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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没有人像毛泽东这样清晰地将阶级与民族联系在一起。他创造出一套中国历史的大叙述，将民主或社会正义与平等最终与国家“富强”（或者说现代化）联系在一起。毛泽东有着独一无二的能力，可以将千百万个人的悲剧与中国的悲剧和希望关联起来。[14]毛泽东主义的叙述开始于古代，中国规模巨大的农业文明就是由农民阶级负担起来的。懒惰的地主垄断了知识与土地，不过，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虽然农民起义这一“革命传统”从未能成功推翻地主制，但并不因此减损其高贵。毛泽东将这一高贵的阶级传统与“汉族”的特别品质联系了起来，他在延安宣称：“汉族的历史……可以证明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在汉族的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大小几百次的农民起义，反抗地主和贵族的黑暗统治。”[15]革命、阶级与民族认同结合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不过，比起这一年代久远的故事，毛泽东更感兴趣的是19世纪西方列强的入侵。外国人以及他们的中国帮凶——罪恶的买办阶级——背叛了国家，用鸦片毒害人民，让中国事实上沦为殖民地，剥削中国劳工，夺走了中国与生俱来的雄视世界的权利。廉价进口物夺去了中国人的工作，帝国主义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过，代表着完全反动性质的“封建势力”的仍是中国地主阶级。他们毫不在乎中国主权的丧失，反对任何物质或精神进步，只感兴趣于维持自己对农民阶级的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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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主义提供了挫败与丧失的历史寓言，它有助于赋予个人的损失与创伤故事以意义。从前的安逸家庭，现在衰败了。某家祖父鸦片成瘾，并开始出卖田地；另一家父亲得了病。婚丧的花费让想要合乎礼仪地尊敬先祖、安抚子孙的家庭陷于破产。颇多中国主要知识分子来自衰败中的士绅家庭，包括老资格的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讽刺作家鲁迅以及自由主义者胡适，更不用提像周恩来与邓小平这样的共产党领袖。或许这解释了他们为何一般会缺少对旧社会的怀旧感。自然，千百万农民的个人故事要更残酷许多，最微小的挫折就会导致赤贫。当然，在毛泽东主义的宣传中，不会有像毛家这样社会地位上升的农家的位置，由城市资本主义造就出的新富也只不过是衰败的代表。毛泽东主义叙述的要点在于，整个中国都是受害者。不过，它有光荣的未来。中国将既变成新国家（反帝）又变成新社会（阶级斗争），在其基础上，会建立起一个物质与精神两方面都流光溢彩的文明。甚至在抗日战争最高潮时，中国共产党仍在用简明的言辞讲着“新社会”。“受苦受难”的“工人”与“群众”将会“翻身”，且“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些用语变成了日常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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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基本的阶级—民族叙述被程式化了，并在民众之中广为传播。“诉苦会”重新展现个人的苦难故事，在主观上，农民把再次体验自身困苦当成作为完全成员加入新社会的先决条件。“斗争会”则在现实与仪式两个层面惩恶扬善，打开解放或救赎的大门。“救赎”不仅针对选定的个人，而且也是群众（由党所代表）给予作为整体的国家的礼物。通过宣称国家属于群众，共产党人确定国家就是群众，用阶级术语来讲就是正在创造无阶级社会途中。公民权成了关于阶级与激进行动主义的问题。以这种方式，民族主义将政治领域扩展到国家这里，包括的是被设想为英雄的全体人民。这样，通过群众参与的神话与意识，政治得以进行，不久之后，除了“黑五类”，所有人都被要求参与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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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民族主义的力量在于，其不仅有能力解释社会现实，更有能力改变它。认定所继承的整个社会结构已破产，这需要巨大的跳跃式想象，并不会自动从压迫或剥削中产生出来。若不是王朝体系崩溃以及继承者无力组建正当政府，中国农民就不可能转而反抗现状。两件事发生了。首先，地方精英失去了自我价值感。其次，新的实现个人与集体抱负的办法摆在了农民面前。在20世纪最初的那些年中，儒家仁政政府的旧神话被激进派儒生所摧毁，随后，共产党认定，苟延残喘的权力结构是不正当的，并教导农民要相信一个新的能动者——他们自己。20世纪40年代，村一级的团体提供了团结的新基础，并最终提高了生产。这是对新社会最可靠的展示。农民协会、妇女协会以及贫雇农团体将个体农民与中国共产党联系了起来，由此将农民认同整合入国家认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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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国家认同并未被整合入农民认同之中。更确切地说，共产党革命并不仅以农民理想为模型，其目标还有现代、理性与工业现代化。在革命过程中，能够动员人口与物资的强大国家官僚机构被建立了起来。它将党、军与政几方面结合起来，深入到每一座城市街坊与每一个小村落。在某种意义上，革命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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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ack Belden，China Shakes the World（《中国震撼世界》），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1970，p.30（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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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heda Skocpol，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Russia，and China（Cma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pp.252-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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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kocpol将这一分析应用到法国（1789年）、俄国（1917年）与中国。参见上书，pp.284-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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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Lucien Bianco（毕仰高），“Peasant Movements”；Elizabeth J.Perry（裴宜理），Reble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1845-1945（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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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John Fitzgerald，“The Republic of Sentiment-Representing the People in Modern China，” “现代中国的构建”（“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Modern State”）国际学术会议论文，近现代史研究学会，台湾南港，2002年12月13—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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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Liah Greenfeld，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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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上的五颗星有时会被解释为意指五个民族，但这并不是它的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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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中，历史学家Pamela Crossley（柯娇燕）展示了在18世纪，此类认同（尤其是满与汉）是如何作为清朝政策的直接后果被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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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New Left Books，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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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Prasenjit Duara（杜赞奇），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p.77。该书强调，在20世纪30年代与40年代，共同的反帝斗争开始界定出民族；不过，大众民族主义也有着阶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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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这点见Chalmers Johnson，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该书虽有些夸大，但仍是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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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Gordon S.Wood，“Early American Get-Up-and-Go，”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47，no.11（29 June 2000），pp.5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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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郭沫若：《抗战颂》（1937年8月19日）。引自Chang-tai Hung（洪长泰），War and Popular Culture: Resistance in Modern China，1937-1945（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4），p.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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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David E.Apter and Tony Saich，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 Republic（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esp.pp.69-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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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同上书，p.93。对比Stuart Schram（施拉姆），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1969），p.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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