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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八 长征（与共产党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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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在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下，共产党人的失败已迫在眉睫。他们撤离了中央苏区，先向西，接着又向北。剩下的根据地要么被放弃，要么被迫转入地下。尽管共产党又一次遭到了重大失败，但是，陕西提供了使他们能够进行重建的战略性新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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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感谢“中央研究院”计算中心地理信息科学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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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毛泽东来说，长征在事实上已经结束了。大部分时间向西，随后又向北折入荒凉的山地，曲折前行了10000公里，幸存者——约8000人，加上少数沿途加入的共产党人，到达了陕北一块极端贫穷的小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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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征中，红军差不多一直在遭受攻击，不是国民党军队，就是地方军阀，有时甚至是少数民族部落。据历史学家毕仰高（Lucien Bianco）计算，“每天一场小规模战斗，每两星期一场大的战役，这就是370天的撤退中的大概纪录”[1]。长征的终极意义在于传奇性与正当化。那些幸存者成了中国革命之父。他们的英勇行为被作为胜利而铭记，并以个人智谋、勇气与自我牺牲达到道德剧式的完满。例如，在飞夺泸定桥的故事中，悬索桥的桥板已被敌人抽去，面对着敌人的重火力，共产党士兵匍匐爬过铁索，为索桥铺上新的木板。红军再一次绝地重生。长征战士受苦受难，为的是将中国带向应许之地。在毛泽东回忆性的词作《娄山关》中，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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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风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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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空雁叫霜晨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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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晨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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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蹄声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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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叭声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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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关漫道真如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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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迈步从头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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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头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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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山如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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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阳如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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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在陕西安顿了下来，他们呼吁建立抵抗日本侵略的统一战线，这时则更靠近了一步。他们并不信任蒋介石，最初设想的是一种新的阶级联合——工农与反日资产阶级的联合。这将会是一个同时反对日本与国民党人的“下层统一战线”。在巩固了对陕北的统治后，1936年春，共产党发动东征，旨在穿过邻近的山西省，与更东边的日本人交战。东征向许多人表明了共产党人是值得重视的。越来越多的两党之外的国人呼吁，国民党与共产党应该为了抗日联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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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5年晚些时候，中国共产党恢复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不过，共产国际的影响在中央苏区时期就已暗淡了下去，在长征期间则彻底消失。当共产党人最后从西北重新出现在世界意识中时，斯大林这样的人似乎已大致上将他们看作农民土匪而不加理会。共产国际确实鼓励中国共产党考虑新的统一战线（苏联希望蒋介石足够强大，以阻碍日本侵略北亚）。1935年末，为了在陕北当地获得更广泛的支持，毛泽东根据中央苏区时的路线温和化了中国共产党的措施。富农的土地不再被没收，他们会有与贫农以及中农相同的公民权利。鼓励兴办企业，入党也容易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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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绝非共产党军队的唯一落脚点。当长征开始时，约30000名战士被留在了中央苏区。[3]到1935年中，蒋介石的部队已抓获了其中的 16000 名，然而，不同寻常的是，在接下来的三年中，残余的共产党军队存活了下来，且甚至能够重新组合并进行游击战。1937年，当新的政治现实开启时，他们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军事力量重新出现于南方。在与党中央实际分裂后，张国焘的军队受到了国民党与地方武装的猛烈压迫。到1936年年中，他们决定北上，加入正在陕北的毛泽东。对张国焘来说，这是重大的政治失败，不久之后，他就叛逃到了国民党那里。这给了毛泽东可观的军事力量（约30000人）。共产党希望能与其他北方军队领袖停战，尤其是张学良。张学良被日本人赶出了东北，他名义上是在蒋介石的统领之下，且被要求去进攻共产党人。不过，张学良以及他的部队真正想的是打回东北老家。因此，他相当能接受共产党人的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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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对张学良以及北方的其他司令官感到担忧，1936年12月，他飞赴张学良在西安的总部。然而，张学良不仅没有配合他，反而将他扣留了一个星期，这就是著名的“西安事变”。关于这一事变的研究很多。它震撼了南京，在一个星期之内群龙无首，且长期以来被视为转折点：之前是对日本蚕食的满怀怨恨的承受，之后则是举国联合对抗全面侵略。这一事变的大部分仍神秘难解——一起突然扣押，伴随以军阀、共产党人与政府代表互诉机密。蒋介石一直否认他在西安接受过任何条件，不过，他似乎可能就停止“剿共”做出过口头承诺。在他被扣的一个星期中，谈判进行得忙乱而紧张，南京政府中的某些人想要不顾蒋介石的性命强行进攻西安，为此蒋介石从未真正地原谅他们（这意味着蓝衣社的末日）。许多历史学家相信有些共产党人想要处死蒋介石，不过，在或许是他在中国的最后重大表现中，斯大林明确了一点，那就是他感到作为唯一能统一中国以对抗日本的领导人，蒋介石被留下一命。中国的公众舆论因担心引发更大规模内战，因而建议释放蒋介石，不过，只是侧对着张学良与共产党人，而绝非反对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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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成为一系列促使蒋介石采取更加积极的反日立场的事件之一，迫使蒋介石与共产党结成统一战线，共同抗日。[4]1936年11月，日本与德国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这已迫使蒋介石考虑与苏联联合。总的说来，蒋介石明白中国公众不会再接受对日本的任何让步，且甚至他最忠诚的部队也对他的策略感到不满。蒋介石加入了统一战线，但并不是为获释支付赎金，而是仔细权衡过的策略。毕竟，一俟获释，他本就可以继续拒绝对抗日本。事实上，蒋介石尝试保持开放的选择，但日本对华北的无情压力阻碍了他再一次发动对共产党人的进攻。一俟获释，他立刻将张学良软禁了起来，后者几乎在软禁中度过了漫长的余生。张学良的军队被瓦解，这有利于蒋介石，共产党人后来扩大了根据地，且占领了一座大一些的城镇。延安成了他们的革命中心。表面上，中国政治并没有立刻发生什么变化，然而，全国都知道蒋介石已同意对日本的索求不再一味忍让。蒋介石第一次发现自己成了民族英雄，公共舆论则使他必须信守抗日统一战线的诺言。1937年8月，正当日本全面侵华时，国共两党达成了正式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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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 [:1706698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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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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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夏，正当纳粹德国开始要征服欧洲时，日本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进攻。到1938年，绝大多数中国人受日本或某个傀儡政权的统治。然而，日本人试图与蒋介石达成某种交易的努力失败了，战争拖延不决。日本一开始为何要发动入侵？自世纪之交以来，日本人已在东北——一块肥沃且资源丰富的土地——建立了自己的利益区。虽然保守的东京官僚仅是想让中国继续虚弱不堪，然而军官们对20世纪20年代华盛顿体系加于日本的“军备限制”怀有深深的怨恨，且希望看到日本成为亚洲的主宰者。在日本国内，由于面临着大萧条带来的巨大经济与社会压力，出现了“昭和维新”的呼吁，希望在裕仁天皇的领导下实现如同明治维新般的重生。在20世纪，日本的国际地位在许多方面都显著地改善了，从1913年到1923年，制造业产量翻了番，到1938年，已增长到原来的5倍还多。日本的化学与造船工业（对任何战争努力都至关重要）都是第一流的。不过，乡村看起来仍明显是前现代的。农家耕种着小块土地，高租佃率导致社会紧张。农民因从朝鲜与台湾——本应是让国家更为强大的日本帝国的前哨基地——进口稻米而受到损害，他们还受害于外国生丝市场的崩溃，因为在大萧条之后，西方列强开始限制贸易。小地主——绝大多数日本军官团所出身的阶级——陷入困境，许多人都变成了激进右翼。也就是说，他们将诚实勤劳的农民的苦境归咎于资本家与犹太人，责怪社会主义者煽动佃户与工人，将其引离了忠诚的正途。日本没有犹太人（被怪罪的犹太人是与“华尔街”联系在一起的，后者倒稍微不是那么荒诞不经），这并没有妨碍右翼将自己想象为资本家与共产党的国际阴谋的牺牲品。对激进军人来说，日本需要进口原料与粮食，这导致了它的战略位置具有固有的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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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似乎有着两个基本选择：或者是自由主义，就是说与西方列强合作，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并保证中国的“门户开放”；或者是扩张主义，垄断东北亚（尤其是朝鲜与东北）的贸易，并支配东亚。1931年，日本占领东北，希望实现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以此来解决这些问题。随着经济缓慢地从大萧条中恢复，有着巨量煤铁资源的东北被开发为工业能量站。东北在日本军队的直接经营之下。激进官员希望它不仅在物质上令日本获益，在精神上也要如此。他们认为自己能够创造一个以军事—法西斯主义—儒家规范为基础的模范社会，内涵则是等级制、服从与恭敬。尽管日本本身已被资本家与社会主义者所腐化，但东北（被称作“满洲国”）可以成为一个乌托邦。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被引来作为名义上的君主。西方国家谴责日本对东北的武装占领，不过，欧洲因希特勒的崛起而无暇他顾，美国则以孤立主义自持，所以没有采取任何进一步的措施。列强未能向中国提供援助以保卫东北（长期以来被承认是中国领土），这虽然是可以理解的，但却加剧了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性动荡。更具破坏性的则是国联被证明完全不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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