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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整风运动将对权力政治的怀疑与对人的能力的乐观结合起来。一方面，是所有人还是其中一部分人有罪，这个问题并不完全清楚，可能每个人甚至毛泽东都有某些需要交代的东西；另一方面，几乎所有人都被抢救上岸，作为受过洗礼的新人重新归队。在后来的那些年中，自我批评制度化了，但有时会流于形式。个别支部会议变得乏味无聊，当某人在前面喋喋不休地说的时候，其他人则在看报纸喝茶。不过，通过制度化，激烈的自我批评可以在如“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场合中再次上演。另外，20世纪40年代的整风小组以单位同事为中心，这预示着20世纪50年代“单位制度”的兴起。在这一制度下，单位不仅是工作（以及批评）的场所，且提供住房、食物、娱乐乃至旅行的机会，成为中国城市中的核心社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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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1942年至1944年的整风运动将强制与救赎结合了起来。一方面，党的成员（从来不涉及普通群众）被告知该做什么；另一方面，他们学会了一套毛泽东主义的世界图式，并可以以此确定自己所应处的位置。绝大部分年轻干部在运动中过了关，被整合入更为紧密也更为纪律严明的团体。毫无疑问，这让绝大多数人感到，他们经受住了革命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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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吊诡——与悲剧——在于，在延安时期，党让地方共同体为自己的命运切实发声，且将它们拉入了民主化的进程；然而，与此同时，管理民众的组织也已就位。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在造就一场革命的同时，也在造就一个政府。一种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形式吸引着城市出身的知识分子——他们追随的并不仅是另一种中国化的西方学说，也是一种宣称具有普遍意义的独特意识形态。概言之：对人的意志的重视，对自愿合作与参与的强调，选举、教育、平等主义，对穷苦人、年轻人与女性前所未有的动员，以及随之而来的新的政府机构。[17]如果说诞生于1949年的新国家极其有效率，这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因为，它对社会的管理是前所未有的。整风运动建立起了后来毛泽东崇拜的基础，用世界历史层面的术语来讲，他被视作马克思、列宁与斯大林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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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参见Ian Burma，“Divne Killer，”The New York Review vol.47，no.3（24 February，2000），pp.20-25。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学者一直承认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一些人强调它的意义在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另一些人则强调它在塑造中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研究毛泽东的专著被放入“推荐阅读”的书单）。对毛泽东早期思想的简明可靠的介绍来自Stuart R.Schram（施拉姆），“Mao Tse-tung’s thought to 1949”，收入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13，Republican China，（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p.789-870;同样令人感兴趣的是Nick Knight，“On Contradiction and on New Democracy
:Contrasting Perspectives on Causa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Thought of Mao Zedong，”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vol.22，no.2（April-June，1990），pp.18-34，以及“On Contradiction and On Practice
:Pre-Liveration Texts，” China Quarterly no.84（December 1980），pp.641-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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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ick Knight 探讨了毛泽东正统教义的例子，“The Laws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in Mao Zedong’s Thought—The Question of ‘Orthodoxy’”，收入Arlif Dirlik（德里克），Paul Healy与Nick Knight编：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Mao Zedong’s Thought （Atlantic Highlands，NJ: Humannities Press，1997），pp.84-116；以及Paul Healy的文章（论1949年后的毛泽东），“A Paragon of Marxist Orthodoxy”，同上书，pp.117-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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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引自Carl E.Schorske，Fin-de-siècle Vienna: Politics and Culture （New York: Vintage Books，1981），p.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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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毛泽东：“On Practice”（《实践论》），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毛泽东选集》），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北京，外文出版社），1967，1
:296-297（黑体为作者所加）；还可参见Nick Night，“On Contradiction and On Practice
:Preliberation Texts”；以及Stuart Schram（施拉姆）的探讨，“Mao Tse-tung’s Thought，” pp.837-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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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毛泽东：“On Contradiction”（《矛盾论》），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毛泽东选集》），1
:32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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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毛泽东：“On Practice”（《实践论》），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毛泽东选集》），p.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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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Frederic Wakeman（魏斐德），History and Will: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f Mao Tse-tung’s Thought（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3），特别是pp.238-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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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毛泽东： 《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见Sturat R.Schram（施拉姆）编：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 （着重号为作者所加），p.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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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毛泽东：“Talks at the Yenan Forum on Literature and Art”（《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毛泽东选集》），3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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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Sturat R.Schram（施拉姆），Political Thought，p.179；出自毛泽东：“Rectify the Party’ Style of Work”（《整顿党的作风》），这一段的某些文字在《毛泽东选集》中被删掉了，见该书3
:3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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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这一部分受惠于David E.Apter与Tony Saich，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 Republic（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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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丁玲：《三八节有感》（1942年3月8日）。见Gregor Benton（班国瑞）与Alan Hunters（韩德）编：Wild lily，Prairie Fire
:China’s Road to Democracy，Yan’an to Tian’anmen，1942-1989（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p.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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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参见David E.Apter与Tony Saich，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 Republic，特别是pp.263-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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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Michael Walzer，Revolution of the Saints
:A Study in the Origins of Radical Politics（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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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1939年7月）。见Boyd Compton，Mao’s China: Party Reform Documents，1942-1944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52），pp.10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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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毛泽东：“Some Questions Concerning Methods of Leadership”（《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Selected Works（《毛泽东选集》），3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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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Mark Selden（塞尔登），“Yan’an Communism Reconsidered，” Modern China vol.21，no.1（January 1995），pp.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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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 第十七章 革命与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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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从结局或至少同时作为结束与新起点处开始：在四年内战之后，1949年，共产主义革命达到了高潮。虽然在许多方面，这场革命继续贯穿至整个20世纪60年代，但1949年的胜利标志着共产党人获得了全国政权。这一革命的深度与广度可以用1946年至1952年间进行的大规模社会变革来度量——废除地主所有制，消灭地主阶级，动员农民阶级，严厉限制资本家，更不用说以新国家制度进行管理。也可以用新政府（再一次建都北京）汲取乡村资源与获取市民效忠的能力来度量。共产党政府的权力不久就超过了蒋介石南京政权所具有的，比1911年后任何政府的权力都大得多，且事实上也超过了之前的帝制王朝，后者的权力受限于小官僚，对地方情形的一知半解，以及前现代的交通与通讯状况。共产党人是制度创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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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1946—1949）让共产党人最终掌权，它是艰难的，结局绝非预先注定。靠后见之明，人们可以看到共产党军事体制与政权的根本力量。国民党的弱点则因失败而大白于天下（之前就已明显到让美国开始怀疑自己的这个盟友）。最后，美国拒绝出兵支持国民党，给它的援助与苏联给共产党人的大体上差不多。[1]当中国内战爆发时，美国尚未采取随后成为冷战标志的强力“遏制”政策；而当冷战第一次升温时，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将注意力转而投向了欧洲。不过，假如国民党人能明智地使用其仍相当可观的资源的话，他们还是有可能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将共产党人限制于偏远地区，让后者只能达到农村暴动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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