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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反驳说，在20世纪的头几十年中，中国的政治领袖并没有真正忠于人民主权，而是追求着权力。但这里的要点并不在于中国试图建立自由民主制度并失败了，而是对权力的追求是发生在演变中的政治文化内的，在其中，皇帝主权已经瓦解，民族则饱受战争与侵略。对这一演变来说，至关重要的是，中国的20世纪是以巨大的文化变革、社会动乱、经济脱位与地方暴力为标志的。从这几十年中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视角来看，中国要么形成强大的国家，要么灭亡，没有其他路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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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和自控（不受其他国家的控制）意义上的“主权”肯定是虚构性的。问题并不在于人民意志是否能被代表，而是它如何能被代表。西方代议制民主制度是将人民权力和国家管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办法。在20世纪20年代与30年代，国共两党人先后宣称会提供另一种办法。在国民党人这里，民族被界定为被该党的“先知先觉者”所代表的中国人民整体。唯一要紧的认同是作为中国人的认同。然而，许多人反对要由党来代他们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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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中，共产党人并不多，且一开始就对马克思主义有着牢牢把握的党员也很少。对一些人来说，之所以转向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它提供了解释历史发展与当下社会的有用范式。不过，他们同样相信中国应该避免阶级斗争，且发觉虽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描述令人信服，但他的解决方案却并非如此。国民党中的某些现代化主义者就属于这一阵营。不过，随着共产党人发现在动员支持力量与激进行动分子上，阶级斗争是何等有用的办法，他们决定冒国内分裂的危险。许多人仍保持着最初的乌托邦希望，并没有将注意力集中于“无产阶级”与“贫农”。两次国共合作（1924—1927，1938—1945）都是暂时的妥协，当时，毛泽东将革命构想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不过仍欢迎知识分子与“爱国资本家”——中小资产阶级——加入群众的队伍。当然，他说得很清楚，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的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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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领导人出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与富农家庭。作为“革命者”，他们被党所接受，并被给予一个机会——通过投身群众与听从党的指令来超越自己原来的阶级出身。20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标志着新的毛泽东思想的建立。因为事实上的主权被置于中国共产党这里，这一点在回顾中就显得格外清晰。而在国民党的意识形态设想中，民族是高踞于特定阶级之上的，且受承继士绅阶级的启蒙精英的统治。毛泽东主义最后要用社会革命瓦解民族。民族会被工农所拯救，后者既继承民族，又以自己的图景重塑它，创建完全由工农组成的社会。在20世纪早期的乱世中，工人与农民登上了政治舞台，中国共产党则将他们动员起来作为自己的“突击队”。不过，说了这些以后，我们也需要记住，自行采取行动塑造中国政治的下层阶级成员不计其数，在同等程度上，中国共产党与他们都是被塑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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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后期，中国共产党转向农村根据地，开始像政府（而非仅是革命政党）那样行事。这意味着其领袖不得不从满足民众需要出发思考问题，其“公民”则必须从权利与义务（或者特权与限制）以及党能提供给他们什么这一角度来想事。党努力想实现现代化。它改善水利灌溉、建造水井、修筑公路、鼓励商业、合理化税收、精简官僚机构，这些措施都既出于革命理论，又出于政府实践。在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状况的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分析中，中国尚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仍需发展基础设施与工业化，而后者至今仍与资本主义经济联系在一起。因此，在资产阶级中，愿意为社会主义效力的人，尤其是城市知识分子与学生将会被党所吸纳。自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党的政策就是既追求社会革命，也追求现代化，尽管两者从未能完美配合，却都持续到了1949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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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权的政治符号抓住了这些关切。1949年末，五星红旗飘扬在全中国上空，四颗黄星代表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一颗大黄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在新国家中领导并团结着这些阶级。红色领导共产主义革命，黄色代表中国本身，混合了新旧象征手法。新中国国旗的阶级象征手法与之前1912年中华民国国旗的族群指意法大为不同。在那面国旗上，五道水平条带代表着中国各主要民族：红色代表汉族，黄色代表满族，蓝色代表蒙古族，白色代表回族，黑色则代表藏族。[7]在新中国国旗中，国族是以社会与政治来界定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被联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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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革命赢得的国家到底属于谁? 19世纪90年代，激进派儒生第一次提出了国家问题，他们开始将人民与政府融为一体，寻求建立新的现代民族国家。在辛亥革命期间，“汉族”或汉人成了中国人民反抗满洲入侵者的代表，少数族群则应当被汉化。这一族群或准种族意义上的国家状态也包含着文化要素。在20世纪头十年中，知识分子开始构想更大的汉族综合体，通过共同的语言、宗教、哲学、习俗以及（最重要的）历史将邻近的部落、人民与民族整合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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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辛亥革命本身造成了一个问题。“民国”继承了清朝绝大部分的领土，其上居住着各非汉民族。因此，通过“五族共和”的新神话，汉、满、蒙、回与藏被作为主要族群包纳了进来，虽然它们互相之间并不能完全同化，但却都以某种方式是“中国人”。汉族这一范畴将东西南北各地操不同方言的人包括了进来，由礼仪不同、经济模式各异的对立群体所组成，本身就是晚清的一个虚构。不过，如果说“汉”是晚清知识分子为了反抗“满人征服者”发明出来的，那么，这是个相当成功的发明，因为今天约90％的中国人都自视为汉人。[8]根本上，汉族认同的基础同属于17世纪被清朝所征服的明朝疆域。那么，汉族就是指向皇帝纳税的定居农夫与商人。事实上，这是国家认同先于民族认同。通过受儒家经典训练的地方精英，汉人被与国家以及官方文化联系在了一起。总的来说，他们接受了清朝的正当性，后者的统治方式继承自明朝，仍是传统的以科举为基础的官僚制，并且还带来了新的领土——清廷的老家东北（满洲），以及西北（蒙古族）、西方（回族）与西南（藏族）的土地。新民国还试图将若干主要居住于华南与西南山地或西北大沙漠的小一些的少数族群吸收进来。共产党人则控制住了国族归属有争议的领土。在整个20世纪过程中，假如新中国继承的是明朝相对较小的疆域，那么国家建设与民族建设的任务可能会容易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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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考虑着族群问题，甚至在1911年之前就为此深感困扰。不过，他们往往是集中研究“一般人类”或至少是“一般中国人”而非考虑某个特定群体，在创造新未来时，应该使用多少传统？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激烈辩论影响着精英的现代化方案。他们的目标是所谓愚昧的人民的文化与物质水平，以及加强国家的力量。为此，某些知识分子与政治激进行动分子开始考虑特定的群体——不是族群，而是全球性资本主义与文化转型所创造出的新兴社会势力。他们并非政治激进行动分子所创造，但却是在后者的帮助下才进入政治舞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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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国民族主义——反帝反封建，对国共两党都是如此——就是一种与如工权、女权以及（最后）农权之类的社会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大众民族主义，根本基础则在于晚清形成的观念，那就是革命将会把衰朽的帝国转变为“富强”的统一民族国家。在20世纪头几十年中，这一愿景失败了，迫使某些精英转向下层阶级寻求支持。在之前一个世纪，可能就会是以千禧年承诺招聚农民军；不过，在20世纪早期，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工人受到更多教育，“印刷资本主义”——如小说、报纸以及随后的电影与无线电，持续不断地吸引着更多的公众——快速发展。这些培养出的新时空观念使民众得以设想自己处于“水平同志关系”之中，或是同一共同体内的友爱伙伴。[9]民众学会了去感受与遥远的“始祖”（纵向穿越时间的“民族”）以及完全意义上的陌生人（由地图所划定的水平空间）的联系。正是这一民族主义的水平方面暗示了某种平等主义——在同胞认同中，所有国民伙伴都分享着特别的关键地位。作为共享的政治认同，民族主义就暗含在社会运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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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观念似乎会将广大不识字的农民排除出去，后者生活在与此区分方式截然不同的世界中，不是本国人/外国人，而是本村人/外人，亲属/非亲属，农民/商人。不过，正如我们已看到的，中国农民是与地区以及跨地区贸易网络联系在一起的，该网络则包含着以宗教实践、戏曲与说书为形式的文化交换。在普通人的头脑中，至少有着作为民族国家前身的帝制政府的模糊图景。地位较高的旧士绅—地主抛弃了乡间，只留下“土豪劣绅”、军阀以及土匪来支配乡村政治。不过，他们留下的权力真空部分地被头脑进步的青年——通常当着教员——填补了。这些人出生于家境较为宽裕的农民以及小地主阶级家庭，他们从中学与师范学院返回村镇，构成了激进思想与行动的节点。像毛泽东这样受过教育的农村青年在中国到处都是。在20世纪20年代，许多人要么加入国民党，要么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的农民协会则通常是通过学校组织起来的。到20世纪30年代，许多青年知识分子极度反日。由此，参与式民族主义或公民权这样的现代观念与先前存在的国家概念结合了起来，创造出农民民族主义的根基。日本侵华正好为这一大众民族主义打好了基础，日本人则成了它的标靶。正如20世纪早期，知识分子在反满中形成汉民族感，大众民族主义形成于抗日之时。[10]这并不是说日本人造就了农民民族主义，因为基础早已打下，不过，就传播而言，日本人起了催化剂的作用——共产党就将阶级动员与抗日联系在一起。[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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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过革命运动锻造民族认同方面，中国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以美国为例，除“粗俗个人主义”外，在美国民族认同中，还包括许多复合在一起的观念——有进取心与创新能力的民族，独立自主又纪律严明的个人，以及以商业自由为荣。[12]无论这一复合体在殖民地时期有何种根源，它根本上都是在美国革命过程中产生的，是对腐朽欧洲的自觉回应。有些类似的是，中国民族认同是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与本国腐朽势力的革命斗争中孕育出来的，从一开始，激进知识分子就直觉地领悟到了日本侵华所带来的民族建设潜力。带着出自愤怒的希望，左派欢迎侵略的来临，要以此清扫旧社会，一洗对日妥协这些年中爱国者的愤懑。以共产党作家郭沫若1937年的诗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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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上海空中的炮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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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只有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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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民族再生的喜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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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民族有了决心要抗敌到底。[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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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看不到共产主义——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中国乡村中的苏维埃——的踪影。郭沫若用的是民族语汇，召回了梁启超的“新民”之梦——现在要通过战争的清洗来实现。旧社会是腐败的，20世纪头十年涌现出来的现代化新精英也失败了。能拯救中国的只剩下群众。郭沫若终究还是将我们带回到了阶级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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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没有人像毛泽东这样清晰地将阶级与民族联系在一起。他创造出一套中国历史的大叙述，将民主或社会正义与平等最终与国家“富强”（或者说现代化）联系在一起。毛泽东有着独一无二的能力，可以将千百万个人的悲剧与中国的悲剧和希望关联起来。[14]毛泽东主义的叙述开始于古代，中国规模巨大的农业文明就是由农民阶级负担起来的。懒惰的地主垄断了知识与土地，不过，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虽然农民起义这一“革命传统”从未能成功推翻地主制，但并不因此减损其高贵。毛泽东将这一高贵的阶级传统与“汉族”的特别品质联系了起来，他在延安宣称：“汉族的历史……可以证明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在汉族的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大小几百次的农民起义，反抗地主和贵族的黑暗统治。”[15]革命、阶级与民族认同结合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不过，比起这一年代久远的故事，毛泽东更感兴趣的是19世纪西方列强的入侵。外国人以及他们的中国帮凶——罪恶的买办阶级——背叛了国家，用鸦片毒害人民，让中国事实上沦为殖民地，剥削中国劳工，夺走了中国与生俱来的雄视世界的权利。廉价进口物夺去了中国人的工作，帝国主义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过，代表着完全反动性质的“封建势力”的仍是中国地主阶级。他们毫不在乎中国主权的丧失，反对任何物质或精神进步，只感兴趣于维持自己对农民阶级的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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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主义提供了挫败与丧失的历史寓言，它有助于赋予个人的损失与创伤故事以意义。从前的安逸家庭，现在衰败了。某家祖父鸦片成瘾，并开始出卖田地；另一家父亲得了病。婚丧的花费让想要合乎礼仪地尊敬先祖、安抚子孙的家庭陷于破产。颇多中国主要知识分子来自衰败中的士绅家庭，包括老资格的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讽刺作家鲁迅以及自由主义者胡适，更不用提像周恩来与邓小平这样的共产党领袖。或许这解释了他们为何一般会缺少对旧社会的怀旧感。自然，千百万农民的个人故事要更残酷许多，最微小的挫折就会导致赤贫。当然，在毛泽东主义的宣传中，不会有像毛家这样社会地位上升的农家的位置，由城市资本主义造就出的新富也只不过是衰败的代表。毛泽东主义叙述的要点在于，整个中国都是受害者。不过，它有光荣的未来。中国将既变成新国家（反帝）又变成新社会（阶级斗争），在其基础上，会建立起一个物质与精神两方面都流光溢彩的文明。甚至在抗日战争最高潮时，中国共产党仍在用简明的言辞讲着“新社会”。“受苦受难”的“工人”与“群众”将会“翻身”，且“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些用语变成了日常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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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基本的阶级—民族叙述被程式化了，并在民众之中广为传播。“诉苦会”重新展现个人的苦难故事，在主观上，农民把再次体验自身困苦当成作为完全成员加入新社会的先决条件。“斗争会”则在现实与仪式两个层面惩恶扬善，打开解放或救赎的大门。“救赎”不仅针对选定的个人，而且也是群众（由党所代表）给予作为整体的国家的礼物。通过宣称国家属于群众，共产党人确定国家就是群众，用阶级术语来讲就是正在创造无阶级社会途中。公民权成了关于阶级与激进行动主义的问题。以这种方式，民族主义将政治领域扩展到国家这里，包括的是被设想为英雄的全体人民。这样，通过群众参与的神话与意识，政治得以进行，不久之后，除了“黑五类”，所有人都被要求参与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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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民族主义的力量在于，其不仅有能力解释社会现实，更有能力改变它。认定所继承的整个社会结构已破产，这需要巨大的跳跃式想象，并不会自动从压迫或剥削中产生出来。若不是王朝体系崩溃以及继承者无力组建正当政府，中国农民就不可能转而反抗现状。两件事发生了。首先，地方精英失去了自我价值感。其次，新的实现个人与集体抱负的办法摆在了农民面前。在20世纪最初的那些年中，儒家仁政政府的旧神话被激进派儒生所摧毁，随后，共产党认定，苟延残喘的权力结构是不正当的，并教导农民要相信一个新的能动者——他们自己。20世纪40年代，村一级的团体提供了团结的新基础，并最终提高了生产。这是对新社会最可靠的展示。农民协会、妇女协会以及贫雇农团体将个体农民与中国共产党联系了起来，由此将农民认同整合入国家认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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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国家认同并未被整合入农民认同之中。更确切地说，共产党革命并不仅以农民理想为模型，其目标还有现代、理性与工业现代化。在革命过程中，能够动员人口与物资的强大国家官僚机构被建立了起来。它将党、军与政几方面结合起来，深入到每一座城市街坊与每一个小村落。在某种意义上，革命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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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ack Belden，China Shakes the World（《中国震撼世界》），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1970，p.30（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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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heda Skocpol，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Russia，and China（Cma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pp.252-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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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kocpol将这一分析应用到法国（1789年）、俄国（1917年）与中国。参见上书，pp.284-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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