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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dward Friedman（傅礼门）等，Chinese Village，Socialist State，pp.54-79，及以下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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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Lucien Bianco（毕仰高），Peasants Without the Party，p.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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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David Goodman，Social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Revolutionary China: The Taihang Base Area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to Japan，1937-1945（Lanham，MD
:Rowman & Littlefield，2000），pp.166-171，19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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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翟英，中国共产党辽县县委书记。引自David Goodman，Social and Political Change，p.99（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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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Kathleen Hartford（贺康玲），“Repression and Communist Success: The Case of Jin-Cha-Ji，1938-1943”，收入Kathleen Hartford（贺康玲） 与Steven M.Goldstein（戈迪温）编：Single Sparks: China’s Rural Revolution（Armonk，NY: M.E.Sharpe，1989），pp.9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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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Kathleen Hartford（贺康玲），“Repression and Communist Success: The Case of Jin-Cha-Ji，1938-1943”，收入Kathleen Hartford（贺康玲） 与Steven M.Goldstein（戈迪温）编：Single Sparks: China’s Rural Revolution（Armonk，NY: M.E.Sharpe，1989），pp.126-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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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铁彦（Tie Yan），同上书，p.122（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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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Elizabeth J.Perry（裴宜理），“Moving the Masses: Emotion Work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Mobilization: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7，no.2（Fall，2002），pp.11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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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引自Joseph Esherick（周锡瑞），“Revolution in a Feudal Fortress，” pp.362-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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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Steven Levine（梁思文），Anvil of Victory，特别是pp.197-235。Joseph Esherick（周锡瑞），“Revolution in a Feudal Fortress”同样强调暴力在土改中的作用（尤其是在内战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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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Steven Levine（梁思文），Anvil of Victory，p.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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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Yung-fa Chen（陈永发），Making Revolution，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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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Philip C.C.Huang（黄宗智），“Rural Class Struggle，” p.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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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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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带有个柿子沟村，那里有个地主叫穆世安。这人可歹毒啦！您听我说，他是个国民党。鬼子来时，他拉我们参加联防团，说是要打鬼子和八路共匪。可是他马上投降了鬼子，逼着游击队员的家属把他们叫回家来。他说：“要不鬼子杀你们全家。”他保证回家的人生命安全。八路的一个区干部回来，他把人抓去杀了，却又给开追悼会。真是两面三刀啊。从这以后，没人回来了。他就抓游击队员的家属去杀，那里一百多户人家，每家都有一人被杀。他看到鬼子得势，便强迫我们几千人背石头给鬼子修碉堡。碉堡的每块石头上都染着我们的血呀。这狗地主把我们不当人看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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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是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Jack Belden）1947年引自他的车把式的。[1]在这个例子中，爱国抗日与普通农民反抗其中国压迫者的斗争联系了起来。之前12年全面战争，之前37年国家分裂，政府软弱不堪，之前超过100年饱受帝国主义欺凌，此时，中国共产党统一了中国。这一胜利是世界历史意义上的成就。要回顾这一成就的来源，我们就既不能忽视农民的历史性不满，也不能忽视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组织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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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学家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来说，理解中国革命的关键（像其他大的社会革命那样）在于中国共产党逐渐巩固国家权力的过程。[2]扼要地说，1911年，帝制政府瓦解，激烈的政治与阶级冲突走上了前台。由于沉重的人地压力、城市化、移民、萌芽期工业化以及下层暴动的挑战，阶级结构变动不定。国民党革命者别无选择，只能将农民斗争整合入其建立新国家构造的努力中。共产主义运动同样孕育着国家，它敏锐地对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危机做出了回应，并因有能力在国族竞争环境（包括但不限于日本侵华）下生存而使自身得到了加强。[3]斯考切波还强调，国民党衰败了，日本人的压力加剧了它之前就存在的弱点：缺乏对中国金融资源的控制以及去中心化的军事结构。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则能够将农民招入其不断成长的军队中，并建立起根据地。到20世纪40年代早期，共产党干部已深入华北许多村庄的经济与重构过程中，这会构成20世纪40年代晚期彻底的土地革命的基础（还可以强调的是，共产党对农民阶级提供了正面诱导：相当坦诚与能干的村政府，公平的税收制度，对地主权力的制约，以及一点点经济机会）。斯考切波指出，通过重新分配土地以及对地主与其他剥削者采取激励斗争手段，一股声势被造了出来，农民得以利用共产党的新秩序来做出乎党最初意图的事。不过，在根除反共乡村精英的过程中，党依然支持积极分子，利用土改过程来进一步褒奖他们，并以经济与军事需求限制他们的激进行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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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其本身而言，这确实是正确的。然而，在斯考切波笔下，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听起来似乎太容易了。国民党在衰败中，不过并没有完全自我毁灭；共产党在抗日与反击国民党进攻上取得了成功，但这依靠的是多种因素，包括毛泽东有远见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技术并不是偶然地与进行中的农民革命“综合”了起来，而是要靠复杂且灵活的策略才能将某些农民转变为革命者。这里有阶级斗争，但社会同样也会按照其他界限——亲属、地区、语言、性别、族群——划分开，且阶级斗争并不是自动发生的，它需要被制造出来。作为革命领袖，毛泽东的最大长处可能就是对乡村中跨领域区分与联合的通盘把握。正如毕仰高（Lucien Bianco）与裴宜理所共同强调的，除非有外来领导者，否则即便是最反叛成性的农民也不会投身反政府革命。[4]尽管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农民逐渐发展出了公正社会的观念，且掌握了起义这一手段，但他们自身一直是视野狭隘且自我防御的，也几乎没有阶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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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上，必须在最广阔的可能背景下来理解中国革命。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以及1917年俄国革命都起着作用，从物质与文化两方面，新的经济与智识潮流将中国更深地拖入了世界体系之中。不过，还必须从该革命的独特性上来理解它。在关涉几百万人的几千个社群中，男男女女追寻着改造的愿景。实际上，这场革命是成千上万场的小革命。不过，中国共产党投身的是全国乃至国际性的进步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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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胜利象征着配以社会革命目标的反殖民斗争的力量。因此，在中国与世界历史中，“1949年”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对毛泽东来说（正如他著名的宣告），共产党人胜利的本质在于“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是革命铸造出的简明的国族主义构想。共产党领导的运动为击败日本殖民主义做出了贡献，并在接下来的内战中令人震惊地战胜了有美国支持的国民党，统一了中国。事实上，“1949年”同样标志着一个基本的转折——中国的盟友从美国变为了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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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似乎是在承诺说，现在，中国人民（尤其是受压迫阶级）会获得对自己命运的掌握——土改的最初阶段已预示了具体该怎么做。在毛泽东的构想中，中国属于人民，也就是说属于“群众”，不属于封建或资本家势力（尽管对他们可能要善加利用），无疑更不属于外国列强。换句话说，毛泽东“站起来了”图景的基础是以社会阶级来理解国族。在八年抗战期间，通过统一战线，共产党人承诺与所有“爱国阶级”（包括资产阶级）合作。他们确实吸引来了知识分子广泛的支持，资产阶级学生与知识分子成群结队地奔向延安，并在战争岁月中成了干部或党官僚的一个主要成分。在国共两党间，统一战线从一开始就是不牢靠的，因此，其重要性与其说在于两党联合，不如说倒在于提供了共产党人与乡村精英合作、与城市知识分子联络的办法。在抗日战争后，随着革命斗争的尖锐化，以农民为基础的土地革命更明确地出现了。这并不是说党与其支持者的关系总是平顺的。宣称“代表”工人和农民，理由则是只有它了解他们的真正利益所在。[5]工人与农民并不是作为个体独立自主地登上政治舞台的，相反，他们的政治与社会意涵是由党所解释的阶级属性加以呈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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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革命进程中，确实出现了有限却又真实的乡村与工厂民主形式。农民协会、贫农协会、妇女协会以及工会为普通民众提供了组织形式，以及最重要的，“发出声音”的机会。共产党关注社会正义与“经济民主”，这则通过对赋税、地租与债务的再调整（伴随以在农业与手工业中，从政策上鼓励小生产者）具体表达了出来。结果则是绝大多数民众在村社中有了新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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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广而言之，我们可以看到民族主义暗含着民主，或至少暗含着某种平等主义思维。里亚·格林菲尔德（Liah Greenfeld）对西方民族主义形式的比较分析显示出，随着民族的发展，“主权”被从君主转到了人民这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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