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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月，撤退中的军队在贵州北部一个叫遵义的城镇找到了暂时的歇息地，并抓住机会明确了接下来该怎么办。这一任务不可避免地牵涉首先追问之前做错了什么。事实上，到该年1月份，部队已经减少到四万人。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进入领导层。他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中国共产党的5人小团体）以及最高军事机构成员，不过，其他几个人（如周恩来）仍是他的上级。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役的最后几个月中，毛泽东敦促对敌军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回击，这一事实令他在遵义会议上的分析有了额外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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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已不再能帮不上他们什么了）已经中断。中央红军并不是唯一一支转移中的共产党军队。张国焘（在北京大学时是李大钊的学生）在四川与西康的边境地区建立起了一小块苏区，在蒋介石的“追剿”部队几个月持续不断的袭扰后，1935年6月，毛泽东与张国焘的军队在四川懋功会师。此时，毛泽东的部队只剩下15000人，张国焘则拥有80000人，对北上与南下战略方针产生了争论。迫在眉睫的问题是部队是否该进一步向北，到川陕甘边境地区建立新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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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他在党的中央机构中的盟友投票支持向北转移，张国焘则意见相左。前者还重申了中央苏区的根本经验教训——农村革命会解放农民阶级，并引导共产党人取得胜利。最后，毛泽东带着他的部队北上陕西，张国焘则南下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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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八 长征（与共产党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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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在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下，共产党人的失败已迫在眉睫。他们撤离了中央苏区，先向西，接着又向北。剩下的根据地要么被放弃，要么被迫转入地下。尽管共产党又一次遭到了重大失败，但是，陕西提供了使他们能够进行重建的战略性新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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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感谢“中央研究院”计算中心地理信息科学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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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毛泽东来说，长征在事实上已经结束了。大部分时间向西，随后又向北折入荒凉的山地，曲折前行了10000公里，幸存者——约8000人，加上少数沿途加入的共产党人，到达了陕北一块极端贫穷的小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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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征中，红军差不多一直在遭受攻击，不是国民党军队，就是地方军阀，有时甚至是少数民族部落。据历史学家毕仰高（Lucien Bianco）计算，“每天一场小规模战斗，每两星期一场大的战役，这就是370天的撤退中的大概纪录”[1]。长征的终极意义在于传奇性与正当化。那些幸存者成了中国革命之父。他们的英勇行为被作为胜利而铭记，并以个人智谋、勇气与自我牺牲达到道德剧式的完满。例如，在飞夺泸定桥的故事中，悬索桥的桥板已被敌人抽去，面对着敌人的重火力，共产党士兵匍匐爬过铁索，为索桥铺上新的木板。红军再一次绝地重生。长征战士受苦受难，为的是将中国带向应许之地。在毛泽东回忆性的词作《娄山关》中，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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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风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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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空雁叫霜晨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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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晨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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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蹄声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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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叭声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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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关漫道真如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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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迈步从头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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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头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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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山如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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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阳如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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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在陕西安顿了下来，他们呼吁建立抵抗日本侵略的统一战线，这时则更靠近了一步。他们并不信任蒋介石，最初设想的是一种新的阶级联合——工农与反日资产阶级的联合。这将会是一个同时反对日本与国民党人的“下层统一战线”。在巩固了对陕北的统治后，1936年春，共产党发动东征，旨在穿过邻近的山西省，与更东边的日本人交战。东征向许多人表明了共产党人是值得重视的。越来越多的两党之外的国人呼吁，国民党与共产党应该为了抗日联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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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5年晚些时候，中国共产党恢复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不过，共产国际的影响在中央苏区时期就已暗淡了下去，在长征期间则彻底消失。当共产党人最后从西北重新出现在世界意识中时，斯大林这样的人似乎已大致上将他们看作农民土匪而不加理会。共产国际确实鼓励中国共产党考虑新的统一战线（苏联希望蒋介石足够强大，以阻碍日本侵略北亚）。1935年末，为了在陕北当地获得更广泛的支持，毛泽东根据中央苏区时的路线温和化了中国共产党的措施。富农的土地不再被没收，他们会有与贫农以及中农相同的公民权利。鼓励兴办企业，入党也容易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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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绝非共产党军队的唯一落脚点。当长征开始时，约30000名战士被留在了中央苏区。[3]到1935年中，蒋介石的部队已抓获了其中的 16000 名，然而，不同寻常的是，在接下来的三年中，残余的共产党军队存活了下来，且甚至能够重新组合并进行游击战。1937年，当新的政治现实开启时，他们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军事力量重新出现于南方。在与党中央实际分裂后，张国焘的军队受到了国民党与地方武装的猛烈压迫。到1936年年中，他们决定北上，加入正在陕北的毛泽东。对张国焘来说，这是重大的政治失败，不久之后，他就叛逃到了国民党那里。这给了毛泽东可观的军事力量（约30000人）。共产党希望能与其他北方军队领袖停战，尤其是张学良。张学良被日本人赶出了东北，他名义上是在蒋介石的统领之下，且被要求去进攻共产党人。不过，张学良以及他的部队真正想的是打回东北老家。因此，他相当能接受共产党人的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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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对张学良以及北方的其他司令官感到担忧，1936年12月，他飞赴张学良在西安的总部。然而，张学良不仅没有配合他，反而将他扣留了一个星期，这就是著名的“西安事变”。关于这一事变的研究很多。它震撼了南京，在一个星期之内群龙无首，且长期以来被视为转折点：之前是对日本蚕食的满怀怨恨的承受，之后则是举国联合对抗全面侵略。这一事变的大部分仍神秘难解——一起突然扣押，伴随以军阀、共产党人与政府代表互诉机密。蒋介石一直否认他在西安接受过任何条件，不过，他似乎可能就停止“剿共”做出过口头承诺。在他被扣的一个星期中，谈判进行得忙乱而紧张，南京政府中的某些人想要不顾蒋介石的性命强行进攻西安，为此蒋介石从未真正地原谅他们（这意味着蓝衣社的末日）。许多历史学家相信有些共产党人想要处死蒋介石，不过，在或许是他在中国的最后重大表现中，斯大林明确了一点，那就是他感到作为唯一能统一中国以对抗日本的领导人，蒋介石被留下一命。中国的公众舆论因担心引发更大规模内战，因而建议释放蒋介石，不过，只是侧对着张学良与共产党人，而绝非反对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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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成为一系列促使蒋介石采取更加积极的反日立场的事件之一，迫使蒋介石与共产党结成统一战线，共同抗日。[4]1936年11月，日本与德国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这已迫使蒋介石考虑与苏联联合。总的说来，蒋介石明白中国公众不会再接受对日本的任何让步，且甚至他最忠诚的部队也对他的策略感到不满。蒋介石加入了统一战线，但并不是为获释支付赎金，而是仔细权衡过的策略。毕竟，一俟获释，他本就可以继续拒绝对抗日本。事实上，蒋介石尝试保持开放的选择，但日本对华北的无情压力阻碍了他再一次发动对共产党人的进攻。一俟获释，他立刻将张学良软禁了起来，后者几乎在软禁中度过了漫长的余生。张学良的军队被瓦解，这有利于蒋介石，共产党人后来扩大了根据地，且占领了一座大一些的城镇。延安成了他们的革命中心。表面上，中国政治并没有立刻发生什么变化，然而，全国都知道蒋介石已同意对日本的索求不再一味忍让。蒋介石第一次发现自己成了民族英雄，公共舆论则使他必须信守抗日统一战线的诺言。1937年8月，正当日本全面侵华时，国共两党达成了正式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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