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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Michael Walzer，Revolution of the Saints
:A Study in the Origins of Radical Politics（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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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1939年7月）。见Boyd Compton，Mao’s China: Party Reform Documents，1942-1944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52），pp.10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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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毛泽东：“Some Questions Concerning Methods of Leadership”（《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Selected Works（《毛泽东选集》），3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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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Mark Selden（塞尔登），“Yan’an Communism Reconsidered，” Modern China vol.21，no.1（January 1995），pp.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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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 第十七章 革命与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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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从结局或至少同时作为结束与新起点处开始：在四年内战之后，1949年，共产主义革命达到了高潮。虽然在许多方面，这场革命继续贯穿至整个20世纪60年代，但1949年的胜利标志着共产党人获得了全国政权。这一革命的深度与广度可以用1946年至1952年间进行的大规模社会变革来度量——废除地主所有制，消灭地主阶级，动员农民阶级，严厉限制资本家，更不用说以新国家制度进行管理。也可以用新政府（再一次建都北京）汲取乡村资源与获取市民效忠的能力来度量。共产党政府的权力不久就超过了蒋介石南京政权所具有的，比1911年后任何政府的权力都大得多，且事实上也超过了之前的帝制王朝，后者的权力受限于小官僚，对地方情形的一知半解，以及前现代的交通与通讯状况。共产党人是制度创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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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1946—1949）让共产党人最终掌权，它是艰难的，结局绝非预先注定。靠后见之明，人们可以看到共产党军事体制与政权的根本力量。国民党的弱点则因失败而大白于天下（之前就已明显到让美国开始怀疑自己的这个盟友）。最后，美国拒绝出兵支持国民党，给它的援助与苏联给共产党人的大体上差不多。[1]当中国内战爆发时，美国尚未采取随后成为冷战标志的强力“遏制”政策；而当冷战第一次升温时，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将注意力转而投向了欧洲。不过，假如国民党人能明智地使用其仍相当可观的资源的话，他们还是有可能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将共产党人限制于偏远地区，让后者只能达到农村暴动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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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人力量的基础在于对社会的革命动员。国民党人还失去了关键群体的支持。虽然绝大部分知识分子与学生并未与共产党人联合，但他们寻求民主改革——希望改革会将共产党人带入新的政治领域中，这实际上打击了不民主的国民党人。到1944年，日本的战败看起来日益确定，美国与作为“第三势力”的中国知识分子都试图调解国共两党。然而，两架军事机器的领导者都怀疑和平政治斗争的可能性，且首先关注的是谁会承担挑起内战的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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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要求日本军队只向国民党政府军投降，以此支持国民党人；不过，东北除外，这里的日军是向苏联投降。在整个9月——这已是日本正式投降一个月后，蒋介石都命令日军继续与共产党人战斗，以让国民党军队有时间重返中国东部。 日军的绝大部分武器与装备都落入了国民党军队之手。与此同时，在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人在华北各地创建了多达10块根据地。尽管他们不久后就失去了对这些根据地的控制，但仍保持着自己的军事力量。他们利用苏联在东北的存在在那里站住了脚跟，并接收了日本人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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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军队总计有250万人，超过共产党人的两倍，武器与装备更好，甚至有一支雏形中的空军。他们重新恢复了对各主要城市以及中国东部工业基地的控制——在此迅速获得了贪污腐败与残酷无情的名声。一返回稻作平原与城市，国民党官员就能强占什么就强占什么——工厂、农田、建筑、汽车、机器以及所有能变卖或据为己有的东西，这让在重庆发展起来的问题恶性爆发。同时，政府对汉奸的态度充其量也只能说是前后不一。少数人被处决，但许多曾在日本人手下出任伪职的人仍继续在重建后的蒋记南京政府中任职——经常令民众惊愕不已。然而，政府对生活于日占区的所有人都横加羞辱，尤其是东北（沦陷14年）与台湾（沦陷50年）的人。沦陷区的所有学生与老师都被假定为是腐化堕落的，需要通过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测试——足够简单，但却是侮辱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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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是，国民党人的经济政策有着灾难性的后果。财产极少被归还给战前的合法所有者，法律所有权的不确定性阻碍了经济资源的有效利用。几个月或甚至几年后，在战争最后时刻关闭的工厂仍未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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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甚至在这一工业衰退期内，重庆时期的通货膨胀政策仍在继续，直到日用必需品的价格每天翻倍为止。印刷纸币以支付内战费用，投机倒把与囤积居奇者无视价格控制。奸商炫耀其横财，许多人则受苦受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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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抗争与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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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衰退与通货膨胀两者交叠，令工人深受其害。在日本投降后，工人成群返回城市，在这里，那些较为熟练、境况较好的工人有机会采取更为激进的行动。在1946年与1947年之交的冬季，上海百货公司的员工假装太过疲倦，无法接待顾客，以此表示管理层拒绝发给年终津贴让他们身体吃不消；另有一些人则发起“愁工”运动，告诉顾客通货膨胀与薪水微薄让他们郁郁不乐，无法做生意。[2]在日本人从城市中撤走后，共产党劳工组织者得以重续其七年前中断的事业。党迅速招募工程师、技工、服务与公共事业工人、织工以及印刷工，发动他们抗议生活水平的恶化。共产党仍面临着国民党的镇压，上海的地下党从1945年的2000人增加到1949年的 8000 人，增幅并没有那么可观。在复兴的青帮以及工痞们的协助下，国民党人打击激进分子，拘捕共产党嫌疑犯，并解散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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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形势并不受国民党控制。随着内战开始不利于他们，越来越多的上海工人领袖乃至帮会分子转向了共产党人一边。学生陷入了类似的纷争——共产党人对阵反共分子，以及国民党不同派系间的明争暗斗。[3]随着抗战的结束，学生成群返回作为教育中心的北平与上海，这让共产党学生（以及知识分子）得以接触到对国民党人的普遍不满。在抗战后的几年中，尽管没有像1919年的五四运动这样特定的高潮性事件，不过，学生运动持续不断，反内战活动也逐渐出现。绝大多数学生可能既谴责国民党人，也谴责共产党人，且同等地畏惧美帝国主义与俄帝国主义。但甚至是这样“无所皈依”的学生也紧跟着政治发展进程，并想要更大的自由。言论、集会与出版自由这样的权利问题全都起着反对国民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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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尽管在城市里有警察力量，但仍无法控制内战造成的新动势。对外国在华存在——最明显的是美国军队——的谴责落到了政府头上。外国士兵迅速失去了解放者的荣衣，传言满天飞：美国大兵驾车碾过行人，殴打人力车夫，且甚至开枪射击那些怀疑要抢劫他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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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美国大兵在北平卷入了一起强奸案，被激怒的中国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对内战的谴责也往往落到政府头上。为什么？一个因素在于，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耳闻目睹了国民党人的腐败与无能。尽管他们对共产党人所知甚少，但很难想象会比国民党人更糟。许多人要蒋介石找到办法与共产党人合作，而非消灭他们。这是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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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资助支持政府的游行，然而，反内战运动日益发展。成千上万的罢课学生聆听着如许广平（鲁迅的遗孀）以及吴晗（历史学家）这样广为人知的演说家的演讲。1947年，深受通货膨胀之害的学生汇合出一场反饥饿、反内战的联合运动，主题之一是要求增加学生津贴。5月，赴南京请愿的上海、杭州与苏州学生代表被取缔了游行示威权。他们遭到殴打，被消防水枪喷射，且有50人被捕。这激起了一场全国性的争取商人与工人支持的运动——自称绍述着五四传统。面对着城市人群的政治化，官方报纸完全无视他们，警察与密探逮捕了成千上万人，亲政府的暴徒则袭击共产党嫌疑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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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不仅要冒被开除或被捕的危险。国家支持的暴力也是抗议的一部分。例如，在突袭武汉一处大学校园、抓捕激进分子时，军警为了开路，向宿舍内射了几轮达姆弹，打死3人，打伤5人。警惕的秘密警察无处不在。在回忆录中，张戎叙述了她母亲作为女学生散发秘密小册子的经历：“一天，我母亲散发的小册子的一个复本（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传到了她一位相当粗心大意的学校朋友手中。她把它放在书包里，接着就忘记了。当去市场时，她打开自己的书包拿些钱，结果小册子掉了出来。两个情报人员正好在那里，通过薄而发黄的纸张，他们认出了这本书。这女孩被抓走，遭到审问，被拷打致死。”[4]虽然政府用恐吓的办法立即肃清了街道，但它的正当性却在继续流失。靠将所有事情都归咎于“赤匪”是无法应付中国城市中各阶级所感到的不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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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参与到“第三势力”的政治中，试图实现国共和解，并建立民主政府制度，而他们也同样受到政府的迫害。[5]他们的家被搜查，会议被扰乱，报社被捣毁。有几位被直接暗杀，例如诗人闻一多就成了被广为宣传的烈士。在相对仍较有希望的1946年，一位自由主义教授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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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国害的政治病是——政权为一些毫无知识的、非常愚蠢的、极端贪污的、极端反动的和非常专制的政治集团所垄断……假如共产党可以叫做“赤匪”的话，我想国民党就可以叫“白匪”。其实“白”字还太好了，太干净了，他们简直就是“黑匪”！……所以在事实上就以武力枪杆子来维持自己的政权。说他们是强盗，实在他们比强盗还要糟糕。[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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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与市民并没有全体转向共产党人，然而，不可避免地，绝大多数谴责都指向掌权的国民党人，比起抗日战争，内战要远为让人士气低落。与此同时，国民党的流行性腐败不仅消耗着它的民众支持，而且也让共产党人得以通过买官渗入其内部，甚至秘密警察也被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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