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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十年的国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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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蒋介石的领导下，为维持与增加自身权力，南京政权奉行两条基本策略，并在两者间摇摆。[4]第一条是强化等级官僚制、责任分工与法律常规，第二条则是强化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信仰灌输与民众动员技术。第一个策略希望能维持住中央的权威，即使它只管授权。但这一策略受困于几个缺陷。如何找到足够的训练有素的能干官吏是个始终存在的问题，如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这样的技术专家不仅稀缺，且面向城市，而此时本需要对乡村投以更大的关注。蒋介石喜欢平衡派系与在关键位置任用信得过的部属，这让工作职责无法明确，而后者对官僚体制平稳运转必可不少。第二条策略不仅代价更为低廉，且与任用“贤人”以实现皇帝意愿的传统理念相一致。明显，问题在于如何确保被任用者品德高尚，尤其是此时官僚系统孱弱，无法保证中央政府能够约束地方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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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府面对的首要议题中的一个就是编遣军队。20世纪20年代，中国大地上有几十支军队，200万士兵，蒋介石个人就控制着24万。国民党自己的军队每年消耗掉超过3.6亿元军费，而南京政府的净收入只有3亿元。不过，军队编遣的真正目的是解除蒋介石的竞争对手的武装。结果，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战争持续不断，对这一政权的影响则是混杂性的。军队继续吸走本可以更好地用到他处的资源（超过预算的40％）。不过，在蒋介石胜利后，南京官僚系统通常就能渗透到更多的地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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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地，尽管乡村民团似乎象征着中央政府的软弱，但在适当的环境下，它们能够适应国家建设的目标。[6]民团以某个特定的县域为基地，发誓保卫乡里，一般会反抗军阀将其整合入更大规模的流动性军队的努力。民团领袖通常成了事实上的“土皇帝”，在国民革命中被归入“土豪劣绅”之列。然而，一俟南京政府建立，问题就变成了地方民团是该遣散还是纳入官僚系统的控制之下。在中国许多地方，两个选择都不可能。即使南京任命了县长，他也可能对民团毫无控制力可言。虽然在追捕共产党上，地方民团可能会与县长合作，但却不会为一个遥远的政府征税。不过，在湖南，省政府特别注意为地方民团提供培训与指导，逐渐将它们纳入了官方控制。通过军事指挥链条，地方民团基本上被整合入了省军。甚至民团的特别“税”最终也在省一级被加以规范化，这使得湖南政府能够更大程度地控制乡村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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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乡村改革依然在南京的视野之外。 孙中山曾将乡村危机归结于官僚腐败，缺乏现代输入以及基础设施落后。 与共产党人的理解不同，他并没有归咎于“封建制度”——如我们在欧洲与俄国所见的那种形式，贵族领主剥削广大农奴劳动。相反，在中国，地主不是贵族式的，所拥有的土地通常并不特别大，小地主与自耕农间的差别微不足道。不管怎样，蒋介石自己几乎没怎么谈到过农村的情况。不过，最近出版的俄方档案材料显示，在1923年访问莫斯科时，他曾反对过共产党人的解释。[7]蒋介石宣称，村民间与宗族内的情感纽带缓和了地主与佃农的紧张。20世纪20年代早期是蒋介石一生中最为激进的阶段，我们可以设想，他视政府为稳定的恢复者。在这里，他显示出一种浪漫或怀乡式的保守主义，这也与孙中山对乡村困苦的更为现实的评价并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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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使在某种意义上，蒋介石的观点看起来比较天真，但南京政府乡村政策的失败却首先并非源于对“阶级斗争”的压制，而是来自对自身法律的忽视。这些法律本要降低租额、调节土地关系、向农民提供信贷与专门技术，甚至赋予政府——在某些情况下——重新分配土地的权利，以逐渐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假使这些政策实行了的话，南京政府就会真正地渗入乡村。许多国民党成员倾向于强有力的农业政策，督促政府向农民合作社注资，然而蒋介石并不想冒可能造成社会不稳定的风险。甚至提供外来信贷（这可以大大提高农业产量）也会威胁到乡村精英对信贷的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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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南京对广大乡村的控制仍然是薄弱的，在或许更易管理的城市中，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就中国最重要的城市上海来说，该政权的记录也至多是好坏参半的。政府将该市当作行政橱窗，向外国人显示中国人可以将通商口岸管理得多么井井有条。该政权约85%的收入来自贸易与制造业部门（绝大部分集中在上海）。[8]然而，上海只在部分上是可支配的。市财政预算经常性地处于赤字状态，许多政府职能继续由同乡会来行使[9]，后者数量超过两百个，最大的会员超过两万名，它们调解纠纷（包括绑架与劳工冲突），在城市被围困期间提供慈善救济。帮会分子是这些团体的成员，官员（尤其是警察）也是如此。因此，上海中国城区是由身份部分重合的精英人士——富商、官员与帮会大佬经营的。他们不得不掏钱给蒋介石，不过，尽管拥有固定资产的实业家深受其苦，某些帮会分子与银行家却做得有声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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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政府是软弱的，这从上海警政的命运中就可以看出来。[10]警察与军队最直接地代表着国家建设。警察是政府伸入城市街区的直接触手。南京政权想把地方警察力量纳为民国政府的一部分，上海警察被用于追捕共产党人。然而，这种对警察的使用夺去了本可以投入日常警政的资源。不管是租界还是华界，上海以抢劫、谋杀与绑架而声名狼藉，整个城市到处都赌博、卖淫与吸毒。 在鸦片战争后，鸦片日益流行，到民国建立时，罂粟种植已散布到绝大多数省份，国产鸦片已成了印度进口货的竞争对手。在许多地方，鸦片变成了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以及乡村赋税的支柱。鸦片吸食扩散到了乡村。据估计，有多达十分之一的中国人是瘾君子。[11]严格说来，鸦片仍是非法的，它的秘密交易为成千上万帮会分子提供了工作机会。实际上，据许多估计，单是上海帮会就有10万名成员。从一开始，毒品就是上海经济与政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过贿赂与交易，官员与帮会分子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鸦片贸易是国民党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蒋介石承诺用征税的办法来禁绝毒品——南京政权倒变得对这一收入流上了瘾。事实上，孙中山在广州时便已开了鸦片垄断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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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一政府—帮会—警察—商业的连锁并不仅限于鸦片。20世纪20年代，青帮中的一位首脑就是法租界的探长。其继承人则是恶名昭著的青帮首领杜月笙，杜氏被蒋介石委任负责禁烟。中外官员都感到必须容忍青帮，因为只有它能摆平劳资关系并让上海庞大的黑社会保持某种秩序。作为回报，帮会不仅支付了数额巨大到足以构成维持政府运转的收入的重要部分的贿金，而且在白色恐怖中发挥了作用，并在整个南京十年期间继续追捕共产党人。政府通过青帮暗杀反对者与国民党其他派系的竞争者，不过，这经常引起公众的巨大义愤，让该政权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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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30年代那几年，帮会分子、商界领袖与官员间的关系变得日益紧密。让政府从毒品生意中获取更大收益的决策与蒋介石个人有关。据说他憎恶吸毒，但又找不到替代的筹措收入的办法。改革毒品政策的尝试（贩毒合法化，建立戒毒所）也被日本制造毒品并在华北销售的决策（既扰乱南京的财政，又戕弱中国人）所蓄意破坏。上海警察只是体制的一部分，在该体制中，腐败与合法的界限被弄得模糊不清。历史学家魏斐德总结道，正当上海的帮会分子试图洗白自己时，蒋介石努力要让警察国家化，这“在上海创设出一整套新的形势，让区分警政与犯罪、爱国精神与恐怖主义变成了困难的事情”，并意味着“让政府变成了犯罪集团”[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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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国家建设中的矛盾严重削弱了南京政权。蒋介石无法设想出新的权力组织与代表方式，以及应对一个巨大国家的多重利益的办法。他利用自己对国民党军队的控制来支配国民党与政府。然而，在共产党人于20世纪50年代早期巩固其权力之前，在中国的许多地方，不受中央节制的军队仍强大依旧。蒋介石实际但又有限的现代化努力恰恰讽刺性地动摇了他所依托的现状。假如说国民党在北伐期间“军阀化”了，在吸收先前军阀与中央政府架构内的官僚——这些人对三民主义毫无信仰——的过程中，它也“官僚化”了。在某些情况下，这无关紧要，几个部之前已设法变得既有效率又有效能，且至少能部分地屏蔽政府的干涉。[13]外交部不断吸引着有才能且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为其服务，并在政府最受人欢迎的目标之一——“改订新约”上取得进展。财政部也做到了保持自主并限制腐败。对赋税的第一手掌握让它可以支付丰厚的薪水，这带来了高效，使它能增加收入并取悦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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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系统或许在地方政府一级是最弱的。南京政权的困境在于，没有更多的资源，它就无法建立起强有力的民政部门，而没有强有力的民政部门，它就无法从中国社会中抽取自己所需的资源。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军费意味着文官系统只能获得财政预算的8％~13％。政府并不想要摧毁地方精英，这将会造成真空式的社会失序；不过，它确实想要以某些削弱他们自主的方式整合他们。如果说中国共产党将“土豪劣绅”瞄定为压迫与剥削阶级，那么国民党用同一习语表达的则是不同的意思——没有得到中央政府认可的地方精英。国民党从未达成其孙文主义—列宁主义的任务——领导整个社会。左翼理想主义者更多让位给了腐败的野心家。精神与动员的呼吁能否填满这一缺口？下文将探讨蒋介石在中国社会中重塑风纪与精神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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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衣与新生活：国民党的法西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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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2年早些时候，蒋介石黄埔时期的一群门生军官组织了“蓝衣”社，以与社会的堕落、国民党的腐败、共产主义以及日本的威胁这诸种病症作斗争。该社的秘密核心是力行社，后者最终发展到50万会员，支配了军队培训，且影响着警局、大学、中学夏令营、童子军以及新生活运动。[14]该社的领导人希望将他们学自黄埔的军事效率与个人纪律跟20世纪30年代德国与意大利建立强大国家的教导结合起来。正如意大利黑衫党与德国褐衫队，蓝衣社赞美权力本身。他们称蒋介石“领袖”——一个新头衔，出自“元首”。尽管反日，但他们仍忠于蒋介石高度争议的决定，那就是在努力应对日本之前先“剿灭”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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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力行社中，最明显公开活动的一派是蓝衣社。这是一伙暴徒，攻击甚至暗杀蒋介石在党内外的敌人。忠于蒋介石且极端狂热的国民党人的整个运动一般都被归给了蓝衣社。不过，力行社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外围组织，成员在宣传、情报、军事、警察以及其他政府部门中结成秘密小组。蓝衣社明显是想要中国成为法西斯主义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的环境下，这并不像今天听起来那样奇怪。20世纪30年代世界性的大萧条让很多人得出结论说，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行将失败。旅欧的国人经常对在德国或苏联（或两个国家一起）的所见所闻印象深刻，国民党中国尤其钦佩德国——它之前在俾斯麦的领导下取得了统一，获得了历史性的成功，甚至已通过苦干与纪律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完全失败中恢复了过来。这并不仅是意识形态上的欣赏，蒋介石支持中德在工业与军事的所有层面上的保持接触。[15]20世纪20年代晚期，德国顾问在国民党中迅速取代了苏联顾问。法西斯主义显然会对威权主义现代化派有很大的吸引力，正如一位蓝衣社高层许久以后所说的：“法西斯主义现在看是落后的，但在当时它似乎是一种复兴国家的非常进步的手段。”[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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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法西斯主义还提供了另一个可用于中国的外国模式。如历史学家柯伟林（William Kirby）所指出的，对不同的中国团体（国民党内外都算），“法西斯主义”意味着不同的东西。一些人相信“极权主义”充满活力的目标以及伟大领袖的作用，另一些人则在法西斯主义这里看到了非威权主义的技术专家治国的可能性；一些人想要将它与“传统道德”调和起来，另一些人则认为它将彻底替代传统——一种削弱了它的吸引力的反传统主义。蒋介石与国民党右派害怕阶级斗争会分裂中国，他们欣赏法西斯主义压倒阶级斗争的承诺，认为法西斯主义式的国族主义要高于自由主义式的个人主义。对宣扬国家至高无上来说，法西斯主义的旗帜很有用；对批判过度的个人主义与自由来说也是如此。中国的法西斯主义者赞同他们的死敌——自由主义者以及拥护发动新文化运动的激进分子，认为文化自身已变得颓废败坏。不过，根据他们的分析，引发文化问题的与其说是传统的恶劣影响，倒不如说是西式自由主义造成的衰颓。男人的精力消耗于妓院之中，女人则以化妆品玷污自己。“在近几十年，我们徒劳无益地沉醉于民主和自由思想的提倡中。”蒋介石如是说。他在1933年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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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绝对信仰一个贤能的领袖。……当然领袖自己要有伟大的人格和革命的精神，来做一切党员的楷模！而每个党员，也务必能直接为领袖、为团体，间接则为社会、为国家、为革命主义而牺牲一切！[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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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蓝衣社理想中的未来社会里，所有儿童都将属于国家而非个别家庭或家族，他们将被教以“团体主义”，被训以尚武主义；会强调职业教育，以避免毫无用处地学习“死书”。更为激进或极端民族主义的蓝衣社成员倾向于对经济实行完全国家化。在苏联的斯大林主义、日本的农业法西斯主义以及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那里，这一看法有着广泛的共鸣。按照这种观点，中国农民与地主的分散田地将转为国家集体所有。不过，温和一些的蓝衣社成员支持的仅是官方的稳健改革路线。力行社的秘密状态带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蒋介石之外，并不清楚还有谁是说话算得上数的。而蒋介石在许多问题上说得也并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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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主义无法压倒国民党固有的派系主义，也无法把蒋介石无可置疑地转变为一位元首式的人物。力行社与蓝衣社只是三四个主要派系中的一个。蒋介石明白，他个人权力的基础就是它们持续不断的争斗——只要它们中没有一个能独掌大权，他就能主宰所有人。中国法西斯主义模式的另一个弱点是蒋介石对任何种类的群众运动的疑虑。蓝衣社从未被允许像意大利与德国那样组织国家控制的群众追随者运动。成员资格仍大致限制于军官与党的官员之中。最后，蓝衣社意识形态中的反传统一面违反了蒋介石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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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蒋介石认定军队纪律为社会提供了模范，但他同样相信传统价值能在创建这样一个社会中扮演主要角色。作为以法律措施强制实行的对全体国民的意识形态重建，新生活运动于1934年9月正式开始。[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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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在许多方面都与蓝衣社的理想是相容的（尤其是就敌人——中国的颓败与共产主义——而言），总体目标同样是造就一个彻底纪律化的社会。但是，归根结底，新生活运动与法西斯主义并不相容。它将儒家学说乃至基督教教义带回中国的政治生活，同样是一种补救政府弱点的措施，而非扩展其权力的手段。假如人民真的被纪律化了，那么，无须强大国家的推动，他们就会自发地服务社会并献身于国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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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宣称，三民主义的“出发点”是“公”，“国民革命的原动力”则是“诚”。[19]“公”意指公共、有公共精神以及共享，就是既不个人也不自私；“诚”意指真诚、深沉的奉献以及恭从。这些都是古老的德目，在宋代新儒学复兴时被标举了出来。它们表明蒋介石相信自律是理性国家的基础。蒋介石的新生活儒学是对大大小小的“自私”的攻击，它强调的是礼、义、廉、耻这样的新儒家德目。蒋介石想要改良中国人的习俗，他竭力主张俭与勤这些旧式的教义，社会改良将会自然地产生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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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解释说，自己举不劳而获的乞丐的例子，意思是假如他能在道德上获得进步，能更好地掌握四种主德，就会走出去找个工作。最终，社会秩序——蒋介石将其预设为等级式的关系——就会恢复。但是，正如李大钊在差不多15年前与胡适所争辩的，要为遍布中国各地的乞丐与盗贼提供工作，难道不是首先要有起作用的经济制度吗？ 蒋介石确信德行应先行，他甚至明确主张食不果腹者也必须讲求道德；否则，他们即使变成了富人，也仍会品行不端。正如蒋介石的批评者所指出的，甚至孔子也认为，希望基本经济需要都未得到满足的人讲求德行是不合情理的。然而，蒋介石解释说，德行必须先行：“未能为人，何有衣食？” 有了德行，那么，“衣食不足，可以人力足之”[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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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活运动的目标范围甚广，从这样超然的高度直到对刷牙与洗脸（用冷水）的详细规定。在该运动的支持下，警察有时会查封舞厅，蓝衣社暴徒则撕毁危险的杂志，向穿着不得体的人身上泼酸液。即时在当时，指示大家如何穿着整饰也会受人嘲笑，可想而知，国民党人对堕落的审查毫无作用。不过，这一运动反映了一种广泛的感觉，那就是社会太混乱了。南京十年有限的法西斯主义会逐渐演化为毛泽东时代中国清教徒式的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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