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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1786 自我批评与学习小组将成为共产主义秩序的基本制度。它们成了让个人适应党中央不断变动的信号的手段。不过,在20世纪40年代,它们大体上被视为接纳仪式。诀窍不在于学会正统教义,而在于将其应用到自己的生活之中,并将自己看作革命机器上的齿轮。在献身革命之中,有着一定的自我弃绝;同时,干部们要明白,为了实现更大的革命目标,必须铁石心肠。个人考虑并不重要。例如,比起革命,某人更关心自己的妻子或儿女,这就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有罪的)思维特征。同情阶级敌人并不是值得赞赏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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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1788 最重要的是,毛泽东系统化了“故事”——说明中国历史,解释中国共产党无可阻挡的兴起以及毛泽东自己的正确性。这些故事创造了一种赋予事件意义的“宣传”,对每个试图帮助被剥夺的中国人民夺回其所有物的人来说,该“宣传”也给予了他们位置与角色。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将革命放在个人考量之前(特别是从长远来看),但在短期内,被更为强大的敌人所包围的共产党人创造出了一场致力于以艰苦奋斗、自我牺牲与信仰来渡过难关的运动。那些被成功“整风”的人感到自己学会了如何触到最好的自我、克服低下的本能与为了更大的利益而行动。正像在政治上颇为活跃的17世纪清教徒,共产党人使自己变成了自律的选民男女,将通过自己的行动创造新世界。[14]只消极等待着被告知正确答案的人永远不可能发动革命,找到了通向共同愿景的个人道路的人却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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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1790 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 [:1706698399]
1706701791 群众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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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1793 整风过的干部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目标不是为群众效劳,而是“与群众打成一片”——彻底了解他们,又仍与他们有所区别。自我反省与批评并不被视作个人道德(像儒家士人——要为生民立命,但从不会与后者打成一片——内省式的“修身”),相反,虽然公开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与一个有明确精神寓意的过程联系在一起,但其根本目的却是造就社会人。干部很可能会经过某种精神净化,之后,他或她至少会在主观上感到得到了改造。今天的人们很难理解在自我批评会中的体验。比自愿的匿名戒酒会更为紧张,比致力于自我发现的交友小组更具目的性。而比起对精神觉醒的宗教性追求,中国共产党的自我批评会也更为现世化。在紧张的自我批评氛围中,是暗示性的强制转化,目标是超越自我,实现改造。这仍令人想起与宗教小派别或(就此事而言)建制性宗教的相似。整风是将信众带入新团体的入会仪式。毛泽东所选的隐喻是医疗性的。团体的目标是“治病救人”。愿意进行自我批评是拯救的关键标志;团体可以对目标个体大声呼斥,但不应该“把人整死”。治疗方法就是暴露于白日亮光之下。毛泽东的某些评论可能反映了他试图节制这一运动。我们不知道发生过多少屈打;在后来的记录中,有为了暗箭伤人与报复而无情地操纵小组会议的情况。不过,在1942年至1943年,面对着日本轰炸与运动展开的混合压力,一种激烈的真诚氛围以及宗教式热情或许倒是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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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1795 整风运动还有着儒家精神的成分。在官方的运动教程中,刘少奇以其作品成了仅次于毛泽东的杰出领袖,他直率地以传统的“修养”术语来谈论对个人的重塑,宣称“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这是共产党员必须遵循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因为归根结底“无产阶级解放的利益,人类解放的利益……就是共产党的利益”[15]。传统上,要变革社会,必须要有道德高尚的领导者。宋代政治家范仲淹(989—1052)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界定理想中的士人,通过使其成为适用于所有人(而非仅适用于某些文化贤俊)的标准,共产党人将这一概念平民化了。甚至在以民族主义为根髓的抗日战争期间,在自我牺牲之外,刘少奇仍坚持不懈地宣讲着自我克制——为“世界与人类”之故,且同时警告要提防“左倾极端主义”与“右倾机会主义”。这不禁让人想起儒家式的中庸。纵使优秀的干部与儒家君子不会被混为一谈,但毫不奇怪,对共产党领袖来说,个人对共同体的克己之忠这一儒家式的概念仍是方便可用的。正如真正的革命运动往往会是的那样,毛泽东主义对个人意志的强调不可避免地会高度道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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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1797 然而,共产党人一旦道德化,则该当如何与普通人打交道呢?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概念试图将党的最终控制与一定程度的民主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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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1799 “群众路线”让革命中的权力关系得以成形,共产党要指引、教导且领导,不过,它的权力不应该、归根结底也不可能以任意或绝对的方式行使。领导意味着倾听,群众路线假定,在人民之中有某种主权。1943年,毛泽东作出了经典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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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1801 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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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1803 最终目的就是改变群众本身,接着当然就是新观念、新行动以及新考验的“无限循环”。群众路线代表着毛泽东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一概念应用到了政治工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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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1805 在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革命以及紧接着的国民党“清党”时期,共产党人的群众路线背后的理念逐渐形成。如我们所看到的,共产党人为了生存,必须与普通村民密切合作。随后,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将“群众路线”理论系统阐述为他更大的理论转变的一部分。群众路线或许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最具原创性的贡献(在马克思、恩格斯或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那里都找不到),且它与实践——领导方法——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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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1807 毛泽东还设想说,在特定环境下,会出现一群积极分子或英雄与领袖。他们有义务将群众路线付诸实施,以避免变得专制独裁或脱离现实。此外,在运动过程中,最初冲在前面的那些人很可能不会一直留在领导层之中,新的积极分子应该会涌现出来。这一领导层必须一直与群众保持紧密的联系,将后者作为自己得以生存的“具体经验”的源泉。不用说,群众的长远需求与党的政策目标是一体的。毛泽东还假定,尽管群众的要求能起到权力制衡的作用,但领导仍必然出自精英。因此,群众路线可以避免地方政府中的共产党人太过脱离人民,整风则保证着组织上的统一性。群众路线是为了教会干部特定形式的动员方法。它内在地与以某种方式分享权力有关,这对国民党来说是不可能的。例如,随着实力的增长,共产党人毫不犹豫地将武器分发给尽可能多的农民。对国民党来说,这一行为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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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1809 因此,整风运动将对权力政治的怀疑与对人的能力的乐观结合起来。一方面,是所有人还是其中一部分人有罪,这个问题并不完全清楚,可能每个人甚至毛泽东都有某些需要交代的东西;另一方面,几乎所有人都被抢救上岸,作为受过洗礼的新人重新归队。在后来的那些年中,自我批评制度化了,但有时会流于形式。个别支部会议变得乏味无聊,当某人在前面喋喋不休地说的时候,其他人则在看报纸喝茶。不过,通过制度化,激烈的自我批评可以在如“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场合中再次上演。另外,20世纪40年代的整风小组以单位同事为中心,这预示着20世纪50年代“单位制度”的兴起。在这一制度下,单位不仅是工作(以及批评)的场所,且提供住房、食物、娱乐乃至旅行的机会,成为中国城市中的核心社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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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1811 总体而言,1942年至1944年的整风运动将强制与救赎结合了起来。一方面,党的成员(从来不涉及普通群众)被告知该做什么;另一方面,他们学会了一套毛泽东主义的世界图式,并可以以此确定自己所应处的位置。绝大部分年轻干部在运动中过了关,被整合入更为紧密也更为纪律严明的团体。毫无疑问,这让绝大多数人感到,他们经受住了革命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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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1813 历史的吊诡——与悲剧——在于,在延安时期,党让地方共同体为自己的命运切实发声,且将它们拉入了民主化的进程;然而,与此同时,管理民众的组织也已就位。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在造就一场革命的同时,也在造就一个政府。一种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形式吸引着城市出身的知识分子——他们追随的并不仅是另一种中国化的西方学说,也是一种宣称具有普遍意义的独特意识形态。概言之:对人的意志的重视,对自愿合作与参与的强调,选举、教育、平等主义,对穷苦人、年轻人与女性前所未有的动员,以及随之而来的新的政府机构。[17]如果说诞生于1949年的新国家极其有效率,这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因为,它对社会的管理是前所未有的。整风运动建立起了后来毛泽东崇拜的基础,用世界历史层面的术语来讲,他被视作马克思、列宁与斯大林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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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1815 [1] 可参见Ian Burma,“Divne Killer,”The New York Review vol.47,no.3(24 February,2000),pp.20-25。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学者一直承认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一些人强调它的意义在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另一些人则强调它在塑造中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研究毛泽东的专著被放入“推荐阅读”的书单)。对毛泽东早期思想的简明可靠的介绍来自Stuart R.Schram(施拉姆),“Mao Tse-tung’s thought to 1949”,收入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13,Republican China,(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p.789-870;同样令人感兴趣的是Nick Knight,“On Contradiction and on New Democracy:Contrasting Perspectives on Causa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Thought of Mao Zedong,”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vol.22,no.2(April-June,1990),pp.18-34,以及“On Contradiction and On Practice:Pre-Liveration Texts,” China Quarterly no.84(December 1980),pp.641-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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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1817 [2] Nick Knight 探讨了毛泽东正统教义的例子,“The Laws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in Mao Zedong’s Thought—The Question of ‘Orthodoxy’”,收入Arlif Dirlik(德里克),Paul Healy与Nick Knight编: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Mao Zedong’s Thought (Atlantic Highlands,NJ: Humannities Press,1997),pp.84-116;以及Paul Healy的文章(论1949年后的毛泽东),“A Paragon of Marxist Orthodoxy”,同上书,pp.117-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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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1819 [3] 引自Carl E.Schorske,Fin-de-siècle Vienna: Politics and Culture (New York: Vintage Books,1981),p.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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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1821 [4] 毛泽东:“On Practice”(《实践论》),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毛泽东选集》),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北京,外文出版社),1967,1:296-297(黑体为作者所加);还可参见Nick Night,“On Contradiction and On Practice:Preliberation Texts”;以及Stuart Schram(施拉姆)的探讨,“Mao Tse-tung’s Thought,” pp.837-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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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1823 [5] 毛泽东:“On Contradiction”(《矛盾论》),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毛泽东选集》),1:32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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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1825 [6] 毛泽东:“On Practice”(《实践论》),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毛泽东选集》),p.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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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1827 [7] Frederic Wakeman(魏斐德),History and Will: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f Mao Tse-tung’s Though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3),特别是pp.238-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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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1829 [8] 毛泽东: 《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见Sturat R.Schram(施拉姆)编: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 (着重号为作者所加),p.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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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1831 [9] 毛泽东:“Talks at the Yenan Forum on Literature and Art”(《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毛泽东选集》),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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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1833 [10] Sturat R.Schram(施拉姆),Political Thought,p.179;出自毛泽东:“Rectify the Party’ Style of Work”(《整顿党的作风》),这一段的某些文字在《毛泽东选集》中被删掉了,见该书3:3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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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1835 [11] 这一部分受惠于David E.Apter与Tony Saich,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 Republic(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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