地从现代部门中榨取资金，不能仅被视为资本家利益的代表。它大举借债，约五分之一的收入出自公债销售与银行贷款。该政权高居于社会之上，即使对统治最巩固的部分也是试图控制而非给予选举权，从而自己否定了可能的创造性输入物。如果它有商会、工会与学生组织（更不用说农民协会）的话，就会承认政治化这一20世纪20年代的现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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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对南京政府来说，日本日益增长的威胁都是灾难性的。在某种程度上，这一威胁令蒋介石受益，因为它统一了公共舆论且削弱了他的敌人。但是蒋介石自己拒绝抗日，这让国民党士气低落，并鼓励了日本的进一步侵略。[3]蒋介石颇有几分道理地坚称，中国没有强大到足以面对日本，因此，他的首要任务是统一全国并建立军事力量。他尤其想要铲除共产党。然而，这个顺序是对三民主义的第一条原则“民族主义”的践踏。作为袁世凯的真正继承者，蒋介石不信任群众运动，几乎从未试图将整个民族团结在自己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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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十年的国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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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蒋介石的领导下，为维持与增加自身权力，南京政权奉行两条基本策略，并在两者间摇摆。[4]第一条是强化等级官僚制、责任分工与法律常规，第二条则是强化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信仰灌输与民众动员技术。第一个策略希望能维持住中央的权威，即使它只管授权。但这一策略受困于几个缺陷。如何找到足够的训练有素的能干官吏是个始终存在的问题，如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这样的技术专家不仅稀缺，且面向城市，而此时本需要对乡村投以更大的关注。蒋介石喜欢平衡派系与在关键位置任用信得过的部属，这让工作职责无法明确，而后者对官僚体制平稳运转必可不少。第二条策略不仅代价更为低廉，且与任用“贤人”以实现皇帝意愿的传统理念相一致。明显，问题在于如何确保被任用者品德高尚，尤其是此时官僚系统孱弱，无法保证中央政府能够约束地方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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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府面对的首要议题中的一个就是编遣军队。20世纪20年代，中国大地上有几十支军队，200万士兵，蒋介石个人就控制着24万。国民党自己的军队每年消耗掉超过3.6亿元军费，而南京政府的净收入只有3亿元。不过，军队编遣的真正目的是解除蒋介石的竞争对手的武装。结果，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战争持续不断，对这一政权的影响则是混杂性的。军队继续吸走本可以更好地用到他处的资源（超过预算的40％）。不过，在蒋介石胜利后，南京官僚系统通常就能渗透到更多的地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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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地，尽管乡村民团似乎象征着中央政府的软弱，但在适当的环境下，它们能够适应国家建设的目标。[6]民团以某个特定的县域为基地，发誓保卫乡里，一般会反抗军阀将其整合入更大规模的流动性军队的努力。民团领袖通常成了事实上的“土皇帝”，在国民革命中被归入“土豪劣绅”之列。然而，一俟南京政府建立，问题就变成了地方民团是该遣散还是纳入官僚系统的控制之下。在中国许多地方，两个选择都不可能。即使南京任命了县长，他也可能对民团毫无控制力可言。虽然在追捕共产党上，地方民团可能会与县长合作，但却不会为一个遥远的政府征税。不过，在湖南，省政府特别注意为地方民团提供培训与指导，逐渐将它们纳入了官方控制。通过军事指挥链条，地方民团基本上被整合入了省军。甚至民团的特别“税”最终也在省一级被加以规范化，这使得湖南政府能够更大程度地控制乡村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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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乡村改革依然在南京的视野之外。 孙中山曾将乡村危机归结于官僚腐败，缺乏现代输入以及基础设施落后。 与共产党人的理解不同，他并没有归咎于“封建制度”——如我们在欧洲与俄国所见的那种形式，贵族领主剥削广大农奴劳动。相反，在中国，地主不是贵族式的，所拥有的土地通常并不特别大，小地主与自耕农间的差别微不足道。不管怎样，蒋介石自己几乎没怎么谈到过农村的情况。不过，最近出版的俄方档案材料显示，在1923年访问莫斯科时，他曾反对过共产党人的解释。[7]蒋介石宣称，村民间与宗族内的情感纽带缓和了地主与佃农的紧张。20世纪20年代早期是蒋介石一生中最为激进的阶段，我们可以设想，他视政府为稳定的恢复者。在这里，他显示出一种浪漫或怀乡式的保守主义，这也与孙中山对乡村困苦的更为现实的评价并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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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使在某种意义上，蒋介石的观点看起来比较天真，但南京政府乡村政策的失败却首先并非源于对“阶级斗争”的压制，而是来自对自身法律的忽视。这些法律本要降低租额、调节土地关系、向农民提供信贷与专门技术，甚至赋予政府——在某些情况下——重新分配土地的权利，以逐渐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假使这些政策实行了的话，南京政府就会真正地渗入乡村。许多国民党成员倾向于强有力的农业政策，督促政府向农民合作社注资，然而蒋介石并不想冒可能造成社会不稳定的风险。甚至提供外来信贷（这可以大大提高农业产量）也会威胁到乡村精英对信贷的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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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南京对广大乡村的控制仍然是薄弱的，在或许更易管理的城市中，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就中国最重要的城市上海来说，该政权的记录也至多是好坏参半的。政府将该市当作行政橱窗，向外国人显示中国人可以将通商口岸管理得多么井井有条。该政权约85%的收入来自贸易与制造业部门（绝大部分集中在上海）。[8]然而，上海只在部分上是可支配的。市财政预算经常性地处于赤字状态，许多政府职能继续由同乡会来行使[9]，后者数量超过两百个，最大的会员超过两万名，它们调解纠纷（包括绑架与劳工冲突），在城市被围困期间提供慈善救济。帮会分子是这些团体的成员，官员（尤其是警察）也是如此。因此，上海中国城区是由身份部分重合的精英人士——富商、官员与帮会大佬经营的。他们不得不掏钱给蒋介石，不过，尽管拥有固定资产的实业家深受其苦，某些帮会分子与银行家却做得有声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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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政府是软弱的，这从上海警政的命运中就可以看出来。[10]警察与军队最直接地代表着国家建设。警察是政府伸入城市街区的直接触手。南京政权想把地方警察力量纳为民国政府的一部分，上海警察被用于追捕共产党人。然而，这种对警察的使用夺去了本可以投入日常警政的资源。不管是租界还是华界，上海以抢劫、谋杀与绑架而声名狼藉，整个城市到处都赌博、卖淫与吸毒。 在鸦片战争后，鸦片日益流行，到民国建立时，罂粟种植已散布到绝大多数省份，国产鸦片已成了印度进口货的竞争对手。在许多地方，鸦片变成了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以及乡村赋税的支柱。鸦片吸食扩散到了乡村。据估计，有多达十分之一的中国人是瘾君子。[11]严格说来，鸦片仍是非法的，它的秘密交易为成千上万帮会分子提供了工作机会。实际上，据许多估计，单是上海帮会就有10万名成员。从一开始，毒品就是上海经济与政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过贿赂与交易，官员与帮会分子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鸦片贸易是国民党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蒋介石承诺用征税的办法来禁绝毒品——南京政权倒变得对这一收入流上了瘾。事实上，孙中山在广州时便已开了鸦片垄断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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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一政府—帮会—警察—商业的连锁并不仅限于鸦片。20世纪20年代，青帮中的一位首脑就是法租界的探长。其继承人则是恶名昭著的青帮首领杜月笙，杜氏被蒋介石委任负责禁烟。中外官员都感到必须容忍青帮，因为只有它能摆平劳资关系并让上海庞大的黑社会保持某种秩序。作为回报，帮会不仅支付了数额巨大到足以构成维持政府运转的收入的重要部分的贿金，而且在白色恐怖中发挥了作用，并在整个南京十年期间继续追捕共产党人。政府通过青帮暗杀反对者与国民党其他派系的竞争者，不过，这经常引起公众的巨大义愤，让该政权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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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30年代那几年，帮会分子、商界领袖与官员间的关系变得日益紧密。让政府从毒品生意中获取更大收益的决策与蒋介石个人有关。据说他憎恶吸毒，但又找不到替代的筹措收入的办法。改革毒品政策的尝试（贩毒合法化，建立戒毒所）也被日本制造毒品并在华北销售的决策（既扰乱南京的财政，又戕弱中国人）所蓄意破坏。上海警察只是体制的一部分，在该体制中，腐败与合法的界限被弄得模糊不清。历史学家魏斐德总结道，正当上海的帮会分子试图洗白自己时，蒋介石努力要让警察国家化，这“在上海创设出一整套新的形势，让区分警政与犯罪、爱国精神与恐怖主义变成了困难的事情”，并意味着“让政府变成了犯罪集团”[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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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国家建设中的矛盾严重削弱了南京政权。蒋介石无法设想出新的权力组织与代表方式，以及应对一个巨大国家的多重利益的办法。他利用自己对国民党军队的控制来支配国民党与政府。然而，在共产党人于20世纪50年代早期巩固其权力之前，在中国的许多地方，不受中央节制的军队仍强大依旧。蒋介石实际但又有限的现代化努力恰恰讽刺性地动摇了他所依托的现状。假如说国民党在北伐期间“军阀化”了，在吸收先前军阀与中央政府架构内的官僚——这些人对三民主义毫无信仰——的过程中，它也“官僚化”了。在某些情况下，这无关紧要，几个部之前已设法变得既有效率又有效能，且至少能部分地屏蔽政府的干涉。[13]外交部不断吸引着有才能且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为其服务，并在政府最受人欢迎的目标之一——“改订新约”上取得进展。财政部也做到了保持自主并限制腐败。对赋税的第一手掌握让它可以支付丰厚的薪水，这带来了高效，使它能增加收入并取悦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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