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702292
与这种变化相类似的，还有同一个过程所造成的社会重心移于城市而致城市和乡村的日趋日远。因此辛亥革命后三十年，许地山作《民国一世》寄托阅世多年的感慨，其中特别举“都市底商店记得西洋的时节如复活节、耶稣诞等，比记得清明、端午、中秋、重九、冬至等更清楚”，以及与之对称的外国节日里买卖两旺说市闾众生相，以刻画上个世纪以来“都市”与“乡间”积久而成的彼此隔塞和“互相脱节”，其笔下之讥讽所流露的显然是一种格格不入。而比之市闾众生相，三十年代之时论所说的“农村破产”，则反照了城乡脱节所造成的更加痛苦的一面。这一类脱榫接二连三而且由此及彼地发生于中国社会的深处，构成了后人理解历史与说明历史的脉络和关节点。但对身在其间的中国人来说，则脱榫便是旧的整体性已经碎裂，而新的整体性却始终立不起来，随之是利益的冲突，主张的冲突，理想的冲突都会成为长久的社会动荡。这个过程既反映了中国社会从衰世走向乱世的曲折多难，也反映了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曲折多难。在真实的历史里，两者常常同处于一种因果之中，因此两者常常很难剥离开来。
1706702293
1706702294
收录于本书的文字是我近年读史留下的一点思想痕迹。就晚清中国处西法与衰世之间的旧邦新造和社会脱榫而言，这些文字所涉及的范围和程度都是非常有限的。与历史本身的无边无际相比，治史和论史其实始终只能是一种以有涯随无涯。自司马迁以来，史学所追求的境界皆在通古今之变，但王安石曾作诗咏史，说“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又说“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用“精神”和“意态”比历史之内在的一面和人物之内在的一面，则俱言以人写人之难和以今通古之难。多年来我常常会想到前人说史的这些深思远想，以提醒自己在历史面前的局限和渺小，以及深入历史的阻隔和困难，从而使自己多一点敬慎，少一点独断。
1706702295
1706702296
最后，本书得以出版，要感谢顾青先生自始至终的关心和欧阳红女士的用心用力。
1706702297
1706702298
1706702299
1706702300
1706702302
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增订版） 上编 从庚申到甲午：古今中西之间的冲击与回应
1706702303
1706702305
智勇俱困之秋
1706702306
1706702308
“庚申之变”：创钜痛深中的审视与省思
1706702309
1706702310
咸丰十年八月（1860年9月），英法联军先后在张家湾、八里桥大败僧格林沁、瑞麟、胜保所部各营。瑞麟逃，胜保中枪坠马，被朝廷倚为长城的僧格林沁则自劾“海口转战至今，迭经挫败，误国殃民，死有余辜”[1]。其中既有不肯甘心的愤懑，也有力竭之后的气沮。从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军队自北塘登陆开始，到中国人的马队和步兵在八里桥溃散，是一个西方人用枪炮表达意志并用枪炮分出了胜负的过程。因此八里桥之战后一日，咸丰帝已惊惧交集而慌张失措，遂以出逃为无计之计，“举朝不知，竟携宫眷北幸热河，而人心因之解散”[2]。他留下了一个没有皇帝的京畿和滚滚烟尘中的四面仓皇。在时人的记述里，四面仓皇是与枪炮声、哭喊声、詈骂声，以及抢掠、逃难、物价腾涌连为一体的。由此形成的蜩螗沸羹，把京师里的每一个人都拖入了中西冲突的困苦和动荡之中。
1706702311
1706702312
二十一天之后，得胜的英法联军由安定门入北京城，并纷纷登城升旗列炮。炮口南指，正对着中国人的皇家宫阙。[3]战争到了这个时候其实已经结束了。然而主导了这场战争的英国人还意犹未足，又在圆明园里放了一把大火。在放火之前和放火之后，英国和法国的军官士兵都在这个汇聚了皇家珍宝的地方肆行抢劫和反复抢劫，由此获得的赃物，一部分还归到了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和拿破仑三世（Napoléon Ⅲ）的名下。这种在战场之外放火和抢劫已是军人的盗匪化了，然而在当日西人的心目中，放火却是在表达意志和表达道理。所以，全权代表英国的额尔金伯爵（James Bruce，Earl of Elginand Kincaidine）和统兵的格兰特将军（Grant，Sir James Hope，General）曾挟着战胜者的傲慢和褊狭向战败的一方作追讨，举“被囚”的英国人所受“野蛮之待遇”与基督教世界里的法则相比较，以指责和衬托“中国政府不顾国际公法之残酷行为”的可恶，并自信其下令放火，把“辉煌的避暑行宫烧成平地”是在“警醒其迷梦”，因此是理所当然和天经地义的。[4]这种显然的自以为是很容易使这些人错把自己当成了上帝的表亲，并催生出可以一手裁断人间公理的自负。他们痛责政府里的中国人“野蛮”和“残酷”，但他们用来“警醒其迷梦”的放手焚烧既出于冷静的思考和推理，又出于故意和刻意，所以，在放手焚烧的烈火和烟雾里，其实已经包含着更多的“野蛮”、“残酷”和“不顾国际公法”。其中发生的宫中人“因惊溘逝”和“总管内务府大臣文丰投入福海殉难”，[5]都是由此而致中国人的死命，比之格兰特引为不平的因“野蛮之待遇”而致英国人的死命，显然是在等类之间，因此，放火的西方人以出自基督教世界的文明为荣耀，但他们造成的一地废墟残垣却使基督教世界深深地蒙羞和长久地蒙羞。
1706702313
1706702314
“海淀之焚也，京师震动，驻守城内外之王大臣等，相顾愕眙。”西人的横暴都化为中国人身受的冲击。[6]当英国军人在圆明园里放火的时候，被咸丰帝留下来办夷务的恭亲王奕“登高瞭望”，眼睁睁地看着“西北一带”从“烟焰忽炽”到烟焰弥天。与那片烟色与火光相对映的，是一种“痛心惨目”的家国之哀。他向北狩的皇帝作奏报，自述“痛哭无以自容”。读奏折的咸丰帝虽然远在热河，而其切身之痛则犹如近在咫尺之间。因此，在他用硃批写出来的“览奏曷胜愤怒”[7]里，与“痛哭无以自容”相呼应的悲怆忿恨同样出自深深的家国之哀。
1706702315
1706702316
在宫廷之外，更多的中国人目睹了“夷人枪炮横空飞坠”之后，又目睹了抢劫圆明园和火烧圆明园。一个士人记述了延烧累日的“烟焰迷天，红光半壁”里，“数百载之精华，亿万金之积贮，以及宗器、裳衣、书画、珍宝、玩好等物，有用者载入夷营，不要者变为瓦砾，更被土匪搜劫一空，万间宫殿，荡为墟矣”。在漫长岁月中累积起来的种种物化了的文明就此变作满地灰烬和断砖碎瓦，无法复原，无法重建。“至历代圣容，皆为碎裂，尤不忍闻矣。”[8]以彼时中国人的社会观念相衡量，显然是一种精神上的践踏。因此在他笔底的感慨悲恻里，最难化解的也是因为西方人的强暴而产生的身世家国之哀。在身历此劫的那代人留下来的文字记述中，这是一个共同的主题。由此触发千古之痛，便多见“欷歔”、“泣下”、“国事至此，唯相对一哭”、“堂堂天朝，竟任夷队纵横，为之大哭”的伤心一恸，其间的极端，是忧愤催逼下的“须发尽白”。[9]
1706702317
1706702318
当京畿板荡之日，同一个时间里的中国南方，湘军正与太平天国的老兄弟和新兄弟们苦苦厮杀于长江流域，其间一片愁雾。督师皖南的曾国藩从咨文中次第获知“銮舆已出巡热河”和“京城业被逆夷阑入，淀园亦被焚”。随之而来的相隔千山万水的震荡和撼动都成为一种直接的冲击，使之“悲泣，不知所以为计”，使之“伤痛之至”。[10]他曾长久地身历兵凶战危，并于危难中屡见屡闻“炮震肉飞，血瀑石壁”[11]，应当不是一个容易被吓倒的人，但“不知所以为计”的“悲泣”和“伤痛”都明白地表现了冲击下的四顾茫然和胆战心惊。京畿的炮声和火光之所以慑人心魄而震动南北，是西方人逼入了北京，因此西方人真正地来到了中国人的面前。在二十年回避之后，这是一种无可回避。
1706702319
1706702320
“曷胜愤怒”、“相对一哭”与“不知所以为计”都是对于这种一时剧变的突然意识和最初反应。其中与深深的惊痛连在一起的则是深深的惊愕。咸丰十年（1860）岁在庚申，这一场颠蹶和震荡在中国人的记述中便被称作“庚申之变”。[12]鸦片战争之后记述其间史事的著作曾以《道光洋艘征抚记》为名，相比而言，此日以“庚申之变”作统括之词显然更直白地表达了中国人的精神震撼。但变起于庚申，而惊痛与惊愕相连，其间之因果则以道光后期以来的历史为来路。
1706702321
1706702322
庚申之前二十年，起于广东的中英鸦片战争曾波及四省，历时两年，致士兵死事，上将殉国，生民涂炭，并牵连成群达官在剿与抚的反复中纷纷跌倒。然而以地域而论，这场战争开始于沿海，也结束于沿海。在当日的中国，傍海的地方便是边沿的地方和陆地的尽头，多数人从腹地和内陆看沿海，都当作岛夷骚动海疆。太过漫长的距离滤掉了具体性和真实性，因此，发生在那里的中西之间由相遇而相斗虽以民族战争为形式，但局中人的困厄和炮火里的真相经层层的转述附会，对于京师社会和内陆社会而言，则大半成了容易失真的传闻之词。传闻之词不能入人之心，是以中西之间相遇和相斗之后，多数中国人依旧不能识西方人。魏源曾作《都中吟》，于此穷尽刻画而深致感叹：
1706702323
1706702324
为问海夷何自航？或云葱岭可通大西洋；或云廓尔喀印度可窥乌斯藏；或云弥夷佛夷鄂夷辈，思效回纥之助唐；或云诸国狼狈叵测可不防，使我议款议战议守无一臧。呜呼！岛夷通市二百载，茫茫昧昧竟安在？[13]
1706702325
1706702326
在“茫茫昧昧”里，已经进入五口和正在进入五口的西方人自都中看去仍然模糊且遥远。都中荟萃了那个时候中国士大夫的智慧和人才，所以都中可以写照天下。由于模糊和遥远，当日的君臣从庙堂里想将来，都相信随鸦片战争炮火的停息，将是中西之间的一个了局。因此，“息止肇衅”的《江宁条约》在朝廷和士人的意中曾是“万年和约”[14]，是一种固结了的物事。后来道光帝的遗诏里有一段话追叙中英之战，而统归为“捐小忿成大信，绥疆柔远，于今十载，卒使毒焰自消，民夷各安生理”[15]，显然是把西方人看成了已受羁縻的群类。都中的见识以“茫茫昧昧”为主流，说明了发生在沿海的这一场战争并没有重创中国人从千年历史中获得的知识和观念，所以当时人测度来自欧西的远人，用以推理和判断的，还是从历史中获得的知识和观念。这是一种同过去的经验事实连在一起的东西，因此是一种万人共有的东西，比之炮火下被摧毁的壁垒和长墙，也是一种更不容易折断和打碎的东西。
1706702327
1706702328
然而与这种“毒焰自消”的一厢情愿相反的，是进取不息的西方人从来没有把鸦片战争的终局当成中西之间的了局。发源于欧洲的工业革命催涨了波起涛涌的自由贸易主义，同时主义化为磅礴潮流，由商业利益促成的空间拓展成为一个没有止境的过程。因此19世纪的欧洲一面在不停地制造产品，一面在不停地制造扩张。其时英国正在充当欧洲和世界的“引擎”，在被这个过程送到中国来的西方人里，英国人也最多由沿海伸入内地的欲望和急迫。《江宁条约》签订后七年，五口通商的场面还没有完全铺开，广州英商会就已在向国内的商界和政府作诉求，要把买卖的范围“扩展到我们现在受局限的通商口岸以外的地方去”。其间的共同利益唤出共同的意愿，使曼彻斯特的商人亟亟乎起而呼应。[16]贸易牵动工商，工商牵动国策，随后是经济转化为政治和外交，成为英国政府以“修约”为名义，筹划“广泛进入中华帝国的整个内地”[17]的由来和导因。因此，“修约”正是打破中国人意中的“万年和约”。
1706702329
1706702330
稍后，法国、美国和俄国各挟一己之怀抱与英国人合谋其利，由此形成的列国连横之势，使咸丰一朝从一开始便面对着一个结为一体而日逼日亟的西方世界。比之道光年间中英之间的冲突，这种列国连横之势无疑更坚鸷而且更陌生。然而在历史留下来的知识和观念还没有因重创而碎裂之前，这些知识和观念便依然是人心中可靠的准则和不移的准则。因此，那一代帝王和士人非常自然地只能用历史经验之内的东西来辨识和类比历史经验以外的东西，于是在同一种观念下咸丰朝一步一步地重复了道光朝。而一个正在逼来的西方世界则在中国人夷其人夷其事的类比和推断里完全走了样。
1706702331
1706702332
咸丰帝君临天下的时候还不足19岁，同他父亲相比，十年前的中英之战以及发生在那个过程里的议剿、议抚、议款全都在他个人阅历之知的范围之外。他没有承当过战败的压力，所以他精神上的夷夏之见更完整，也更本色、更固执。与之类同而且匹配的，是咸丰初年起以钦差大臣主持夷务的两广总督叶名琛。他自道光中叶入仕途，而海疆骚动之日则正在不通海路的江西和云南做地方官，也是一个没有亲眼见过西方人脸相中狰狞毕露那一面的人。因此，两广总督驻节广州，虽然在空间上与彼族相距甚近，而其视为当然的则是执夷夏之界以分中西，在心理上和视野里都与他们相距极远。一则记载说他“素性沉毅刚强，待外人不好挑衅，亦少恩抚”；一则记载说他“性木强”，办理夷务之日，“凡遇中外交涉事，驭外人尤严，每接文书，辄略书数字答之，或竟不答”。[18]“刚强”和“木强”，都说明身当中西交冲之际的不善应变和不肯应变。在那个时候的中国，这两个人是直接应付夷人夷务和最终应付夷人夷务的人。所以，力谋修约的西方人一意要抉破《江宁条约》的范围以求四面扩张，但他们在中国最先要面对和始终要面对的人物，却比签订了《江宁条约》的上一辈人更执着于夷夏之防并更不肯向后退让。由此形成的无疑是一种既不可沟通又不可调和的矛盾。
1706702333
1706702334
而后，从咸丰四年（1854）开始，一面是西方国家的使节一个接一个地来到中国，以修约为名目一次次北上南下。他们因深愤叶名琛的“蓄矜气”[19]以相傲睨而从广州北上，想要另辟蹊径；又在到达天津之后仍被朝廷打发南返广州“听候查办”[20]，回到了天朝体制里的叶名琛那里。其间多见的是重重的遏阻和严词回驳，而作为对比，则是西人一程接着一程的咄咄逼人和不折不挠。对于久已把“万年和约”当成了局的中国君臣来说，西方人的修约以打破了局为主张而再谋进取，显然是既出意料之外，也出容忍之外。于是由夷性反复，“于五口之外，别生窥伺侵占之意”[21]所促生的疑惧和恼怒，便会源源不断地涌入这个过程，化作种种猜想和推度。而时当内战搅动天下致东南遍地兵燹，朝廷和疆吏面对太平天国的“天父天兄之教”本已切齿而熟视之，并都在直接地把这些异样的物事等类于西人带来的基督教。由此追溯，则常常要归结到五口失其遮拦而中华遂多祸乱。所以叶名琛作奏折说：“要知当日准其五口传教，原不过一时权宜之计。初何料及贻害靡限，流毒无穷一至于此。”在他的情绪里和判断里，“各省会匪、教匪、捻匪”与“广西上帝会”都一样，“观其党异类分，似未尝尽由于此。殊不知祸种乱阶，究未尝不实由于此也”。[22]
1706702335
1706702336
咸丰一朝的君臣久为绵延不绝的内战所苦，而同时是绵延不断的内战又为咸丰朝的君臣提供了一种道光朝所没有的经历与体验，带着这种经历与体验去看北上南下的西方人，因修约促生的疑惧和恼怒便会非常容易地使他们转向旧日的深闭固拒。因此，咸丰帝读叶名琛的奏折曾引出心头强烈的共鸣，并意不能平而浮想联翩，作硃批说：“卿其永励斯志，忍待军务悉平，彼时饷裕气复，朕断不任其狡狯尝试，时存窥测。”[23]这些话表现的是因忿成戾。比之道光末期的诏书以“民夷各安生理”为“绥疆柔远”的愿想，咸丰一朝的君臣正明显地因反激而横生出一种对于西人的敌忾。在这种被激发的敌忾里既有着自固藩篱的意识，也有着以夏制夷的意识，两者交织缠绕于同一个过程之中，不可切断，也不可分剥。
1706702337
1706702338
以自固藩篱为折冲中西的自觉意识，表达的是中国人在迫来的西方世界面前对冲击作抵挡，其间的道义正当性和历史合理性都是非常明白的。然而忿戾内含于敌忾之中，则自固藩篱的意识又很容易表现为中西对峙中的意气。当日曾有“吏部尚书臣周祖培、刑部尚部臣赵光、工部尚书臣许乃普、兵部左侍郎臣王茂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臣宋晋、巡视中城御史臣英喜、巡视中城御史臣陆秉枢、帮办中城给事中臣毛昶熙、署巡视东城御史臣毓禄、巡视东城御史臣贺寿慈、帮办东城御史臣陈庆松、帮办东城御史臣吴焯、巡视南城给事中臣英汇、（假）巡视南城给事中臣吴惠元、帮办南城给事中臣李鹤年、帮办南城御史臣陈濬、巡视西城御史臣奎斌、巡视西城御史臣刘子城、帮办西城给事中臣方濬颐、帮办西城御史臣刘成忠、巡视北城御史臣富稼、巡视北城御史臣尹耕云、帮办北城御史臣何兆瀛、帮办北城御史臣何璟”联衔会奏一折，都深信“该夷猖獗有年，恶贯满盈，神人共愤，沿海各省，无不欲食其肉”，[24]其感染人心的地方全在于血脉贲张。但与之相因果的，是意气弥漫的地方常常会淹没思想和认知。而后，在当日都中和外省普遍的“茫昧”里，驭夷的中国人大半都不会想到要去正视和审视西方人。19世纪40年代的鸦片战争中，身在旋涡之内的先觉者已在开眼看世界，并由此中的见所未见和闻所未闻引出种种议论和思考。以此作对比，50年代的叶名琛虽属后起却显然更多鹘突否塞。他有心“雪大耻，尊国体”，以此自任，也以此自负。但在西方人已经由五口进入并来到他的眼前之后，其“雪大耻，尊国体”的抱负则因太多意气而始终直立于以回避为抑遏，“既不屑讲交邻之道，与通商诸国联络；又未尝默审诸国情势之向背虚实强弱，而谋所以应之”[25]。因此，在他手里，“雪大耻，尊国体”常常会演为用“驭外骄倨之态”折辱西人的轻侮。[26]不肯正视西方人和审视西方人的叶名琛面对一个自己并不了解的对手，同时又把“驭外骄倨之态”当作可以常用和惯用的东西，正说明他在两眼不甚分明之中是错把虎豹熊罴当成了狐鼠犬豕。与这种因失真而导致的盲目相比，是观察中国既深且久的西方人在回避、抑遏和轻侮面前屡被“摧阻”而不能作表达，其进取不息之心遂化为“愤懑愈积愈深”。[27]而后被抵拒的修约与被抵拒的广州入城经西方人前后贯串而连为一类，在英国公使的报告中都归于“这种怠慢轻侮的缄默，其本身就是属于一种不能容忍性质的伤害”。在这种脱跳的思维逻辑里，踏海而来逐利不止的西方人在自己的意念中便成了被“伤害”者。由此层层推导，则“扩大和改进我们同中国的关系，兵船是绝对必要的”。[28]
1706702339
1706702340
外交官呼唤“兵船”，是在以推崇暴力的态度引来暴力。所以英国人最先从动口转向动手，咸丰六年（1856）借“水师拿获划艇匪犯一节”广作牵连，把中国人意中官匪之间的事转变为中国与英国之间的事，[29]而后以此启衅炮轰广州城。次年法国人与之联手，用两百多门大炮攻陷广州而据有全城。随之是没有还手之力而又不肯低头屈服的叶名琛成了英法联军的俘虏。当时身历其境的华廷杰后来作《触藩始末》追记旧事，其中一为描述了咸丰六年间总督府里的一个场面，使人印象深刻：
1706702341
[
上一页 ]
[ :1.706702292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