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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937年至1938年日本发动最初猛攻时，就抵抗来说，国民党人还能做得更多吗？尽管国民党军队作战勇敢（尤其是在淞沪战役中），但事实仍然是，蒋介石从未始终如一地将指挥权交给他最好的将领。1932年，蔡廷锴成功领导了上海“一·二八”抗战，却再未被给予指挥权；作为传奇性的军事天才，白崇禧在北伐开始后与蒋介石发生过争吵，他直到1937年夏才得以再次为国民党人效力。1937年8月，蒋介石说服白崇禧出任副参谋总长，1938年，白崇禧以自己的力量赢得了几个胜利，不过，到这时，要挡住日本人的进攻已为时过晚。[12]毫无疑问，相较中国，日本在装备方面有着巨大的优势——枪支、弹药、飞机、战舰、运输车辆与坦克。1935年，整个中国军队才有457门大炮。[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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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军人，蒋介石担任的是总司令而非战地指挥官，然而，他是如此害怕自己的竞争对手，以致不断地用庸碌无能的谄媚者替换掉自己能干的部下。确实，蒋介石有时会干预进行中的战事，并因此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他以撤销自己的参谋人员、将详细命令直接电话给前线指挥官而著称，后者因此在战役中会接到互相矛盾的命令。纵使蒋介石明了军事战略，也没有人能从几百英里之外指挥一场战役。最后，日本人能迅速取得战果，还由于中国人毫无准备，没有对利用中国寥寥无几的南北向铁道线的日军制订任何伏击计划。即使当中国军队向南撤退时，若对日本人的脆弱点进行几次攻击，就能大大地延缓后者的推进。尽管中国军队有时会以极大的英勇保卫某个城市，但更多情况下，他们都是径自溃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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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方，1940年，共产党人发动了破袭日本控制的炮楼与铁道线的“百团大战”。在彭德怀的统一指挥下，共产党人给敌人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失；不过，日本人的回击更加厉害，这就是“三光”战。在共产党的主力部队中，减员达10万人。党控制地域内的人口从4400万骤降到2500万。不过，中国人仍未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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僵局随之而来，但并不完全是稳定不变的。为动摇平民士气，中国城市遭到系统性的轰炸。在1939年至1941年间，重庆遭受了268次轰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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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5月，在大轰炸开始的头两天中，便有4400人被炸死。在国民党人建起地下防空洞后，伤亡人数下降了，当有日本飞机起飞时，日本战线后的中国人会发出无线电警报。少数情况下会爆发激烈的战斗，随后则战火略熄。国共两党人都明白游击战是重要的手段，可以让日军饱受困扰，并让中国以最小的代价反击日本在装备上的巨大优势。虽然在军事上，此类袭扰从未能发展到威胁日本人地位的程度，但它让这场战争对他们变得更加代价高昂。更重要的是，它还阻碍了他们进一步深入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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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1942年，战争性质发生了根本改变。确实，战场形势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僵局仍在继续。对盟国来说，中国战区的重要性不在于立刻击败日本，而在于让它失血不止。不过，不久后，美国对蒋介石的物资援助就达到了6.3亿美元，并提供了一笔5亿美元的贷款。中国达成了这一交易的目的：拖住了150万日军，让他们在接下来的3年中无法到东南亚、南太平洋与澳大利亚参战。然而与此同时，因为没有对攻击日本前线做出更大努力，在中国的美国军人感到失望。他们并不理解，蒋介石需要将国民党军队分散开来以保护自己的地盘不受地方竞争者与日本人的威胁。由于美国已参战，他还想保存自己最精锐部队的实力，以备将来与共产党作战。蒋介石的战略是防御性的，其中包括对共产党根据地进行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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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主要目标是占领东南亚——香港、新加坡、菲律宾、缅甸以及西太平洋诸岛。到1942年6月，日本人已经完成了对缅甸的占领，由此切断了重庆与盟国间的主要联系通道，并从南方威胁着它。由于英国虚弱不堪，缅甸的防务曾主要由中国军队（由美国将军约瑟夫·史迪威指挥）承担。蒋介石从一开始就基本上反对缅甸战役，他感到极其失望，并将失败同时归咎于英国与史迪威（这有几分道理，因为英国害怕削弱自身权力，一开始拒绝与中国人合作，随后则宁愿放弃仰光，也不愿用防卫印度时可能需要的军力来冒险一战）。反过来，史迪威则对上至蒋介石在内的中国军官评价极低。据他所说，太多的中国军官罪行累累：腐败、虚报兵额以冒领粮饷、直接克扣士兵、敲诈勒索平民，以及赌博、虐待、以经商为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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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迪威与蒋介石的关系越来越坏，最终被召回了华盛顿。1943年末，史迪威的政治顾问约翰·佩顿·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写信给华盛顿，认为蒋介石“可能是唯一一个分享着美国人中流行的‘蒋介石就是中国’的错觉的中国人……他的哲学是个大杂烩，出自于他有限的智力，所受的日式军事教育，之前与德国军事顾问的密切接触，与高利贷银行—地主阶级的联合以及对中国经典干瘪的道德主义的恢复”[14]。然而，良好的中美关系对战争努力至关重要。蒋介石任命他之前的批评者——受美式教育的知识分子胡适出任驻华盛顿大使，而华盛顿宁愿召回一位能干的将军也不愿冒失去蒋介石合作的危险，这些都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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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向中国投入了大量兵力，以阻止盟军在此获得距离近得足以轰炸日本城市的飞机场。然而，美国人的推进是不可阻挡的，从1944年开始，日本就受到了持续不断的猛烈轰炸。尽管1944年至1945年盟军表现良好，然而，蒋介石已永久性地丧失了一大部分精锐部队，在接下来对付共产党人的内战中，这将对国民党人造成不利影响。1945年5月，德国战败。随后立即就开始准备对日本最后一击，为此可能会动用数量巨大的中国军队。同年8月，广岛与长崎遭到原子弹轰炸，这迫使日本出乎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包括中国领导人在内）意外地突然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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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战败了，但日本至少部分地达成了所宣传的一个目标。西方殖民主义受到了致命一击。1945年后，英国、荷兰与法国试图恢复对东南亚与南亚殖民地的控制，却遭到重获新生的民族主义者的反抗。1942年2月，在仅仅一天的战斗后，“坚不可摧”新加坡以及13万守御部队就投降了，这对英国的威望是个沉重的打击。香港于1941年底陷落（这是自约克镇后，女王的殖民地第一次在军事上失守），比新加坡也好不了多少。此外，一俟夺得西方殖民地，日本人就故意羞辱西方人——他们在当地人眼前扛着自己的行李列队走向火车站与战俘营。同样，在中国，帝国主义的故事也差不多到了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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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的重庆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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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8年至1941年间，尽管战争陷于相持，战斗无休无止且相当残暴，不过在各种场合下，东京与重庆政府确实在寻找达成和平解决方案的可能性。这一解决方案会要求中国承认东北与内蒙古独立，同意华北非军事化，并接受日本在全中国拥有政治与经济特权。在相关档案公开之前，我们无法确定重庆政府在进行这些谈判时抱着几分认真的态度；可能假如日本提供更好的条件的话，蒋介石本来会考虑实现和平；然而，同样可能的是，他只不过是在利用中日媾和的前景，以从美国与苏联那里榨出更多的援助。蒋介石已将他的政治事业与抗日绑定在了一起。尽管国民党内确实存在一个举足轻重的主和派，但要他转变方针依然是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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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重庆政府拒绝投降，那么日本就不得不另寻其他中国人来进行合作。1937年至1938年的迅速胜利让它占领了广大的地盘，它必须巩固它们，且必须用经济封锁来绞杀重庆政府。日本致力于切断重庆通向外部世界的铁路线与其他联系方式。尽管西北的共产党人仍是个主要的麻烦，但已被有效地隔绝了起来。虽然日本人更喜欢在为人所公认的中国领袖的积极协助下统治中国东部，但事实表明，要把这种人争取过来是很困难的。在华北，北洋政府官员组成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然而，日本人无法说服像吴佩孚这样的主要军阀加入，甚至五四“卖国贼”曹汝霖也拒绝参加。最终，在汪精卫的领导下，最大也最有威望的傀儡政府在华中成立。1940年3月，汪精卫——孙中山的追随者与同事，国民党的第二号人物以及蒋介石长久以来的竞争者——建立了新的南京政府。汪精卫似乎认为，既然战败无可避免，那么若存在某种形式的中国政府，就能通过与日本人合作来在可能的限度内挽回自治权。对“通敌”、傀儡政府以及日本占领区内绝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情况的学术研究相对很少，尽管战争已过去了几代人，但这些仍是敏感问题（在欧洲情形也是如此）。虽然历史记忆聚焦于抵抗，但通敌——或只是得过且过——是生活中存在的事实。通敌有着程度的不同。一名商人可能别无选择，只能将鞋卖给日本兵；另一人则可能自愿地秘密监视自己的邻居。[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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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为什么要冒毁掉好名声的风险，去追求日本人愿意给予他的空洞的权力呢？历史学家指出，他的动机中有着机会主义的成分，他将自己而非蒋介石视作孙中山的天然继承者，并最终看到了一个胜过自己竞争对手的机会。然而，机会主义解释不了为什么这个人以及他的追随者会做出某些特定的决定。至少自1928年以来，汪精卫就一直是坚定的反共人士，且在抗战初期忠于蒋介石。他曾是国民党左派的领袖，曾冒生命危险刺杀满洲贵胄，并为孙中山所信赖，质疑这样一个人是否爱国似乎是荒谬的。不过，从1938年到1940年，在国民党圈子里，汪精卫一直敦促实行和平政策，并指出孙中山与日本人关系友好。在某种意义上，他在战前要比蒋介石自己更忠于国家统一的原则。对汪精卫来说，开战似乎是一场背叛，他最后指控蒋介石背叛了中国人民。在他看来，首要问题是蒋介石抛弃了人民，让他们任日本人处置，却救走了自己腐败的狐朋狗友。因此，重庆政府已不值得拥护。1944年11月，汪精卫在日本治疗后死亡。如他的遗孀在1946年4月受审时所说：“政府和军队溜了，我们老百姓才出来负责。政府不管自己子民的死活，难道是对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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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汪精卫错看了国际形势。他预料日本将获胜，因此认为抗日将会是灾难性的。尽管在蒋介石的领导下，中国能够取得某种胜利，但代价则从属于苏联。在这种观点下，中国要么被苏联统治，要么被日本统治。而汪精卫更倾向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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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上，历史学家同意，尽管在充分描绘汪精卫政府上，像“傀儡政权”与“汉奸”这样的词汇太有些下意识反应的意味，但该政府的行动自由其实相当小。[17]日本当局密切监视着它，在所有决策上，都是日本军队最后说了算。日军需要什么物资，就从中国的工农业中拿什么，且它还指挥着宪兵队。汪精卫可能以为他会被赋予较大的责任，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新的南京政府持续不断地广播宣传着和平、泛亚洲主义与反共，自始至终都宣称是在绍述孙中山的遗教。这种宣传看起来好像成效不大。它不断受到削弱，正如汪精卫在1942年所指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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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区的政治经济情形并没有达到普遍的期望。不可否认，和平区政府还没有获得自由，和平区人民遭受着难以忍受的物资控制，中日经济合作并没有实现。[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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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有了汪精卫，日本人也未能动员起华中潜在的富裕经济力以满足自己的战争所需。大体而言，日本成功地将相对较为贫穷的华北整合入了其帝国经济中，夺占工业与资源，利用日本企业垄断通信、交通运输、港口、盐业、采煤以及钢铁冶炼。不过在被迫捐输之外，中国人并无意于贡献更多——中国经济也从未转变为战时经济。[19]换句话说，我们能找到很多消极抵抗的例子：故意偷工减料，只要有可能就消极怠工，盗窃，诸如此类。日本面积较小且已工业化，在它那里起作用的控制政策并不一定在中国也能起作用。日本也并没有为占领东部各城市做好准备。它原来预期中国会投降并与它合作，因此就缺乏接管中国工业的详细计划。大规模的腐败让利润流入了私人（既有日本人也有中国人）之手。日本各机构间钩心斗角，这一直与腐败同等程度地拖累着效率。绝大多数上海资本家没有与国民党人（它几乎没有提供什么帮助）一起逃入内地，相反，他们试图在日本人的统治下经营自己的工厂。[20]不过，很少有企业家会主动与傀儡政府勾结合作，因为这样做实在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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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被划入了汪精卫的辖区，原因是日本无法找到称职的中国傀儡来掌管这座城市。杜月笙逃到了香港，其他首领则与日本人合作，不过，其中有些人同样将沟通渠道向重庆敞开。留在上海的学生大体上死水一潭，因为最微小的抗日迹象都意味着死亡。国共两党组织者仍在地下活动，并试图渗入汪精卫政权建立的学生团体。许多知识分子逃离了北平、上海以及其他城市，或与国民党人一起，或加入了共产党。不过当然，也有许多人仍留在日本人的统治之下。抵抗可能会以间接的方式表达（例如在关于节烈女子——象征着忠于国家——的戏剧中），不过，绝大多数人相当消极，或只在最低限度内“合作”（例如仍在教书）。[21]极少有知识分子去支持日本的“泛亚洲主义”或甚至汪精卫的“和平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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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工人同样面临着抉择，不是通敌与抗日的二选一，而是在两者之间选择一个位置。国民党的撤离削弱了帮会对工人的控制。[22]共产党人尽管长期以来被迫在地下活动，但仍影响着部分的工人运动。在中国东部被日本占领后，共产党人做到了在上海重建其强有力的存在。由于工厂被炸毁，许多工人失业，结果难民营（间或受青帮资助）成了男男女女获得食物或仅仅是碰面的地方。虽然这些“小茶馆”不能进行公开的反日活动，但却是共产党活动分子——通过提供互助、阅报以及娱乐活动——征募人员的基地。经济萧条助长了激进主义。由于生活成本显著上升，抢米骚乱屡见不鲜。不过，在某些帮会团体的协助下，日本特务机关压制着共产党人，并让工会无法威胁到其战争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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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重庆政府来说，问题在于如何找到保证仗能打下去的经济资源。然而，蒋介石的困境的根源在于自己10年前的政策选择——他未能根除国民党军队的军阀特性。现在，假如他用忠于自己的精良部队进攻日本人，就是在削弱自己的基础。假如他命令地方军头投入战斗，他们就会或拒绝前行，或索求更多的金钱与装备。假如他什么也不做，那么他的政府与军队就会衰落下去，爱国主义的桂冠也会落到共产党人头上。尽管受到美国人的压力，但基本上，蒋介石选择的是后一方针：将等待战略在逻辑上贯彻到底。然而，代价是高昂的。由于不顾农家需要而强征农民入伍，政府失去了民心。在蒋介石控制区，税收还很高，这导致民众骚乱；知识分子与学生深受通货膨胀之害。政府的批评者则面临着逮捕与暗杀。尽管共产党人实行的持久抗战战略，但他们在自己控制的地区内建立起了更好的政府，并持续向日本人施加压力。比起重庆，延安的斗志要高昂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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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的相持以几种方式削弱了国民党军队。首先，持续不断的战斗耗掉了许多能干的人，尤其是构成军队脊梁骨的中下级军官与士官。其次，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得到蒋介石擢升的是第二流的军人。高级军官更多是以派系内斗而非军事本领而闻名。再次，军官培训从一开始就不充分，无法跟上战争的需要。最后，应征入伍者的处境令人感到恐怖。他们有时晚上会被拿走衣物，以防止开小差；食物配给不足（被高级军官克扣）；有时不得不喝路边水坑中的水，结果造成腹泻。一旦正式加入某一部队单位，条件会有些许改善，然而，痢疾、疟疾、疥疮、皮肤溃疡、眼睛感染、肺结核以及性病都很普遍。伤者几乎没有什么可用的医疗救助，由于疾病与开小差，部队很容易就会损失超过一半的士兵。一般认为，在抗日战争期间，由于官方的玩忽职守，有超过100万国民党士兵死于疾病与营养不良。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中国领导人虽然知道这些问题，但在既有的政治架构内，能做的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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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战前一样，民主人士对蒋介石独裁作风的批评仍在继续。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与南开大学组成，该校成了批评政府的中心。总共有约52所教育机构撤到了内地，另有25所转移到了香港或外国租界中。在战争刚开始时，蒋介石试图成为中国战时联合阵线的领袖，他鼓励小党进行重建，并且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实际上，言论、集会与出版自由得到了短暂的恢复。然而，蒋介石从不信任民众动员，即使在战时也是如此。不久后，重庆就转而反对各小党与异见分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使在统一战线已事实上破裂的1941年，在重庆的共产党人仍得到外国外交官般的保护，而国民党的其他批评者则遭到监禁与暗杀。蒋介石认定靠美国就能赢得战争，因此就无须再安抚他的反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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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承认对抗战负有义务。[23]个人主义以及对传统文化的破坏性攻击似乎显得太过放纵与颓废。如顾颉刚与傅斯年这样的历史学家虽一度以考据方法而为人所知，但现在强调的则是民族团结与爱国主义斗争的光荣故事。傅斯年曾经攻击家庭是压迫性的，现在他则主张说：“我们中华民族……俨然是一个家族……世界上的民族，我们最大；世界上的历史，我们最长。”[24]民主理想依然是主流，且即使从集团主义者的角度，也无法正当化国民党的独裁统治。知识分子仍坚持主张，民主制需要建立宪政秩序，实现法治与党政分离。1944年末，罗隆基提醒他的读者，“民主相信人本身就是目的……所以社会的一切制度，无论政治经济及其他任何制度，都是达到目的的手段”[25]。志趣相投的知识分子（其中许多人在新文化运动过程中成了朋友与熟人）构成了特意处于国共两党之间的“第三势力”。这些民主活动家既没有自己的军事力量，也没有真正的民众支持，因此从不具有真正的政治影响力；不过，他们提高了国家政治领袖的标准，并影响了下一代领袖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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