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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Kathryn Bernhardt（白凯），“Women and the Law: Divorce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收入Kathryn Bernhardt（白凯）与Philip C.C.Huang（黄宗智）编：Civil Law in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p.187-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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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离婚声明》，载《申报》，1929年2月2日，第4版。引自Kathryn Bernhardt（白凯）与Philip C.C.Huang（黄宗智）编：Civil Law in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pp.192-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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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Antonia Finnane（安东篱），“What Should Chinese Women Wear? A National Problem，”Modern China vol.22，no.2 （April 1996），pp.99-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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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李寓一：《美装·新装与奇装异服》，载《妇女杂志》14卷9号（1928年9月），25页。引自上书，pp.11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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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Louise Edwards（李木兰），“From Gender Equality to Gender Difference，” pp.8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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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Vera Schwarcz（舒衡哲），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p.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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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参见Edmund S.K.Fung（冯兆基），In Search of Chinese Democracy: Civil Opposition in Nationalist China，1929-194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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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罗隆基：《我对于党务上的“尽情批评”》（1929年10月）。引自Jerome Grieder（贾祖麟），Intellecturals and the State in Modern China （New York
:The Free Press，1981），p.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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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1929年9月）。引自Vera Schwarcz（舒衡哲），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p.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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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罗隆基：《论“还政于民”》（1932年1月20日）。引自Edmund S.K.Fung（冯兆基），In Search of Chinese Democracy，p.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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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Jerome Grieder（贾祖麟）， 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 in Modern China，p.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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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Parks M.Coble（柯博文），Facing Japan；John Israel（易社强），Student Nationalism in China，1927-1937（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6）；以及Jeffrey Wasserstrom（华志坚），Student Protest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The View from Shanghai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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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对张君劢，参见Roger Jeans（金若杰），Democracy and Socialism in Republican China
:The Politics of Zhang Junmai （Carsun Chang），1906-1941（Lanham，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1997），pp.57-72，97-117；关于施存统，参见 Wen-hsin Yeh（叶文心），Provincial Passages：Culture，Space，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6），pp.254-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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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 第十四章 农民与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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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菲律宾到危地马拉，20世纪的一大标志就是规模巨大的农民起义与革命活动。没有哪一场农民革命比中国规模更大，直到该世纪末，这场革命仍在被秘鲁、墨西哥、斯里兰卡、尼泊尔以及其他后来的革命者所效仿。对20世纪30年代的许多中国农民来说，不管是争夺水、土地与柴火这样的具体资源，还是争夺市场与资金的获取权，都是生死攸关的事。暴力仍是地方性的，首要的一点就是，南京政府被证明无法真正确立对地方政府的控制。这是自清中叶以来历史性的权力下移或松动的结果，就根本而言，与朝廷未能有效应对18世纪的人口大增长有关。[1]正式的官僚系统无法跟上中国社会日渐增长的规模与复杂性，为维持秩序与征集赋税，朝廷官员被迫日益依赖地方精英。国家与社会的整体关系由此发生了改变。到20世纪，不管是使用武力还是尝试唤起意识形态狂热，国民党都无法将地方精英相对于南京政府的力量削弱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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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史家最近基于定量估算得出的发现与社会史家基于印象式证据描绘出的图景之间，存在着引人注目的分歧。某些经济学解释将农业危机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并得出结论说，在那之前，从很多方面来看，农民阶级的状况相对不错。[2]农业年均增长率可能达1.5％，比人口增长高约0.5％。然而，记者与旅行者的记述强烈表明，在之前很久，情况就开始恶化了。大量的抗税请愿、抗租运动以及农村骚动表明，一定是哪里出了大问题。[3]当然，最乐观的经济史家也不会主张说农民阶级突然间就不受年馑、市场波动或恶政的影响，只是说归结起来，进入20世纪后，农业收入很有可能一直在增加（纵使幅度很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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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性农业危机是20世纪20年代的标志。经济史家马若孟（Ramon Myers）总结道，“这不是农业人口的暂时性生存危机，而是发生在持续基础上的一系列脱臼效应”，其结果则是乡村惨剧。[4]另一些历史学家则看到，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之前，农民阶级仍能苦苦支撑。[5]由于工业化国家关闭其市场，农业出口减少，部分中国乡村（一直面临着困境）被推到了崩溃的边缘。同样要注意的是，1931年，长江发生大水灾，1934年至1935年，华中则发生了旱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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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精确定量记录的缺乏，我们将永远无法准确了解每一年、每一地区乡村经济是如何发展的。数据分析与推论很容易走偏，正如古老的中国谚语所说：“差之毫厘，失之千里。”[6]虽然在中国历史中，地区性衰退周期性地出现，但是一场耗尽经济余量的全国性萧条——不仅如此，还要加上人口爆炸、政府破产，以及中国面对国际金融变动的脆弱不堪——则是前所未有的。失业率是灾难性的，更不用说不充分就业了。这就是国民党人继承的遗产。正如一名日本旅行者在1911年简明指出的：“由于农民阶级无法积累起任何剩余，他们的生活就无法脱出糊口水平。假如哪一年收成不好，他们就要遭受饥荒。”[7]20年后，一名英国观察者注意到：“存在着这样的地方，在那里，乡村民众的处境就如同一名长期站在没颈深水中的人，甚至一股细浪也足以将他淹死。”[8]社会主义经济学家托尼（R.H.Tawney）尤其震惊于这种危机的系统性：“邻里无法救助个人，因为整个地区陷于相同的处境之中。国家也无法救助该地区，因为运输手段保证不了能运进足够数量的食物。”在许多重要方面，乡村经济已经从清朝时期相对有效的饥荒预防体制上滑脱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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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整体，中国社会的首要区隔就是城乡之分。乡村地区被以它们所不具有的东西加以界定：它们缺少收音机、电影院、百货商店、马路、报纸、电、现代学校以及任何令城市变成陌异世界的特征。然而，工业化却以乡村经济为基础（棉花、生丝、烟草、粮食），所有这些都是靠极其廉价的农业劳动力生产出来的。长期的趋势是富裕者移居城市地区，这与自16世纪以来商人文化的兴起有关。不过，这一趋势被晚清的政治不稳定大大加速了。结果，“乡村精英”不再都是那么精英，他们的财富也不很稳固。这类家庭往往并不比他们的穷乡邻们——“乡村精英”既怕他们，又怕变成他们——过得好太多。由此，中国乡村以极其严酷的方式开始了自我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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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乡村瓦解的引擎可能更多是政治的而非文化的。将帝制中国抟为一体的制度已经失灵。不过，归根结底，政治与经济的衰退是紧密相连的。长期的经济与人口压力成了令政治体制无法应对的重负，1911年政治秩序的瓦解使得经济平衡发展变为不可能。因此，历史学家黄宗智强调现代农业危机的深层次根源。[10]16世纪，农业商品化充满活力，有几分像有着复杂交易技术且使用雇工的现代市场经济；19世纪，中国被吸纳入世界经济之中。但这两者都没能转变古老的小农经济的基本形态。家庭农场继续依靠其成员的劳动，且绝大部分产品供自身消费。农民经济围绕最小化风险而非最大化利润（像资本主义企业那样）展开。此外，在家庭农场中，农民通常以就自己看来合理的方式使用劳动，然而在资本家看来，这些方式却是效率低下的。因为“当边际收益低于市场工资时，资本主义农场将停止投入劳动——因为这意味着收益为负。反过来，即使劳动的边际收益远低于普遍的市场工资，只要尚未达到家户消费所需，农民的家庭农场就将继续投入劳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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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农户中的某些成员在收益低于自己生存所需时仍在工作，因为他们是在为整个家户的收入做贡献。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自我剥削”，是因为农民并不为劳动“支付报酬”，他们无法自由地获取与摈除其成员，因此有着合理的动机在效率低下时仍投入某些劳动，“边际效益递减”至少好过一无所得。中国的人口增长——到20世纪30年代达到5亿——让某些经济学家主张说，该系统一定仍基本运转良好，然而事实上，它造成了既无法在外就业也无法垦居新地的“剩余劳动力”。最后的边远荒地已被开发，所有适于耕种的土地都被集约种植。一般每年都要种植两季甚至三季。传统模式的农业已经达到了它的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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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将我们带到了例如化肥、良种以及农业机械之类的技术问题那里。理论上，尽管能达到的程度以及需付出的代价并不清楚，但正如20世纪50年代那样，在20世纪20年代，现代、科学的投入能够提高产量。不管怎样，只要政治体制仍不稳定，且农民仍在微型家庭农场中忙于自我剥削，技术改革的潜能实际上就是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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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制时代后期，中国农业变得越来越集约化。劳动投入的增加提高了产量，接着，到20世纪，单位劳动投入的产出开始下降（尽管总产量仍在增加），“内卷化”不可避免。黄宗智认为，不应将中国农业的内卷化当作一场特定的危机，而应看作长期趋势的标志。在早期工业化阶段，西欧的绝对产出与单位劳动产出都得到了提高，与此相反，尽管付出了巨大的社会代价，中国仍只在第一而非第二个范畴获得了提高。乡村中的基本生活标准、生产关系以及生产方式都没有变化。人口与商品化以互相关联的方式增长，农民越来越多地种植如棉花、花生与罂粟这样的更为劳动密集的经济作物。然而最终，农民收入停滞并下降。在这一节点（不管确切时间是什么时候）前很久，客观上，出于所经历的经济混乱、高额盘剥（赋税、地租、利息）以及暴力与自然灾害的经常性威胁，中国农民已主观地体验到了贫困化。而这就是共产党人在20世纪30年代试图发动革命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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