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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后，1941年中期，平均税率被真正的累进税所取代，农户拥有的田地（质量也纳入考虑）越多，税率越高——达到40%。这事实上有着拉平效应，不仅是最穷苦者，许多自耕农也发现税收负担减轻了，最富裕的土地所有者的税负则大大增加了。在五公村，最富裕的农户卖出一块块地，自耕农的数量则增加了。与此同时，制造业仍享有税收豁免，新开垦的土地也是如此。所有这些改革都能在统一战线的标题下向中国其他部分做出公开的合理化说明，且它们还对经济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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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租计划也以类似的渐进主义为标志。例如在淮北根据地东部，在1940年至1944年间，减租经历了四个阶段。直到最后，它才被富人（不情愿地）与穷人（因为公平）完全接受，而“没有减租的农民则成了别人的笑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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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处共产党根据地，改革在造成社会变化的同时又没有扰乱经济，且可能促进了至关重要的非农投资。在税赋改革之外，通过一系列乡村政治改革，权力被从富户转到了穷人手中。诚实的收税人代表着与过去——如我们所见，往往堕落为税收寻租——的重大决裂。当富人试图找漏洞钻时（如付钱给较穷的亲戚，让后者宣称拥有他们的某些田地），他们最终会被抓住。乱七八糟的附加税被取消了。在一次次的公开会议上，土地所有权与税收义务被加以详细讨论。许多村民有了个新谚语：“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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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党员与政府干部（不一定是党员）通过延伸回延安的指挥链条运转，不过，实际上，他们同样有许多自主权。在地理上，延安之外的各根据地被日本军队分隔开来。党与军队的招募在战斗期间进行，新成员通常保留着地方关切与忠诚（可能会优先于来自延安的命令）。甚至20世纪30年代后期，在中央根据地，地方活动分子一开始仍抵制上级实行温和路线的要求。[14]不过，党的高层至少大体上仍能将管理政策与军事行动协调起来。1942年的整风运动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个手段。另一个办法是将经验丰富的外来干部与乡村以及县一级的党领导者混合起来，因此，在党层级序列的各阶之上，都要经历学会如何治理这一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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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情况与管理经验差别极大。在华北平原上的淮北部分地区（这块根据地位于河北、山东以及河南省交界的偏远乡村），党发现自己能最有效地动员制盐者，农民的作用则从来都不重要。[15]该处的土地太贫瘠——盐分太高，务农不划算，家家人都学会了制盐；且长久以来，他们就为争取这样做的权利与帝制以及共和政府的代理人斗争着。帝制中国政府将盐（每个人生存所必需）当作有利可图的垄断对象。南京政权同样将盐视为税收的主要来源，并向地方制盐者宣战，试图要封闭他们的市场。后者是国家在乡村中的敌人，有着长期的反抗传统，共产党在这些人中扎得下根。减租减息运动本是第二位的，首要的是建立农民间的协作，但这一努力在这一地区不适用。1945年，在日本投降后，国民党重归其位，制盐者将之视为对自己在共产党帮助下维护的自由盐业市场的直接威胁。反过来，共产党人不仅从食盐中获利，而且也受益于对硝石的获得——可用于制造火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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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类型的乡村社群中，共产党人的改革政策都导致了革命性的变化。累进税、村选举、减租减息深刻地改变了乡村社会。在几年中，财富与权力从少数上层农户转移到了范围更广的中农与贫农手中。然而，仅靠财富的再分配，乡村社群（以及共产党人）仍是非常贫穷的。一个解决办法是通过协作更有效地利用土地、农具与人力资源。虽然在传统乡村生活中，亲戚或邻居就会临时聚在一起共享农具、耕畜以及交换劳动，但是建立永久性的共用土地、农具与劳力的团体则是前所未有的。至少在五公村，计划要成功，关键就在于保证成员有退出权，并规定收益分配要一半以土地、一半以劳动为基础。[16]那样，不管是付出土地多于劳动的人，还是付出劳动多于土地的人，都不会感到受了骗。实际上，缺乏劳力与缺乏土地的农户可以互相帮助。最后，处于地下的共产党政府支持合作社，办法则是在它们陷入困境时提供现金与物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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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并不是对所有问题的解答，一旦没了有能力的领导，它们很快就会举步维艰。1945年，当共产党政府要求五公村以更偏向劳动而非土地投资的方式分配协作所得（60％—40％，而非50％—50％）时，有些成员不接受更少的土地所得，选择退出。不仅是富余田地的农户，即使是田地与劳力两缺的农户，也更想要自家种自家的地。合作社衰落了。不过，它的优势是明显的。只要自愿且组织良好，人们就往往会为了明确的物质回报而苦干，因为土地来自不同的地方，所以即使发了雹暴或低地洪水，也不会像天灾毁掉单个农户那样毁掉整个收成。可以用更多的土地种植经济作物（如花生或棉花），挣来现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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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从未严格地定义过“阶级”，且经济定义受当前政治考量的影响。即使没有政治压力，干部也必须决定农户哪一时期收入的哪一部分构成了他们的主要生活来源。不过，阶级标签依然被当作村庄经济变革的粗略指导。如果说传统上，农民更多是以亲属与村社纽带而非阶级来思考问题的，那么，他们在革命的进程中学会了阶级分析。调查显示，在战时那些年中，地主、富农与贫农的数量都减少了，中农则增加了。虽然往往没有足够的田地来消灭贫农阶级，但总的说来，变化是引人注目的。以太行区为例，数据显示了新的中农户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富裕村民失去的土地转到了贫苦村民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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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太行根据地的细致研究中，顾德曼（David Goodman）展示了在偏远的太行山村庄中，共产党组织是如何逐渐成长为晋冀鲁豫边区的。尽管太行山区不能避免日本进攻的威胁，但日本人无法在那里维持持久性的军事存在。因此，共产党人得以建立村庄民兵、游击队，以及对进行广泛军事行动来说必不可少的动员资源（税收与人力）的政府机关。税收与地租改革赋予了党新的社会基础——中农，尤其是从改革中获益最多的“新”中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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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到达许多华北村庄的共产党人完全是外来者，经常连当地方言也听不太懂，且震惊于农村的贫困。不过，作为知识分子，他们对自身事业的正义性深信不疑，且认定自己就是领导农民拯救中国的当然人选。在太行区，1938年中期，党员人数增长到10000人，到该年末，则达到了20000人。总的说来，新党员有教师与受过教育的人、青年（不过也有少数相对年长，超过了40岁）、中农乃至地主，贫农与佃农倒是相对较少（见表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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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7.1 太行区农田占有率（农田百分比，1936—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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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顾德曼（David Goodman），Social and Political Change，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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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1 共产党宣传画中的毛泽东（19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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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传画。毛泽东（上右）因两项政策而受到颂扬。第一项（上左，中）：《满足贫雇农》，易于记忆的顺口溜讲述的是土改的成功。第二项（右，下）：《团结中农》，又是一首易于记忆的押韵短文，要求贫农与中农团结起来推翻地主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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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农民画报》第8期（1948年3月11日）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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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2 共产党宣传画中的“从前”与“现在”（19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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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传画，对比了“从前”与“现在”。右上图描绘的是“从前”，一名看起来明显像蒋介石的地主在对农民逞威风。不过，在左上描绘“现在”的图中，“有了共产党领导”，该地主被打倒，农民则欢欣鼓舞。类似的，右下图描绘的是“从前”，展现的是陷于赤贫的家庭。不过，在左下描绘“现在”的图中，对财物的分配让每个人都丰衣足食。这幅画还表达了传统上农民对家庭生产的乌托邦理想——男耕女织。不过，事实上，这并不是中国共产党打算要实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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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农民画报》第4期（1948年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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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各处根据地中，区别党所吸纳的新成员的特点的都不是阶级出身或财产，而是年龄、性别与婚姻状况。青年未婚男子是最可能志愿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的群体。[17]在这些人中，绝大多数都是穷人，不过，党的政策就是招收“贫农”。然而，至少在太行根据地，官方机关仍长期被主要来自华北各城市的知识分子所支配。党担心自己的能力是否足以吸收且同化如此多的新成员，因此试图降低吸纳速度；不过，到1939年末，太行根据地已容纳了超过36000名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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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一下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272名太行区代表，就会感到里面有着两种类型的党员：几乎一半大学毕业，另又有38％是文盲。绝大多数是不到25岁的男性，入党时间在1937年后。女性只占6％。1940年后，吸纳干部变得更加困难，既要击退日本人的进攻，又要满足地方需要以及达成党的指示，这一政治负担令许多人望而却步。如果说某些无地农民与贫农活动分子的极端激进主义看起来适得其反，那么，许多干部同样因保守与无所作为而受到批评。党试图吸引更多中农的支持，然而，至少在太行区，对地方领导者来说，吸纳中农干部是争议巨大的。[18]许多人认为他们过于保守，只对自家的一亩三分地感兴趣（纵使原来曾是贫农）。不过，党的领导者看重他们的技能，且重视他们充当乡村社会不同群体间桥梁的调和能力。此外，中农在担当干部时有着足够的经济资源养活自己。从实际情况来看，抗日战争末期，土地占有的相对平均化造成了中农在绝大多数村庄居于支配地位。同时，共产党组织者也尽力掌握哪些中农之前曾是贫农并因此比邻里要“更红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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