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702065
1706702066
[23] Elizabeth J.Perry（裴宜理），“Moving the Masses: Emotion Work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Mobilization: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7，no.2（Fall，2002），pp.111-128。
1706702067
1706702068
[24] 引自Joseph Esherick（周锡瑞），“Revolution in a Feudal Fortress，” pp.362-363。
1706702069
1706702070
[25] Steven Levine（梁思文），Anvil of Victory，特别是pp.197-235。Joseph Esherick（周锡瑞），“Revolution in a Feudal Fortress”同样强调暴力在土改中的作用（尤其是在内战期间）。
1706702071
1706702072
[26] Steven Levine（梁思文），Anvil of Victory，p.230。
1706702073
1706702074
[27] Yung-fa Chen（陈永发），Making Revolution，p.18。
1706702075
1706702076
[28] Philip C.C.Huang（黄宗智），“Rural Class Struggle，” p.120。
1706702077
1706702078
1706702079
1706702080
1706702082
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 结语
1706702083
1706702084
这一带有个柿子沟村，那里有个地主叫穆世安。这人可歹毒啦！您听我说，他是个国民党。鬼子来时，他拉我们参加联防团，说是要打鬼子和八路共匪。可是他马上投降了鬼子，逼着游击队员的家属把他们叫回家来。他说：“要不鬼子杀你们全家。”他保证回家的人生命安全。八路的一个区干部回来，他把人抓去杀了，却又给开追悼会。真是两面三刀啊。从这以后，没人回来了。他就抓游击队员的家属去杀，那里一百多户人家，每家都有一人被杀。他看到鬼子得势，便强迫我们几千人背石头给鬼子修碉堡。碉堡的每块石头上都染着我们的血呀。这狗地主把我们不当人看呀。
1706702085
1706702086
这段话是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Jack Belden）1947年引自他的车把式的。[1]在这个例子中，爱国抗日与普通农民反抗其中国压迫者的斗争联系了起来。之前12年全面战争，之前37年国家分裂，政府软弱不堪，之前超过100年饱受帝国主义欺凌，此时，中国共产党统一了中国。这一胜利是世界历史意义上的成就。要回顾这一成就的来源，我们就既不能忽视农民的历史性不满，也不能忽视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组织才能。
1706702087
1706702088
对社会学家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来说，理解中国革命的关键（像其他大的社会革命那样）在于中国共产党逐渐巩固国家权力的过程。[2]扼要地说，1911年，帝制政府瓦解，激烈的政治与阶级冲突走上了前台。由于沉重的人地压力、城市化、移民、萌芽期工业化以及下层暴动的挑战，阶级结构变动不定。国民党革命者别无选择，只能将农民斗争整合入其建立新国家构造的努力中。共产主义运动同样孕育着国家，它敏锐地对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危机做出了回应，并因有能力在国族竞争环境（包括但不限于日本侵华）下生存而使自身得到了加强。[3]斯考切波还强调，国民党衰败了，日本人的压力加剧了它之前就存在的弱点：缺乏对中国金融资源的控制以及去中心化的军事结构。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则能够将农民招入其不断成长的军队中，并建立起根据地。到20世纪40年代早期，共产党干部已深入华北许多村庄的经济与重构过程中，这会构成20世纪40年代晚期彻底的土地革命的基础（还可以强调的是，共产党对农民阶级提供了正面诱导：相当坦诚与能干的村政府，公平的税收制度，对地主权力的制约，以及一点点经济机会）。斯考切波指出，通过重新分配土地以及对地主与其他剥削者采取激励斗争手段，一股声势被造了出来，农民得以利用共产党的新秩序来做出乎党最初意图的事。不过，在根除反共乡村精英的过程中，党依然支持积极分子，利用土改过程来进一步褒奖他们，并以经济与军事需求限制他们的激进行动主义。
1706702089
1706702090
就其本身而言，这确实是正确的。然而，在斯考切波笔下，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听起来似乎太容易了。国民党在衰败中，不过并没有完全自我毁灭；共产党在抗日与反击国民党进攻上取得了成功，但这依靠的是多种因素，包括毛泽东有远见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技术并不是偶然地与进行中的农民革命“综合”了起来，而是要靠复杂且灵活的策略才能将某些农民转变为革命者。这里有阶级斗争，但社会同样也会按照其他界限——亲属、地区、语言、性别、族群——划分开，且阶级斗争并不是自动发生的，它需要被制造出来。作为革命领袖，毛泽东的最大长处可能就是对乡村中跨领域区分与联合的通盘把握。正如毕仰高（Lucien Bianco）与裴宜理所共同强调的，除非有外来领导者，否则即便是最反叛成性的农民也不会投身反政府革命。[4]尽管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农民逐渐发展出了公正社会的观念，且掌握了起义这一手段，但他们自身一直是视野狭隘且自我防御的，也几乎没有阶级意识。
1706702091
1706702092
根本上，必须在最广阔的可能背景下来理解中国革命。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以及1917年俄国革命都起着作用，从物质与文化两方面，新的经济与智识潮流将中国更深地拖入了世界体系之中。不过，还必须从该革命的独特性上来理解它。在关涉几百万人的几千个社群中，男男女女追寻着改造的愿景。实际上，这场革命是成千上万场的小革命。不过，中国共产党投身的是全国乃至国际性的进步愿景。
1706702093
1706702094
其胜利象征着配以社会革命目标的反殖民斗争的力量。因此，在中国与世界历史中，“1949年”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对毛泽东来说（正如他著名的宣告），共产党人胜利的本质在于“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是革命铸造出的简明的国族主义构想。共产党领导的运动为击败日本殖民主义做出了贡献，并在接下来的内战中令人震惊地战胜了有美国支持的国民党，统一了中国。事实上，“1949年”同样标志着一个基本的转折——中国的盟友从美国变为了苏联。
1706702095
1706702096
毛泽东似乎是在承诺说，现在，中国人民（尤其是受压迫阶级）会获得对自己命运的掌握——土改的最初阶段已预示了具体该怎么做。在毛泽东的构想中，中国属于人民，也就是说属于“群众”，不属于封建或资本家势力（尽管对他们可能要善加利用），无疑更不属于外国列强。换句话说，毛泽东“站起来了”图景的基础是以社会阶级来理解国族。在八年抗战期间，通过统一战线，共产党人承诺与所有“爱国阶级”（包括资产阶级）合作。他们确实吸引来了知识分子广泛的支持，资产阶级学生与知识分子成群结队地奔向延安，并在战争岁月中成了干部或党官僚的一个主要成分。在国共两党间，统一战线从一开始就是不牢靠的，因此，其重要性与其说在于两党联合，不如说倒在于提供了共产党人与乡村精英合作、与城市知识分子联络的办法。在抗日战争后，随着革命斗争的尖锐化，以农民为基础的土地革命更明确地出现了。这并不是说党与其支持者的关系总是平顺的。宣称“代表”工人和农民，理由则是只有它了解他们的真正利益所在。[5]工人与农民并不是作为个体独立自主地登上政治舞台的，相反，他们的政治与社会意涵是由党所解释的阶级属性加以呈现的。
1706702097
1706702098
不过，在革命进程中，确实出现了有限却又真实的乡村与工厂民主形式。农民协会、贫农协会、妇女协会以及工会为普通民众提供了组织形式，以及最重要的，“发出声音”的机会。共产党关注社会正义与“经济民主”，这则通过对赋税、地租与债务的再调整（伴随以在农业与手工业中，从政策上鼓励小生产者）具体表达了出来。结果则是绝大多数民众在村社中有了新位置。
1706702099
1706702100
更广而言之，我们可以看到民族主义暗含着民主，或至少暗含着某种平等主义思维。里亚·格林菲尔德（Liah Greenfeld）对西方民族主义形式的比较分析显示出，随着民族的发展，“主权”被从君主转到了人民这里。[6]
1706702101
1706702102
在古典英国模式中，为争取民族内地位平等，所以强调个人主权与特定的“自由”概念；而就本性来说，中国民族主义则更多是回应与防御性的。我们看到，在以国家为基础的民族主义的发展中，耻辱与拯救、财富与权力以及权利与义务全都混在了一起。不过，早在19世纪90年代，在激进派儒生那里，人民主权概念就得到了清晰的表达。随后，辛亥革命让其他主权形式不再有信用。推翻君主制的意愿引起了对民族平等的进一步探求，以此反对等级制的统治权，而这则为20世纪20年代以降的民族主义运动注入了能量。
1706702103
1706702104
人民主权与平等主义不仅是抽象的政治观念，而且也被应用于个人生活之中（尤其是在城市地区）。家庭成员（两性）间乃至师生间的关系都开始重塑：从以宇宙秩序为基础的等级感，到出自本性的平等感。握手与简单的鞠躬取代了磕头，男女两性简单实用的服装取代了繁复的礼服。身体要自尊地挺得笔直。所有这些培养着新的心理认同——自我认定为一国国民。个人并未失去其性别、家庭、村落、教育、阶级以及其他形式的认同，不过确实，“中国人”变得比以前重要多了。首先作为观念，其次作为政治计划，最后作为身体化的行为——民族认同要求对其他国民的重新认识，对他们心理上的认同与共情，以及由此而来的某种平等。
1706702105
1706702106
可以反驳说，在20世纪的头几十年中，中国的政治领袖并没有真正忠于人民主权，而是追求着权力。但这里的要点并不在于中国试图建立自由民主制度并失败了，而是对权力的追求是发生在演变中的政治文化内的，在其中，皇帝主权已经瓦解，民族则饱受战争与侵略。对这一演变来说，至关重要的是，中国的20世纪是以巨大的文化变革、社会动乱、经济脱位与地方暴力为标志的。从这几十年中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视角来看，中国要么形成强大的国家，要么灭亡，没有其他路可走。
1706702107
1706702108
独立和自控（不受其他国家的控制）意义上的“主权”肯定是虚构性的。问题并不在于人民意志是否能被代表，而是它如何能被代表。西方代议制民主制度是将人民权力和国家管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办法。在20世纪20年代与30年代，国共两党人先后宣称会提供另一种办法。在国民党人这里，民族被界定为被该党的“先知先觉者”所代表的中国人民整体。唯一要紧的认同是作为中国人的认同。然而，许多人反对要由党来代他们说话。
1706702109
1706702110
在中国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中，共产党人并不多，且一开始就对马克思主义有着牢牢把握的党员也很少。对一些人来说，之所以转向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它提供了解释历史发展与当下社会的有用范式。不过，他们同样相信中国应该避免阶级斗争，且发觉虽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描述令人信服，但他的解决方案却并非如此。国民党中的某些现代化主义者就属于这一阵营。不过，随着共产党人发现在动员支持力量与激进行动分子上，阶级斗争是何等有用的办法，他们决定冒国内分裂的危险。许多人仍保持着最初的乌托邦希望，并没有将注意力集中于“无产阶级”与“贫农”。两次国共合作（1924—1927，1938—1945）都是暂时的妥协，当时，毛泽东将革命构想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不过仍欢迎知识分子与“爱国资本家”——中小资产阶级——加入群众的队伍。当然，他说得很清楚，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的联盟。
1706702111
1706702112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领导人出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与富农家庭。作为“革命者”，他们被党所接受，并被给予一个机会——通过投身群众与听从党的指令来超越自己原来的阶级出身。20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标志着新的毛泽东思想的建立。因为事实上的主权被置于中国共产党这里，这一点在回顾中就显得格外清晰。而在国民党的意识形态设想中，民族是高踞于特定阶级之上的，且受承继士绅阶级的启蒙精英的统治。毛泽东主义最后要用社会革命瓦解民族。民族会被工农所拯救，后者既继承民族，又以自己的图景重塑它，创建完全由工农组成的社会。在20世纪早期的乱世中，工人与农民登上了政治舞台，中国共产党则将他们动员起来作为自己的“突击队”。不过，说了这些以后，我们也需要记住，自行采取行动塑造中国政治的下层阶级成员不计其数，在同等程度上，中国共产党与他们都是被塑造的。
1706702113
1706702114
20世纪20年代后期，中国共产党转向农村根据地，开始像政府（而非仅是革命政党）那样行事。这意味着其领袖不得不从满足民众需要出发思考问题，其“公民”则必须从权利与义务（或者特权与限制）以及党能提供给他们什么这一角度来想事。党努力想实现现代化。它改善水利灌溉、建造水井、修筑公路、鼓励商业、合理化税收、精简官僚机构，这些措施都既出于革命理论，又出于政府实践。在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状况的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分析中，中国尚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仍需发展基础设施与工业化，而后者至今仍与资本主义经济联系在一起。因此，在资产阶级中，愿意为社会主义效力的人，尤其是城市知识分子与学生将会被党所吸纳。自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党的政策就是既追求社会革命，也追求现代化，尽管两者从未能完美配合，却都持续到了1949年之后。
[
上一页 ]
[ :1.706702065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