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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 [:1706698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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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 第十四章 农民与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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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菲律宾到危地马拉，20世纪的一大标志就是规模巨大的农民起义与革命活动。没有哪一场农民革命比中国规模更大，直到该世纪末，这场革命仍在被秘鲁、墨西哥、斯里兰卡、尼泊尔以及其他后来的革命者所效仿。对20世纪30年代的许多中国农民来说，不管是争夺水、土地与柴火这样的具体资源，还是争夺市场与资金的获取权，都是生死攸关的事。暴力仍是地方性的，首要的一点就是，南京政府被证明无法真正确立对地方政府的控制。这是自清中叶以来历史性的权力下移或松动的结果，就根本而言，与朝廷未能有效应对18世纪的人口大增长有关。[1]正式的官僚系统无法跟上中国社会日渐增长的规模与复杂性，为维持秩序与征集赋税，朝廷官员被迫日益依赖地方精英。国家与社会的整体关系由此发生了改变。到20世纪，不管是使用武力还是尝试唤起意识形态狂热，国民党都无法将地方精英相对于南京政府的力量削弱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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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史家最近基于定量估算得出的发现与社会史家基于印象式证据描绘出的图景之间，存在着引人注目的分歧。某些经济学解释将农业危机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并得出结论说，在那之前，从很多方面来看，农民阶级的状况相对不错。[2]农业年均增长率可能达1.5％，比人口增长高约0.5％。然而，记者与旅行者的记述强烈表明，在之前很久，情况就开始恶化了。大量的抗税请愿、抗租运动以及农村骚动表明，一定是哪里出了大问题。[3]当然，最乐观的经济史家也不会主张说农民阶级突然间就不受年馑、市场波动或恶政的影响，只是说归结起来，进入20世纪后，农业收入很有可能一直在增加（纵使幅度很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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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性农业危机是20世纪20年代的标志。经济史家马若孟（Ramon Myers）总结道，“这不是农业人口的暂时性生存危机，而是发生在持续基础上的一系列脱臼效应”，其结果则是乡村惨剧。[4]另一些历史学家则看到，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之前，农民阶级仍能苦苦支撑。[5]由于工业化国家关闭其市场，农业出口减少，部分中国乡村（一直面临着困境）被推到了崩溃的边缘。同样要注意的是，1931年，长江发生大水灾，1934年至1935年，华中则发生了旱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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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精确定量记录的缺乏，我们将永远无法准确了解每一年、每一地区乡村经济是如何发展的。数据分析与推论很容易走偏，正如古老的中国谚语所说：“差之毫厘，失之千里。”[6]虽然在中国历史中，地区性衰退周期性地出现，但是一场耗尽经济余量的全国性萧条——不仅如此，还要加上人口爆炸、政府破产，以及中国面对国际金融变动的脆弱不堪——则是前所未有的。失业率是灾难性的，更不用说不充分就业了。这就是国民党人继承的遗产。正如一名日本旅行者在1911年简明指出的：“由于农民阶级无法积累起任何剩余，他们的生活就无法脱出糊口水平。假如哪一年收成不好，他们就要遭受饥荒。”[7]20年后，一名英国观察者注意到：“存在着这样的地方，在那里，乡村民众的处境就如同一名长期站在没颈深水中的人，甚至一股细浪也足以将他淹死。”[8]社会主义经济学家托尼（R.H.Tawney）尤其震惊于这种危机的系统性：“邻里无法救助个人，因为整个地区陷于相同的处境之中。国家也无法救助该地区，因为运输手段保证不了能运进足够数量的食物。”在许多重要方面，乡村经济已经从清朝时期相对有效的饥荒预防体制上滑脱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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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整体，中国社会的首要区隔就是城乡之分。乡村地区被以它们所不具有的东西加以界定：它们缺少收音机、电影院、百货商店、马路、报纸、电、现代学校以及任何令城市变成陌异世界的特征。然而，工业化却以乡村经济为基础（棉花、生丝、烟草、粮食），所有这些都是靠极其廉价的农业劳动力生产出来的。长期的趋势是富裕者移居城市地区，这与自16世纪以来商人文化的兴起有关。不过，这一趋势被晚清的政治不稳定大大加速了。结果，“乡村精英”不再都是那么精英，他们的财富也不很稳固。这类家庭往往并不比他们的穷乡邻们——“乡村精英”既怕他们，又怕变成他们——过得好太多。由此，中国乡村以极其严酷的方式开始了自我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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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乡村瓦解的引擎可能更多是政治的而非文化的。将帝制中国抟为一体的制度已经失灵。不过，归根结底，政治与经济的衰退是紧密相连的。长期的经济与人口压力成了令政治体制无法应对的重负，1911年政治秩序的瓦解使得经济平衡发展变为不可能。因此，历史学家黄宗智强调现代农业危机的深层次根源。[10]16世纪，农业商品化充满活力，有几分像有着复杂交易技术且使用雇工的现代市场经济；19世纪，中国被吸纳入世界经济之中。但这两者都没能转变古老的小农经济的基本形态。家庭农场继续依靠其成员的劳动，且绝大部分产品供自身消费。农民经济围绕最小化风险而非最大化利润（像资本主义企业那样）展开。此外，在家庭农场中，农民通常以就自己看来合理的方式使用劳动，然而在资本家看来，这些方式却是效率低下的。因为“当边际收益低于市场工资时，资本主义农场将停止投入劳动——因为这意味着收益为负。反过来，即使劳动的边际收益远低于普遍的市场工资，只要尚未达到家户消费所需，农民的家庭农场就将继续投入劳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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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农户中的某些成员在收益低于自己生存所需时仍在工作，因为他们是在为整个家户的收入做贡献。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自我剥削”，是因为农民并不为劳动“支付报酬”，他们无法自由地获取与摈除其成员，因此有着合理的动机在效率低下时仍投入某些劳动，“边际效益递减”至少好过一无所得。中国的人口增长——到20世纪30年代达到5亿——让某些经济学家主张说，该系统一定仍基本运转良好，然而事实上，它造成了既无法在外就业也无法垦居新地的“剩余劳动力”。最后的边远荒地已被开发，所有适于耕种的土地都被集约种植。一般每年都要种植两季甚至三季。传统模式的农业已经达到了它的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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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将我们带到了例如化肥、良种以及农业机械之类的技术问题那里。理论上，尽管能达到的程度以及需付出的代价并不清楚，但正如20世纪50年代那样，在20世纪20年代，现代、科学的投入能够提高产量。不管怎样，只要政治体制仍不稳定，且农民仍在微型家庭农场中忙于自我剥削，技术改革的潜能实际上就是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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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制时代后期，中国农业变得越来越集约化。劳动投入的增加提高了产量，接着，到20世纪，单位劳动投入的产出开始下降（尽管总产量仍在增加），“内卷化”不可避免。黄宗智认为，不应将中国农业的内卷化当作一场特定的危机，而应看作长期趋势的标志。在早期工业化阶段，西欧的绝对产出与单位劳动产出都得到了提高，与此相反，尽管付出了巨大的社会代价，中国仍只在第一而非第二个范畴获得了提高。乡村中的基本生活标准、生产关系以及生产方式都没有变化。人口与商品化以互相关联的方式增长，农民越来越多地种植如棉花、花生与罂粟这样的更为劳动密集的经济作物。然而最终，农民收入停滞并下降。在这一节点（不管确切时间是什么时候）前很久，客观上，出于所经历的经济混乱、高额盘剥（赋税、地租、利息）以及暴力与自然灾害的经常性威胁，中国农民已主观地体验到了贫困化。而这就是共产党人在20世纪30年代试图发动革命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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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生存：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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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至1928年，国民党进行了清党，大批中国共产党人遭到杀害。之后，共产党又进行了三四年的党内斗争，才得出一套首尾连贯的政策。最终，党采用了三条相互关联的策略：借助农民的怒火，创建遵循游击战术的军队，以及建立根据地（“苏区”）。最成功的苏区领导者是毛泽东，不过，他并不是党的高层领导的一员，且这些策略是他同时顶着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与共产党内的批判发展起来的。即使在国共合作已经无可挽回地破裂后，共产党领袖仍很难明白他们组织城市工人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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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领导层对白色恐怖的回应是无效的，这也可以理解。他们对现实了解非常有限，却不得不迅速应变。终归，党生存的关键并不在党的总部，而是在田野上。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共产党人最明智的策略是转入地下与撤退到国民党势力不及的地区。然而，如我们已指出过的，斯大林依然需要宣称在中国取得了胜利，以证明他对国际共运的领导是正确的。因此，共产国际命令发动起义。某些中国共产党人也期望着貌似徒劳的起义会引燃更广泛的革命。实际上，这仅仅导致了对共产党员与工人进一步的大屠杀。最后，尽管正是陈独秀推行了托洛茨基所反对的与国民党的联合，他仍被当作一名“托派分子”而开除出党。1926年，在国民革命达到最高潮时，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批评说不应试图限制工人与农民的行动。他建议说，即使国民党反对，共产党人也应支持那些最激进的工农运动。另一个讽刺性的反转在于，这似乎正是斯大林在1927年夏秋所决定要做的事，然而，已经太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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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文学批评家瞿秋白被指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新领袖。他激进地预计说，对国民党的胜利即将到来。该年末，一场大规模的起义在广州发动。共产党士兵与工人设法夺取了城市，宣布建立“苏维埃”，随后撤退，前后不过60个小时。接下来是广州持续五天的白色恐怖，约6000人被屠杀。对与苏维埃有关的人的搜捕、刑讯以及处决持续了两年之久。[12]起义的时间是设定好的，以与在莫斯科所举行的关键会议相一致。它也是一段时间以来所创造的地方革命能量的爆发。可能有两万名工人为苏维埃而战，只占广州人口的一小部分，但用邓中夏的话说：“这不能说不是群众，或者可说太少了一些。”[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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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表明共产主义在中国已经走到了尽头。至于托洛茨基主义，作为反对派，托洛茨基本人在1928年被流放，并开始倾向于更为民主主义的革命手段。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结合的效果同样吸引着陈独秀，因此最后，他确实成了一名托派分子。中国的托派小团体参与了20世纪50年代对中国共产党的“官僚腐化”的批评。[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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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白色恐怖后，出现了十多个小苏区。作为农村根据地，它们存在于互相争斗的军阀间的缝隙中，通常位于各省多山的交界地区——传统上的真空地带。这些地方最为偏远，地势也最为崎岖，长久以来就是土匪逃避王朝军队追捕的地方。约有300个县（总共1800个县）程度不同地受到了共产党人的影响，不过，绝大部分人口仍然是“白色的”。共产党领导层颇有几分道理地担心，农村苏区会威胁到共产主义运动的无产阶级（或城市工人阶级）属性——他们可能会变质为纯粹的土匪。然而，党已别无选择，只能支持乡村激进行动主义（至少，在重建起与工人的联系前，可以作为暂时的应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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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若是要重建的话，就必须在中国社会中找到新的根基——必须从城市与城市工人转向乡村与农民。这完成得磕磕绊绊。对共产党人来说，幸运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需要去注意那些更强大的对手。即使在巩固了南京政权之后，蒋介石也无法动用他最为精良的军队来对付苏区。相反，他试图利用名义上在他领导之下的军阀，希望军阀与共产党人两败俱伤。然而，前者的军队可不是最有效的战斗者，而这一策略则给了中国共产党一些喘息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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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初的白色恐怖袭击之后，共产党员数量又缓慢增加。农民与士兵党员开始被吸收进来。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面积不小的中央苏区建立了起来。在接下来的20年中，随着环境的变化，共产党员数量一直起起伏伏。下面的估算数据（表14.1）显示了共产党的发展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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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1 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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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国共合作并未赋予农村组织工作太高的优先级，但真正建立起来的农村组织都受共产党人的支配。在国共合作之下，毛泽东自己就曾短暂地在这一领域中工作。也正是以这一经验为基础，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在白色恐怖中转向农民寻求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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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中国的第一批苏区在广东沿海建立，基础是彭湃于1922年在海陆丰创建的旧农民协会。[14]不过，它们是偏远而孤立的，为人力与军力都占压倒性优势的“白”区所包围。共产党领袖想要撤退，但当地人想要有人来保卫他们的革命所得。自然，系于自家土地之上、现在又投身革命的农民并不希望他们唯一的保护者一走了之。在1927年剩下的时间里，尽管县城已驻扎了反共军队，但苏维埃政府仍保持着对乡村的控制。两方都不觉得已强大到能将对方消灭（并承受一旦这么做所带来的严重伤亡），因此，僵局持续着。根据彭湃后来的分析，农民依附于农会，且在保卫本村时表现非常好，然而，他们对共产党的忠诚既微小又抽象，在进攻方面也起不到什么作用。该年9月，在政府军内一次暴动的帮助下，共产党人得以占领几个大一点的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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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彭湃所期望的外来援助从未实现。广州起义于1927年12月失败，之后，掌控广东的国民党盟友准备转而对付苏区。次年2月末，一万名装备良好的士兵径直侵入了“红”区，占领市镇，逐渐扼杀共产党农村根据地的中心区。事后回想可以看出，在战略上，海陆丰并不是理想之地，它们太靠近城市中心区，地势不够崎岖，无法为游击队提供隐蔽处，且还易于受到外国压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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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早些时候（此时，国民革命似乎仍完全以国共合作为准绳），毛泽东对家乡湖南省的农民协会进行了一次考察。他的报告与上层政策不一致，在党内受到压制。毛泽东并不因为担心与国民党疏远而批评农民“过激”，而是赞扬他们。他发现农民——尤其是“贫农”——是中国革命的先锋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