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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考虑着族群问题，甚至在1911年之前就为此深感困扰。不过，他们往往是集中研究“一般人类”或至少是“一般中国人”而非考虑某个特定群体，在创造新未来时，应该使用多少传统？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激烈辩论影响着精英的现代化方案。他们的目标是所谓愚昧的人民的文化与物质水平，以及加强国家的力量。为此，某些知识分子与政治激进行动分子开始考虑特定的群体——不是族群，而是全球性资本主义与文化转型所创造出的新兴社会势力。他们并非政治激进行动分子所创造，但却是在后者的帮助下才进入政治舞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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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国民族主义——反帝反封建，对国共两党都是如此——就是一种与如工权、女权以及（最后）农权之类的社会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大众民族主义，根本基础则在于晚清形成的观念，那就是革命将会把衰朽的帝国转变为“富强”的统一民族国家。在20世纪头几十年中，这一愿景失败了，迫使某些精英转向下层阶级寻求支持。在之前一个世纪，可能就会是以千禧年承诺招聚农民军；不过，在20世纪早期，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工人受到更多教育，“印刷资本主义”——如小说、报纸以及随后的电影与无线电，持续不断地吸引着更多的公众——快速发展。这些培养出的新时空观念使民众得以设想自己处于“水平同志关系”之中，或是同一共同体内的友爱伙伴。[9]民众学会了去感受与遥远的“始祖”（纵向穿越时间的“民族”）以及完全意义上的陌生人（由地图所划定的水平空间）的联系。正是这一民族主义的水平方面暗示了某种平等主义——在同胞认同中，所有国民伙伴都分享着特别的关键地位。作为共享的政治认同，民族主义就暗含在社会运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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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观念似乎会将广大不识字的农民排除出去，后者生活在与此区分方式截然不同的世界中，不是本国人/外国人，而是本村人/外人，亲属/非亲属，农民/商人。不过，正如我们已看到的，中国农民是与地区以及跨地区贸易网络联系在一起的，该网络则包含着以宗教实践、戏曲与说书为形式的文化交换。在普通人的头脑中，至少有着作为民族国家前身的帝制政府的模糊图景。地位较高的旧士绅—地主抛弃了乡间，只留下“土豪劣绅”、军阀以及土匪来支配乡村政治。不过，他们留下的权力真空部分地被头脑进步的青年——通常当着教员——填补了。这些人出生于家境较为宽裕的农民以及小地主阶级家庭，他们从中学与师范学院返回村镇，构成了激进思想与行动的节点。像毛泽东这样受过教育的农村青年在中国到处都是。在20世纪20年代，许多人要么加入国民党，要么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的农民协会则通常是通过学校组织起来的。到20世纪30年代，许多青年知识分子极度反日。由此，参与式民族主义或公民权这样的现代观念与先前存在的国家概念结合了起来，创造出农民民族主义的根基。日本侵华正好为这一大众民族主义打好了基础，日本人则成了它的标靶。正如20世纪早期，知识分子在反满中形成汉民族感，大众民族主义形成于抗日之时。[10]这并不是说日本人造就了农民民族主义，因为基础早已打下，不过，就传播而言，日本人起了催化剂的作用——共产党就将阶级动员与抗日联系在一起。[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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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过革命运动锻造民族认同方面，中国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以美国为例，除“粗俗个人主义”外，在美国民族认同中，还包括许多复合在一起的观念——有进取心与创新能力的民族，独立自主又纪律严明的个人，以及以商业自由为荣。[12]无论这一复合体在殖民地时期有何种根源，它根本上都是在美国革命过程中产生的，是对腐朽欧洲的自觉回应。有些类似的是，中国民族认同是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与本国腐朽势力的革命斗争中孕育出来的，从一开始，激进知识分子就直觉地领悟到了日本侵华所带来的民族建设潜力。带着出自愤怒的希望，左派欢迎侵略的来临，要以此清扫旧社会，一洗对日妥协这些年中爱国者的愤懑。以共产党作家郭沫若1937年的诗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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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上海空中的炮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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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只有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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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民族再生的喜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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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民族有了决心要抗敌到底。[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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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看不到共产主义——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中国乡村中的苏维埃——的踪影。郭沫若用的是民族语汇，召回了梁启超的“新民”之梦——现在要通过战争的清洗来实现。旧社会是腐败的，20世纪头十年涌现出来的现代化新精英也失败了。能拯救中国的只剩下群众。郭沫若终究还是将我们带回到了阶级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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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没有人像毛泽东这样清晰地将阶级与民族联系在一起。他创造出一套中国历史的大叙述，将民主或社会正义与平等最终与国家“富强”（或者说现代化）联系在一起。毛泽东有着独一无二的能力，可以将千百万个人的悲剧与中国的悲剧和希望关联起来。[14]毛泽东主义的叙述开始于古代，中国规模巨大的农业文明就是由农民阶级负担起来的。懒惰的地主垄断了知识与土地，不过，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虽然农民起义这一“革命传统”从未能成功推翻地主制，但并不因此减损其高贵。毛泽东将这一高贵的阶级传统与“汉族”的特别品质联系了起来，他在延安宣称：“汉族的历史……可以证明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在汉族的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大小几百次的农民起义，反抗地主和贵族的黑暗统治。”[15]革命、阶级与民族认同结合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不过，比起这一年代久远的故事，毛泽东更感兴趣的是19世纪西方列强的入侵。外国人以及他们的中国帮凶——罪恶的买办阶级——背叛了国家，用鸦片毒害人民，让中国事实上沦为殖民地，剥削中国劳工，夺走了中国与生俱来的雄视世界的权利。廉价进口物夺去了中国人的工作，帝国主义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过，代表着完全反动性质的“封建势力”的仍是中国地主阶级。他们毫不在乎中国主权的丧失，反对任何物质或精神进步，只感兴趣于维持自己对农民阶级的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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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主义提供了挫败与丧失的历史寓言，它有助于赋予个人的损失与创伤故事以意义。从前的安逸家庭，现在衰败了。某家祖父鸦片成瘾，并开始出卖田地；另一家父亲得了病。婚丧的花费让想要合乎礼仪地尊敬先祖、安抚子孙的家庭陷于破产。颇多中国主要知识分子来自衰败中的士绅家庭，包括老资格的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讽刺作家鲁迅以及自由主义者胡适，更不用提像周恩来与邓小平这样的共产党领袖。或许这解释了他们为何一般会缺少对旧社会的怀旧感。自然，千百万农民的个人故事要更残酷许多，最微小的挫折就会导致赤贫。当然，在毛泽东主义的宣传中，不会有像毛家这样社会地位上升的农家的位置，由城市资本主义造就出的新富也只不过是衰败的代表。毛泽东主义叙述的要点在于，整个中国都是受害者。不过，它有光荣的未来。中国将既变成新国家（反帝）又变成新社会（阶级斗争），在其基础上，会建立起一个物质与精神两方面都流光溢彩的文明。甚至在抗日战争最高潮时，中国共产党仍在用简明的言辞讲着“新社会”。“受苦受难”的“工人”与“群众”将会“翻身”，且“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些用语变成了日常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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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基本的阶级—民族叙述被程式化了，并在民众之中广为传播。“诉苦会”重新展现个人的苦难故事，在主观上，农民把再次体验自身困苦当成作为完全成员加入新社会的先决条件。“斗争会”则在现实与仪式两个层面惩恶扬善，打开解放或救赎的大门。“救赎”不仅针对选定的个人，而且也是群众（由党所代表）给予作为整体的国家的礼物。通过宣称国家属于群众，共产党人确定国家就是群众，用阶级术语来讲就是正在创造无阶级社会途中。公民权成了关于阶级与激进行动主义的问题。以这种方式，民族主义将政治领域扩展到国家这里，包括的是被设想为英雄的全体人民。这样，通过群众参与的神话与意识，政治得以进行，不久之后，除了“黑五类”，所有人都被要求参与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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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民族主义的力量在于，其不仅有能力解释社会现实，更有能力改变它。认定所继承的整个社会结构已破产，这需要巨大的跳跃式想象，并不会自动从压迫或剥削中产生出来。若不是王朝体系崩溃以及继承者无力组建正当政府，中国农民就不可能转而反抗现状。两件事发生了。首先，地方精英失去了自我价值感。其次，新的实现个人与集体抱负的办法摆在了农民面前。在20世纪最初的那些年中，儒家仁政政府的旧神话被激进派儒生所摧毁，随后，共产党认定，苟延残喘的权力结构是不正当的，并教导农民要相信一个新的能动者——他们自己。20世纪40年代，村一级的团体提供了团结的新基础，并最终提高了生产。这是对新社会最可靠的展示。农民协会、妇女协会以及贫雇农团体将个体农民与中国共产党联系了起来，由此将农民认同整合入国家认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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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国家认同并未被整合入农民认同之中。更确切地说，共产党革命并不仅以农民理想为模型，其目标还有现代、理性与工业现代化。在革命过程中，能够动员人口与物资的强大国家官僚机构被建立了起来。它将党、军与政几方面结合起来，深入到每一座城市街坊与每一个小村落。在某种意义上，革命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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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ack Belden，China Shakes the World（《中国震撼世界》），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1970，p.30（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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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heda Skocpol，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Russia，and China（Cma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pp.252-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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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kocpol将这一分析应用到法国（1789年）、俄国（1917年）与中国。参见上书，pp.284-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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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Lucien Bianco（毕仰高），“Peasant Movements”；Elizabeth J.Perry（裴宜理），Reble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1845-1945（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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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John Fitzgerald，“The Republic of Sentiment-Representing the People in Modern China，” “现代中国的构建”（“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Modern State”）国际学术会议论文，近现代史研究学会，台湾南港，2002年12月13—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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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Liah Greenfeld，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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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上的五颗星有时会被解释为意指五个民族，但这并不是它的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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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中，历史学家Pamela Crossley（柯娇燕）展示了在18世纪，此类认同（尤其是满与汉）是如何作为清朝政策的直接后果被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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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New Left Books，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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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Prasenjit Duara（杜赞奇），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p.77。该书强调，在20世纪30年代与40年代，共同的反帝斗争开始界定出民族；不过，大众民族主义也有着阶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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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这点见Chalmers Johnson，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该书虽有些夸大，但仍是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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