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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中的国民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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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军队在战争头一年对日本的抵抗英勇而顽强（尽管有时会显得能力不足），这的确消耗掉了蒋介石绝大部分最精良的部队。1938年后，他的战略成了撤退与等待：“以空间换时间”。为换取积聚力量的时间，放弃领土成了唯一的选择。不过，对国民党来说，孤立于重庆的那些年是艰辛的。统一战线意味着国民党要允许共产党在北方不受妨碍地建立根据地，并甚至要为其提供资金支持。然而，这依然是个别扭的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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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民党的陪都，相较南京，重庆要偏远与落后一些。事实上，中国的抗日战争就是最为落后的那部分中国抵抗更强大也更先进的侵略者的故事。在重庆，蒋介石必须依靠一个从来就不是国民党地盘的省份重建其军队。国民党人还须将云南纳入控制之下。云南省会昆明成了为逃难师生设立的大学的所在地，在这里，他们发现自己多了几分批评重庆政府的自由。昆明是西方列强从东南亚进行海运援助的军事补给线上的关键一环，因此，蒋介石承担不起疏远该省领导人的代价。他们为修建“滇缅公路”——全长超过700英里，道路泥泞，地形地物多变，经常只是穿过热带丛林的单行道——付出了重大的生命代价。该路于1938年末开通，是重庆获得装备与汽油的关键途径。国民党人对湖南、江西南部、湖北与河南西部、陕西南部以及两广的少数地区也有着一定的控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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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战争的最初几年中，国民党从苏联与美国两处获得了少量援助。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人评价不高，认定支持蒋介石是让日本人抽不出手来发动对苏联远东地区进攻的最好办法。几千名苏联顾问（大体上取代了德国顾问）帮助中国改进作战能力，苏联还送给中国几百架作战飞机。美国向重庆提供了一系列贷款，数额在2500万至5000万美元之间。与重庆政府所需相比，这些都算不上多少。中国的通货情况逐渐恶化，重庆滥印纸币，通货膨胀接踵而至。蒋介石明白，如果他能继续顶住日本人，更多的援助就会到来。中国对日本的英勇抵抗赢得了西方的钦佩。经过深思熟虑，英国政治家哈利法克斯勋爵（Lord Halifax）评论道
:“中国是在为所有守法国家而战，在远东，它附带也是在为我们而战——假如日本获胜，我们在那里的利益无疑注定要被一扫而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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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1939年夏，随着欧战的爆发，苏联与美国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那里。1941年早些时候，苏联与日本签订中立条约，同年6月，德国侵苏。这让美国成了蒋介石剩下的唯一重要的支持者，不过，该国在形式上仍保持着中立。对中国人来说幸运的是，同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随后，美国对日宣战，并增加了对重庆的援助。通过以空间换时间，蒋介石最终得到了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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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937年至1938年日本发动最初猛攻时，就抵抗来说，国民党人还能做得更多吗？尽管国民党军队作战勇敢（尤其是在淞沪战役中），但事实仍然是，蒋介石从未始终如一地将指挥权交给他最好的将领。1932年，蔡廷锴成功领导了上海“一·二八”抗战，却再未被给予指挥权；作为传奇性的军事天才，白崇禧在北伐开始后与蒋介石发生过争吵，他直到1937年夏才得以再次为国民党人效力。1937年8月，蒋介石说服白崇禧出任副参谋总长，1938年，白崇禧以自己的力量赢得了几个胜利，不过，到这时，要挡住日本人的进攻已为时过晚。[12]毫无疑问，相较中国，日本在装备方面有着巨大的优势——枪支、弹药、飞机、战舰、运输车辆与坦克。1935年，整个中国军队才有457门大炮。[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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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军人，蒋介石担任的是总司令而非战地指挥官，然而，他是如此害怕自己的竞争对手，以致不断地用庸碌无能的谄媚者替换掉自己能干的部下。确实，蒋介石有时会干预进行中的战事，并因此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他以撤销自己的参谋人员、将详细命令直接电话给前线指挥官而著称，后者因此在战役中会接到互相矛盾的命令。纵使蒋介石明了军事战略，也没有人能从几百英里之外指挥一场战役。最后，日本人能迅速取得战果，还由于中国人毫无准备，没有对利用中国寥寥无几的南北向铁道线的日军制订任何伏击计划。即使当中国军队向南撤退时，若对日本人的脆弱点进行几次攻击，就能大大地延缓后者的推进。尽管中国军队有时会以极大的英勇保卫某个城市，但更多情况下，他们都是径自溃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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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方，1940年，共产党人发动了破袭日本控制的炮楼与铁道线的“百团大战”。在彭德怀的统一指挥下，共产党人给敌人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失；不过，日本人的回击更加厉害，这就是“三光”战。在共产党的主力部队中，减员达10万人。党控制地域内的人口从4400万骤降到2500万。不过，中国人仍未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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僵局随之而来，但并不完全是稳定不变的。为动摇平民士气，中国城市遭到系统性的轰炸。在1939年至1941年间，重庆遭受了268次轰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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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5月，在大轰炸开始的头两天中，便有4400人被炸死。在国民党人建起地下防空洞后，伤亡人数下降了，当有日本飞机起飞时，日本战线后的中国人会发出无线电警报。少数情况下会爆发激烈的战斗，随后则战火略熄。国共两党人都明白游击战是重要的手段，可以让日军饱受困扰，并让中国以最小的代价反击日本在装备上的巨大优势。虽然在军事上，此类袭扰从未能发展到威胁日本人地位的程度，但它让这场战争对他们变得更加代价高昂。更重要的是，它还阻碍了他们进一步深入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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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1942年，战争性质发生了根本改变。确实，战场形势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僵局仍在继续。对盟国来说，中国战区的重要性不在于立刻击败日本，而在于让它失血不止。不过，不久后，美国对蒋介石的物资援助就达到了6.3亿美元，并提供了一笔5亿美元的贷款。中国达成了这一交易的目的：拖住了150万日军，让他们在接下来的3年中无法到东南亚、南太平洋与澳大利亚参战。然而与此同时，因为没有对攻击日本前线做出更大努力，在中国的美国军人感到失望。他们并不理解，蒋介石需要将国民党军队分散开来以保护自己的地盘不受地方竞争者与日本人的威胁。由于美国已参战，他还想保存自己最精锐部队的实力，以备将来与共产党作战。蒋介石的战略是防御性的，其中包括对共产党根据地进行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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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主要目标是占领东南亚——香港、新加坡、菲律宾、缅甸以及西太平洋诸岛。到1942年6月，日本人已经完成了对缅甸的占领，由此切断了重庆与盟国间的主要联系通道，并从南方威胁着它。由于英国虚弱不堪，缅甸的防务曾主要由中国军队（由美国将军约瑟夫·史迪威指挥）承担。蒋介石从一开始就基本上反对缅甸战役，他感到极其失望，并将失败同时归咎于英国与史迪威（这有几分道理，因为英国害怕削弱自身权力，一开始拒绝与中国人合作，随后则宁愿放弃仰光，也不愿用防卫印度时可能需要的军力来冒险一战）。反过来，史迪威则对上至蒋介石在内的中国军官评价极低。据他所说，太多的中国军官罪行累累：腐败、虚报兵额以冒领粮饷、直接克扣士兵、敲诈勒索平民，以及赌博、虐待、以经商为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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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迪威与蒋介石的关系越来越坏，最终被召回了华盛顿。1943年末，史迪威的政治顾问约翰·佩顿·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写信给华盛顿，认为蒋介石“可能是唯一一个分享着美国人中流行的‘蒋介石就是中国’的错觉的中国人……他的哲学是个大杂烩，出自于他有限的智力，所受的日式军事教育，之前与德国军事顾问的密切接触，与高利贷银行—地主阶级的联合以及对中国经典干瘪的道德主义的恢复”[14]。然而，良好的中美关系对战争努力至关重要。蒋介石任命他之前的批评者——受美式教育的知识分子胡适出任驻华盛顿大使，而华盛顿宁愿召回一位能干的将军也不愿冒失去蒋介石合作的危险，这些都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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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向中国投入了大量兵力，以阻止盟军在此获得距离近得足以轰炸日本城市的飞机场。然而，美国人的推进是不可阻挡的，从1944年开始，日本就受到了持续不断的猛烈轰炸。尽管1944年至1945年盟军表现良好，然而，蒋介石已永久性地丧失了一大部分精锐部队，在接下来对付共产党人的内战中，这将对国民党人造成不利影响。1945年5月，德国战败。随后立即就开始准备对日本最后一击，为此可能会动用数量巨大的中国军队。同年8月，广岛与长崎遭到原子弹轰炸，这迫使日本出乎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包括中国领导人在内）意外地突然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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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战败了，但日本至少部分地达成了所宣传的一个目标。西方殖民主义受到了致命一击。1945年后，英国、荷兰与法国试图恢复对东南亚与南亚殖民地的控制，却遭到重获新生的民族主义者的反抗。1942年2月，在仅仅一天的战斗后，“坚不可摧”新加坡以及13万守御部队就投降了，这对英国的威望是个沉重的打击。香港于1941年底陷落（这是自约克镇后，女王的殖民地第一次在军事上失守），比新加坡也好不了多少。此外，一俟夺得西方殖民地，日本人就故意羞辱西方人——他们在当地人眼前扛着自己的行李列队走向火车站与战俘营。同样，在中国，帝国主义的故事也差不多到了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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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的重庆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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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8年至1941年间，尽管战争陷于相持，战斗无休无止且相当残暴，不过在各种场合下，东京与重庆政府确实在寻找达成和平解决方案的可能性。这一解决方案会要求中国承认东北与内蒙古独立，同意华北非军事化，并接受日本在全中国拥有政治与经济特权。在相关档案公开之前，我们无法确定重庆政府在进行这些谈判时抱着几分认真的态度；可能假如日本提供更好的条件的话，蒋介石本来会考虑实现和平；然而，同样可能的是，他只不过是在利用中日媾和的前景，以从美国与苏联那里榨出更多的援助。蒋介石已将他的政治事业与抗日绑定在了一起。尽管国民党内确实存在一个举足轻重的主和派，但要他转变方针依然是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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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重庆政府拒绝投降，那么日本就不得不另寻其他中国人来进行合作。1937年至1938年的迅速胜利让它占领了广大的地盘，它必须巩固它们，且必须用经济封锁来绞杀重庆政府。日本致力于切断重庆通向外部世界的铁路线与其他联系方式。尽管西北的共产党人仍是个主要的麻烦，但已被有效地隔绝了起来。虽然日本人更喜欢在为人所公认的中国领袖的积极协助下统治中国东部，但事实表明，要把这种人争取过来是很困难的。在华北，北洋政府官员组成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然而，日本人无法说服像吴佩孚这样的主要军阀加入，甚至五四“卖国贼”曹汝霖也拒绝参加。最终，在汪精卫的领导下，最大也最有威望的傀儡政府在华中成立。1940年3月，汪精卫——孙中山的追随者与同事，国民党的第二号人物以及蒋介石长久以来的竞争者——建立了新的南京政府。汪精卫似乎认为，既然战败无可避免，那么若存在某种形式的中国政府，就能通过与日本人合作来在可能的限度内挽回自治权。对“通敌”、傀儡政府以及日本占领区内绝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情况的学术研究相对很少，尽管战争已过去了几代人，但这些仍是敏感问题（在欧洲情形也是如此）。虽然历史记忆聚焦于抵抗，但通敌——或只是得过且过——是生活中存在的事实。通敌有着程度的不同。一名商人可能别无选择，只能将鞋卖给日本兵；另一人则可能自愿地秘密监视自己的邻居。[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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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为什么要冒毁掉好名声的风险，去追求日本人愿意给予他的空洞的权力呢？历史学家指出，他的动机中有着机会主义的成分，他将自己而非蒋介石视作孙中山的天然继承者，并最终看到了一个胜过自己竞争对手的机会。然而，机会主义解释不了为什么这个人以及他的追随者会做出某些特定的决定。至少自1928年以来，汪精卫就一直是坚定的反共人士，且在抗战初期忠于蒋介石。他曾是国民党左派的领袖，曾冒生命危险刺杀满洲贵胄，并为孙中山所信赖，质疑这样一个人是否爱国似乎是荒谬的。不过，从1938年到1940年，在国民党圈子里，汪精卫一直敦促实行和平政策，并指出孙中山与日本人关系友好。在某种意义上，他在战前要比蒋介石自己更忠于国家统一的原则。对汪精卫来说，开战似乎是一场背叛，他最后指控蒋介石背叛了中国人民。在他看来，首要问题是蒋介石抛弃了人民，让他们任日本人处置，却救走了自己腐败的狐朋狗友。因此，重庆政府已不值得拥护。1944年11月，汪精卫在日本治疗后死亡。如他的遗孀在1946年4月受审时所说：“政府和军队溜了，我们老百姓才出来负责。政府不管自己子民的死活，难道是对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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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汪精卫错看了国际形势。他预料日本将获胜，因此认为抗日将会是灾难性的。尽管在蒋介石的领导下，中国能够取得某种胜利，但代价则从属于苏联。在这种观点下，中国要么被苏联统治，要么被日本统治。而汪精卫更倾向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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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上，历史学家同意，尽管在充分描绘汪精卫政府上，像“傀儡政权”与“汉奸”这样的词汇太有些下意识反应的意味，但该政府的行动自由其实相当小。[17]日本当局密切监视着它，在所有决策上，都是日本军队最后说了算。日军需要什么物资，就从中国的工农业中拿什么，且它还指挥着宪兵队。汪精卫可能以为他会被赋予较大的责任，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新的南京政府持续不断地广播宣传着和平、泛亚洲主义与反共，自始至终都宣称是在绍述孙中山的遗教。这种宣传看起来好像成效不大。它不断受到削弱，正如汪精卫在1942年所指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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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区的政治经济情形并没有达到普遍的期望。不可否认，和平区政府还没有获得自由，和平区人民遭受着难以忍受的物资控制，中日经济合作并没有实现。[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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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有了汪精卫，日本人也未能动员起华中潜在的富裕经济力以满足自己的战争所需。大体而言，日本成功地将相对较为贫穷的华北整合入了其帝国经济中，夺占工业与资源，利用日本企业垄断通信、交通运输、港口、盐业、采煤以及钢铁冶炼。不过在被迫捐输之外，中国人并无意于贡献更多——中国经济也从未转变为战时经济。[19]换句话说，我们能找到很多消极抵抗的例子：故意偷工减料，只要有可能就消极怠工，盗窃，诸如此类。日本面积较小且已工业化，在它那里起作用的控制政策并不一定在中国也能起作用。日本也并没有为占领东部各城市做好准备。它原来预期中国会投降并与它合作，因此就缺乏接管中国工业的详细计划。大规模的腐败让利润流入了私人（既有日本人也有中国人）之手。日本各机构间钩心斗角，这一直与腐败同等程度地拖累着效率。绝大多数上海资本家没有与国民党人（它几乎没有提供什么帮助）一起逃入内地，相反，他们试图在日本人的统治下经营自己的工厂。[20]不过，很少有企业家会主动与傀儡政府勾结合作，因为这样做实在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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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被划入了汪精卫的辖区，原因是日本无法找到称职的中国傀儡来掌管这座城市。杜月笙逃到了香港，其他首领则与日本人合作，不过，其中有些人同样将沟通渠道向重庆敞开。留在上海的学生大体上死水一潭，因为最微小的抗日迹象都意味着死亡。国共两党组织者仍在地下活动，并试图渗入汪精卫政权建立的学生团体。许多知识分子逃离了北平、上海以及其他城市，或与国民党人一起，或加入了共产党。不过当然，也有许多人仍留在日本人的统治之下。抵抗可能会以间接的方式表达（例如在关于节烈女子——象征着忠于国家——的戏剧中），不过，绝大多数人相当消极，或只在最低限度内“合作”（例如仍在教书）。[21]极少有知识分子去支持日本的“泛亚洲主义”或甚至汪精卫的“和平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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