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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政府是软弱的，这从上海警政的命运中就可以看出来。[10]警察与军队最直接地代表着国家建设。警察是政府伸入城市街区的直接触手。南京政权想把地方警察力量纳为民国政府的一部分，上海警察被用于追捕共产党人。然而，这种对警察的使用夺去了本可以投入日常警政的资源。不管是租界还是华界，上海以抢劫、谋杀与绑架而声名狼藉，整个城市到处都赌博、卖淫与吸毒。 在鸦片战争后，鸦片日益流行，到民国建立时，罂粟种植已散布到绝大多数省份，国产鸦片已成了印度进口货的竞争对手。在许多地方，鸦片变成了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以及乡村赋税的支柱。鸦片吸食扩散到了乡村。据估计，有多达十分之一的中国人是瘾君子。[11]严格说来，鸦片仍是非法的，它的秘密交易为成千上万帮会分子提供了工作机会。实际上，据许多估计，单是上海帮会就有10万名成员。从一开始，毒品就是上海经济与政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过贿赂与交易，官员与帮会分子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鸦片贸易是国民党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蒋介石承诺用征税的办法来禁绝毒品——南京政权倒变得对这一收入流上了瘾。事实上，孙中山在广州时便已开了鸦片垄断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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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一政府—帮会—警察—商业的连锁并不仅限于鸦片。20世纪20年代，青帮中的一位首脑就是法租界的探长。其继承人则是恶名昭著的青帮首领杜月笙，杜氏被蒋介石委任负责禁烟。中外官员都感到必须容忍青帮，因为只有它能摆平劳资关系并让上海庞大的黑社会保持某种秩序。作为回报，帮会不仅支付了数额巨大到足以构成维持政府运转的收入的重要部分的贿金，而且在白色恐怖中发挥了作用，并在整个南京十年期间继续追捕共产党人。政府通过青帮暗杀反对者与国民党其他派系的竞争者，不过，这经常引起公众的巨大义愤，让该政权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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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30年代那几年，帮会分子、商界领袖与官员间的关系变得日益紧密。让政府从毒品生意中获取更大收益的决策与蒋介石个人有关。据说他憎恶吸毒，但又找不到替代的筹措收入的办法。改革毒品政策的尝试（贩毒合法化，建立戒毒所）也被日本制造毒品并在华北销售的决策（既扰乱南京的财政，又戕弱中国人）所蓄意破坏。上海警察只是体制的一部分，在该体制中，腐败与合法的界限被弄得模糊不清。历史学家魏斐德总结道，正当上海的帮会分子试图洗白自己时，蒋介石努力要让警察国家化，这“在上海创设出一整套新的形势，让区分警政与犯罪、爱国精神与恐怖主义变成了困难的事情”，并意味着“让政府变成了犯罪集团”[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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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国家建设中的矛盾严重削弱了南京政权。蒋介石无法设想出新的权力组织与代表方式，以及应对一个巨大国家的多重利益的办法。他利用自己对国民党军队的控制来支配国民党与政府。然而，在共产党人于20世纪50年代早期巩固其权力之前，在中国的许多地方，不受中央节制的军队仍强大依旧。蒋介石实际但又有限的现代化努力恰恰讽刺性地动摇了他所依托的现状。假如说国民党在北伐期间“军阀化”了，在吸收先前军阀与中央政府架构内的官僚——这些人对三民主义毫无信仰——的过程中，它也“官僚化”了。在某些情况下，这无关紧要，几个部之前已设法变得既有效率又有效能，且至少能部分地屏蔽政府的干涉。[13]外交部不断吸引着有才能且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为其服务，并在政府最受人欢迎的目标之一——“改订新约”上取得进展。财政部也做到了保持自主并限制腐败。对赋税的第一手掌握让它可以支付丰厚的薪水，这带来了高效，使它能增加收入并取悦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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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系统或许在地方政府一级是最弱的。南京政权的困境在于，没有更多的资源，它就无法建立起强有力的民政部门，而没有强有力的民政部门，它就无法从中国社会中抽取自己所需的资源。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军费意味着文官系统只能获得财政预算的8％~13％。政府并不想要摧毁地方精英，这将会造成真空式的社会失序；不过，它确实想要以某些削弱他们自主的方式整合他们。如果说中国共产党将“土豪劣绅”瞄定为压迫与剥削阶级，那么国民党用同一习语表达的则是不同的意思——没有得到中央政府认可的地方精英。国民党从未达成其孙文主义—列宁主义的任务——领导整个社会。左翼理想主义者更多让位给了腐败的野心家。精神与动员的呼吁能否填满这一缺口？下文将探讨蒋介石在中国社会中重塑风纪与精神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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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衣与新生活：国民党的法西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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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2年早些时候，蒋介石黄埔时期的一群门生军官组织了“蓝衣”社，以与社会的堕落、国民党的腐败、共产主义以及日本的威胁这诸种病症作斗争。该社的秘密核心是力行社，后者最终发展到50万会员，支配了军队培训，且影响着警局、大学、中学夏令营、童子军以及新生活运动。[14]该社的领导人希望将他们学自黄埔的军事效率与个人纪律跟20世纪30年代德国与意大利建立强大国家的教导结合起来。正如意大利黑衫党与德国褐衫队，蓝衣社赞美权力本身。他们称蒋介石“领袖”——一个新头衔，出自“元首”。尽管反日，但他们仍忠于蒋介石高度争议的决定，那就是在努力应对日本之前先“剿灭”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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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力行社中，最明显公开活动的一派是蓝衣社。这是一伙暴徒，攻击甚至暗杀蒋介石在党内外的敌人。忠于蒋介石且极端狂热的国民党人的整个运动一般都被归给了蓝衣社。不过，力行社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外围组织，成员在宣传、情报、军事、警察以及其他政府部门中结成秘密小组。蓝衣社明显是想要中国成为法西斯主义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的环境下，这并不像今天听起来那样奇怪。20世纪30年代世界性的大萧条让很多人得出结论说，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行将失败。旅欧的国人经常对在德国或苏联（或两个国家一起）的所见所闻印象深刻，国民党中国尤其钦佩德国——它之前在俾斯麦的领导下取得了统一，获得了历史性的成功，甚至已通过苦干与纪律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完全失败中恢复了过来。这并不仅是意识形态上的欣赏，蒋介石支持中德在工业与军事的所有层面上的保持接触。[15]20世纪20年代晚期，德国顾问在国民党中迅速取代了苏联顾问。法西斯主义显然会对威权主义现代化派有很大的吸引力，正如一位蓝衣社高层许久以后所说的：“法西斯主义现在看是落后的，但在当时它似乎是一种复兴国家的非常进步的手段。”[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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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法西斯主义还提供了另一个可用于中国的外国模式。如历史学家柯伟林（William Kirby）所指出的，对不同的中国团体（国民党内外都算），“法西斯主义”意味着不同的东西。一些人相信“极权主义”充满活力的目标以及伟大领袖的作用，另一些人则在法西斯主义这里看到了非威权主义的技术专家治国的可能性；一些人想要将它与“传统道德”调和起来，另一些人则认为它将彻底替代传统——一种削弱了它的吸引力的反传统主义。蒋介石与国民党右派害怕阶级斗争会分裂中国，他们欣赏法西斯主义压倒阶级斗争的承诺，认为法西斯主义式的国族主义要高于自由主义式的个人主义。对宣扬国家至高无上来说，法西斯主义的旗帜很有用；对批判过度的个人主义与自由来说也是如此。中国的法西斯主义者赞同他们的死敌——自由主义者以及拥护发动新文化运动的激进分子，认为文化自身已变得颓废败坏。不过，根据他们的分析，引发文化问题的与其说是传统的恶劣影响，倒不如说是西式自由主义造成的衰颓。男人的精力消耗于妓院之中，女人则以化妆品玷污自己。“在近几十年，我们徒劳无益地沉醉于民主和自由思想的提倡中。”蒋介石如是说。他在1933年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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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绝对信仰一个贤能的领袖。……当然领袖自己要有伟大的人格和革命的精神，来做一切党员的楷模！而每个党员，也务必能直接为领袖、为团体，间接则为社会、为国家、为革命主义而牺牲一切！[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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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蓝衣社理想中的未来社会里，所有儿童都将属于国家而非个别家庭或家族，他们将被教以“团体主义”，被训以尚武主义；会强调职业教育，以避免毫无用处地学习“死书”。更为激进或极端民族主义的蓝衣社成员倾向于对经济实行完全国家化。在苏联的斯大林主义、日本的农业法西斯主义以及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那里，这一看法有着广泛的共鸣。按照这种观点，中国农民与地主的分散田地将转为国家集体所有。不过，温和一些的蓝衣社成员支持的仅是官方的稳健改革路线。力行社的秘密状态带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蒋介石之外，并不清楚还有谁是说话算得上数的。而蒋介石在许多问题上说得也并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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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主义无法压倒国民党固有的派系主义，也无法把蒋介石无可置疑地转变为一位元首式的人物。力行社与蓝衣社只是三四个主要派系中的一个。蒋介石明白，他个人权力的基础就是它们持续不断的争斗——只要它们中没有一个能独掌大权，他就能主宰所有人。中国法西斯主义模式的另一个弱点是蒋介石对任何种类的群众运动的疑虑。蓝衣社从未被允许像意大利与德国那样组织国家控制的群众追随者运动。成员资格仍大致限制于军官与党的官员之中。最后，蓝衣社意识形态中的反传统一面违反了蒋介石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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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蒋介石认定军队纪律为社会提供了模范，但他同样相信传统价值能在创建这样一个社会中扮演主要角色。作为以法律措施强制实行的对全体国民的意识形态重建，新生活运动于1934年9月正式开始。[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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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在许多方面都与蓝衣社的理想是相容的（尤其是就敌人——中国的颓败与共产主义——而言），总体目标同样是造就一个彻底纪律化的社会。但是，归根结底，新生活运动与法西斯主义并不相容。它将儒家学说乃至基督教教义带回中国的政治生活，同样是一种补救政府弱点的措施，而非扩展其权力的手段。假如人民真的被纪律化了，那么，无须强大国家的推动，他们就会自发地服务社会并献身于国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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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宣称，三民主义的“出发点”是“公”，“国民革命的原动力”则是“诚”。[19]“公”意指公共、有公共精神以及共享，就是既不个人也不自私；“诚”意指真诚、深沉的奉献以及恭从。这些都是古老的德目，在宋代新儒学复兴时被标举了出来。它们表明蒋介石相信自律是理性国家的基础。蒋介石的新生活儒学是对大大小小的“自私”的攻击，它强调的是礼、义、廉、耻这样的新儒家德目。蒋介石想要改良中国人的习俗，他竭力主张俭与勤这些旧式的教义，社会改良将会自然地产生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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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解释说，自己举不劳而获的乞丐的例子，意思是假如他能在道德上获得进步，能更好地掌握四种主德，就会走出去找个工作。最终，社会秩序——蒋介石将其预设为等级式的关系——就会恢复。但是，正如李大钊在差不多15年前与胡适所争辩的，要为遍布中国各地的乞丐与盗贼提供工作，难道不是首先要有起作用的经济制度吗？ 蒋介石确信德行应先行，他甚至明确主张食不果腹者也必须讲求道德；否则，他们即使变成了富人，也仍会品行不端。正如蒋介石的批评者所指出的，甚至孔子也认为，希望基本经济需要都未得到满足的人讲求德行是不合情理的。然而，蒋介石解释说，德行必须先行：“未能为人，何有衣食？” 有了德行，那么，“衣食不足，可以人力足之”[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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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活运动的目标范围甚广，从这样超然的高度直到对刷牙与洗脸（用冷水）的详细规定。在该运动的支持下，警察有时会查封舞厅，蓝衣社暴徒则撕毁危险的杂志，向穿着不得体的人身上泼酸液。即时在当时，指示大家如何穿着整饰也会受人嘲笑，可想而知，国民党人对堕落的审查毫无作用。不过，这一运动反映了一种广泛的感觉，那就是社会太混乱了。南京十年有限的法西斯主义会逐渐演化为毛泽东时代中国清教徒式的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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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蒋介石来说，与其说儒家道德就自身而言就是目的，倒不如说它更多是一种将军队标准应用于中国社会的手段。正如旧日儒家士人强调弟子的洒扫之职，整饰是要逐渐培养出内在的庄重与自律。不过，新生活儒学也反映了一种等级式的社会模式——未加规制的民众是危险的。总而言之，蒋介石发现，欧洲法西斯主义有很多地方值得钦佩：提升国家，否定民主，颂扬领袖，以及对法西斯主义新人的愿景——遵守纪律的群众中去个人化的一员。但是法西斯主义与新传统主义、三民主义以及标志着南京十年西方化的许多形式并不完全兼容。至于说到德、意法西斯运动对群众的动员，这一尝试与蒋介石的关切就全不相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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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国家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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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中国经济基本上陷于停滞。农业产出占国内生产净值的65％，全国绝大多数人在内谋生。从1934年到1936年，投入经济发展的资金不到政府总支出的4％，甚至这一点钱中的大部分也被吸入了私人银行账户，或在徒劳的努力中被花掉了。对各主要城市来说，国际贸易与资本投资有重要意义，并促成了中国经济整体上小幅但相当稳定的增长。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37年，实际总产量可能每年增长了2％，人均产量则增长了20％。[21]与明治日本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许多经济体（包括中国）相比，这些数字黯然失色，可以追溯到明、清时期的小规模商贸企业的风气仍支配着国内制造业与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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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从1931年到1936年，工业年增长率达6.7%，但起始基数很小。中国工业仍只占总体经济的一小部分，并因为高税收与融资困难而显得很脆弱。著名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因缴不起税而破产（讽刺性的是，实际税制偏向于外国公司，因为南京需要从政治上更为软弱的中国企业这里获得收入）。商人被指望着做出牺牲。大萧条减少了欧洲与北美对生丝以及其他产品的需求，结果沉重打击了出口。最初，中国受益于1929年至1932年间的银价下跌——虽然各工业国都采用金本位，但中国仍以白银作为通货。因此，银价下跌让中国银元事实上贬值，降低了出口品价格。但是，由于美国开始买入更多的白银以平衡黄金储备，银价转而上升，白银开始从中国流出，中国经济则跌入了急剧的通货紧缩时期。在1932年至1935年间，批发价下跌了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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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出口额从1931年的14.17亿元下降到1934年的5.35亿元。 到1932年，三分之一的城镇工厂与40%的商铺已经倒闭。农民深受物价降低以及20世纪30年代中期毁灭性的洪灾所害。蒋介石拒绝将军费转用于救济洪灾。中央与地方政府仍处于赤字状态，南京政府年度支出的六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由借款填补，结果吞掉了本可以用于投资的资金。商业贷款的年利率最低也达到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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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形势改善了。在1934年至1935年的萧条期间，南京政府实行了银行国有化（让少数友人大赚了一笔），暂停了白银交易，并从根本上开始印发纸币。这些政策的计划外后果是通货膨胀，农民则因农产品价格上涨而受益。1936年至1937年的农业季更加风调雨顺，收成也更好。在德国顾问的帮助下，1935年，政府设计出一个五年计划，在内陆省份发展重工业。这一政策后来成了毛派经济学的支柱。在远离相对发达的东部沿海的那些地区，钢铁、机械、电力与采矿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南京政府对私人企业——从纺纱厂、肉类加工厂到电信与造纸业都包括在内——实行了国有化。这助长了各级官僚的大规模腐败。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让经济增长提前结束；不过，这同样也促使政府在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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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人试图保持相对社会的自主，以此让政府不受制于外来压力。南京政府试图包容（或笼络）如资本家、军阀、帮会分子以及乡村精英这样的潜在敌手，它承认集团利益，但前提是它们必须从属于总体利益。公民权的基础是无私个人对国家——它是唯一可以国族名义发言的机构——的义务，被视为是有限制的。早在1929年，新兴的南京政府就规定：“在训政时期……中华民国人民须服从拥护中国国民党，誓行三民主义……始得享受中华民国国民之权利。”[22]公民权要努力赢取，而非自我主张即可。更具体的是，国民党人寻求在意识形态上统合所有正式的自发团体，适用对象是专业人士（组织渊源可追溯到晚清，律师、医生、教师、记者、会计师以及其他人群的职业团体），当然还有商会以及商人的同乡会（在城市生活中扮演着主要角色）。特别是专业人士，他们自视为关键的现代化事业的天然社会领导者，并想要政府承认他们的特权。[23]他们间或会反对政府——例如律师批评国民党人漠视正当程序与人权，宣称代表公众发言，是对国民党正当性核心的不言明的打击。不过，也仅仅是不言明的，并没有任何公开性的决裂。职业团体的运作并不独立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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