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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目的就是改变群众本身，接着当然就是新观念、新行动以及新考验的“无限循环”。群众路线代表着毛泽东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一概念应用到了政治工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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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革命以及紧接着的国民党“清党”时期，共产党人的群众路线背后的理念逐渐形成。如我们所看到的，共产党人为了生存，必须与普通村民密切合作。随后，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将“群众路线”理论系统阐述为他更大的理论转变的一部分。群众路线或许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最具原创性的贡献（在马克思、恩格斯或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那里都找不到），且它与实践——领导方法——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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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还设想说，在特定环境下，会出现一群积极分子或英雄与领袖。他们有义务将群众路线付诸实施，以避免变得专制独裁或脱离现实。此外，在运动过程中，最初冲在前面的那些人很可能不会一直留在领导层之中，新的积极分子应该会涌现出来。这一领导层必须一直与群众保持紧密的联系，将后者作为自己得以生存的“具体经验”的源泉。不用说，群众的长远需求与党的政策目标是一体的。毛泽东还假定，尽管群众的要求能起到权力制衡的作用，但领导仍必然出自精英。因此，群众路线可以避免地方政府中的共产党人太过脱离人民，整风则保证着组织上的统一性。群众路线是为了教会干部特定形式的动员方法。它内在地与以某种方式分享权力有关，这对国民党来说是不可能的。例如，随着实力的增长，共产党人毫不犹豫地将武器分发给尽可能多的农民。对国民党来说，这一行为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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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整风运动将对权力政治的怀疑与对人的能力的乐观结合起来。一方面，是所有人还是其中一部分人有罪，这个问题并不完全清楚，可能每个人甚至毛泽东都有某些需要交代的东西；另一方面，几乎所有人都被抢救上岸，作为受过洗礼的新人重新归队。在后来的那些年中，自我批评制度化了，但有时会流于形式。个别支部会议变得乏味无聊，当某人在前面喋喋不休地说的时候，其他人则在看报纸喝茶。不过，通过制度化，激烈的自我批评可以在如“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场合中再次上演。另外，20世纪40年代的整风小组以单位同事为中心，这预示着20世纪50年代“单位制度”的兴起。在这一制度下，单位不仅是工作（以及批评）的场所，且提供住房、食物、娱乐乃至旅行的机会，成为中国城市中的核心社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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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1942年至1944年的整风运动将强制与救赎结合了起来。一方面，党的成员（从来不涉及普通群众）被告知该做什么；另一方面，他们学会了一套毛泽东主义的世界图式，并可以以此确定自己所应处的位置。绝大部分年轻干部在运动中过了关，被整合入更为紧密也更为纪律严明的团体。毫无疑问，这让绝大多数人感到，他们经受住了革命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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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吊诡——与悲剧——在于，在延安时期，党让地方共同体为自己的命运切实发声，且将它们拉入了民主化的进程；然而，与此同时，管理民众的组织也已就位。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在造就一场革命的同时，也在造就一个政府。一种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形式吸引着城市出身的知识分子——他们追随的并不仅是另一种中国化的西方学说，也是一种宣称具有普遍意义的独特意识形态。概言之：对人的意志的重视，对自愿合作与参与的强调，选举、教育、平等主义，对穷苦人、年轻人与女性前所未有的动员，以及随之而来的新的政府机构。[17]如果说诞生于1949年的新国家极其有效率，这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因为，它对社会的管理是前所未有的。整风运动建立起了后来毛泽东崇拜的基础，用世界历史层面的术语来讲，他被视作马克思、列宁与斯大林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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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参见Ian Burma，“Divne Killer，”The New York Review vol.47，no.3（24 February，2000），pp.20-25。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学者一直承认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一些人强调它的意义在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另一些人则强调它在塑造中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研究毛泽东的专著被放入“推荐阅读”的书单）。对毛泽东早期思想的简明可靠的介绍来自Stuart R.Schram（施拉姆），“Mao Tse-tung’s thought to 1949”，收入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13，Republican China，（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p.789-870;同样令人感兴趣的是Nick Knight，“On Contradiction and on New Democracy
:Contrasting Perspectives on Causa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Thought of Mao Zedong，”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vol.22，no.2（April-June，1990），pp.18-34，以及“On Contradiction and On Practice
:Pre-Liveration Texts，” China Quarterly no.84（December 1980），pp.641-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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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ick Knight 探讨了毛泽东正统教义的例子，“The Laws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in Mao Zedong’s Thought—The Question of ‘Orthodoxy’”，收入Arlif Dirlik（德里克），Paul Healy与Nick Knight编：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Mao Zedong’s Thought （Atlantic Highlands，NJ: Humannities Press，1997），pp.84-116；以及Paul Healy的文章（论1949年后的毛泽东），“A Paragon of Marxist Orthodoxy”，同上书，pp.117-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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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引自Carl E.Schorske，Fin-de-siècle Vienna: Politics and Culture （New York: Vintage Books，1981），p.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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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毛泽东：“On Practice”（《实践论》），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毛泽东选集》），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北京，外文出版社），1967，1
:296-297（黑体为作者所加）；还可参见Nick Night，“On Contradiction and On Practice
:Preliberation Texts”；以及Stuart Schram（施拉姆）的探讨，“Mao Tse-tung’s Thought，” pp.837-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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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毛泽东：“On Contradiction”（《矛盾论》），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毛泽东选集》），1
:32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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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毛泽东：“On Practice”（《实践论》），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毛泽东选集》），p.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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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Frederic Wakeman（魏斐德），History and Will: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f Mao Tse-tung’s Thought（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3），特别是pp.238-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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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毛泽东： 《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见Sturat R.Schram（施拉姆）编：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 （着重号为作者所加），p.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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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毛泽东：“Talks at the Yenan Forum on Literature and Art”（《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毛泽东选集》），3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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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Sturat R.Schram（施拉姆），Political Thought，p.179；出自毛泽东：“Rectify the Party’ Style of Work”（《整顿党的作风》），这一段的某些文字在《毛泽东选集》中被删掉了，见该书3
:3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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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这一部分受惠于David E.Apter与Tony Saich，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 Republic（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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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丁玲：《三八节有感》（1942年3月8日）。见Gregor Benton（班国瑞）与Alan Hunters（韩德）编：Wild lily，Prairie Fire
:China’s Road to Democracy，Yan’an to Tian’anmen，1942-1989（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p.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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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参见David E.Apter与Tony Saich，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 Republic，特别是pp.263-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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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Michael Walzer，Revolution of the Saints
:A Study in the Origins of Radical Politics（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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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1939年7月）。见Boyd Compton，Mao’s China: Party Reform Documents，1942-1944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52），pp.10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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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毛泽东：“Some Questions Concerning Methods of Leadership”（《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Selected Works（《毛泽东选集》），3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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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Mark Selden（塞尔登），“Yan’an Communism Reconsidered，” Modern China vol.21，no.1（January 1995），pp.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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