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702330 稍后，法国、美国和俄国各挟一己之怀抱与英国人合谋其利，由此形成的列国连横之势，使咸丰一朝从一开始便面对着一个结为一体而日逼日亟的西方世界。比之道光年间中英之间的冲突，这种列国连横之势无疑更坚鸷而且更陌生。然而在历史留下来的知识和观念还没有因重创而碎裂之前，这些知识和观念便依然是人心中可靠的准则和不移的准则。因此，那一代帝王和士人非常自然地只能用历史经验之内的东西来辨识和类比历史经验以外的东西，于是在同一种观念下咸丰朝一步一步地重复了道光朝。而一个正在逼来的西方世界则在中国人夷其人夷其事的类比和推断里完全走了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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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2332 咸丰帝君临天下的时候还不足19岁，同他父亲相比，十年前的中英之战以及发生在那个过程里的议剿、议抚、议款全都在他个人阅历之知的范围之外。他没有承当过战败的压力，所以他精神上的夷夏之见更完整，也更本色、更固执。与之类同而且匹配的，是咸丰初年起以钦差大臣主持夷务的两广总督叶名琛。他自道光中叶入仕途，而海疆骚动之日则正在不通海路的江西和云南做地方官，也是一个没有亲眼见过西方人脸相中狰狞毕露那一面的人。因此，两广总督驻节广州，虽然在空间上与彼族相距甚近，而其视为当然的则是执夷夏之界以分中西，在心理上和视野里都与他们相距极远。一则记载说他“素性沉毅刚强，待外人不好挑衅，亦少恩抚”；一则记载说他“性木强”，办理夷务之日，“凡遇中外交涉事，驭外人尤严，每接文书，辄略书数字答之，或竟不答”。[18]“刚强”和“木强”，都说明身当中西交冲之际的不善应变和不肯应变。在那个时候的中国，这两个人是直接应付夷人夷务和最终应付夷人夷务的人。所以，力谋修约的西方人一意要抉破《江宁条约》的范围以求四面扩张，但他们在中国最先要面对和始终要面对的人物，却比签订了《江宁条约》的上一辈人更执着于夷夏之防并更不肯向后退让。由此形成的无疑是一种既不可沟通又不可调和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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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2334 而后，从咸丰四年（1854）开始，一面是西方国家的使节一个接一个地来到中国，以修约为名目一次次北上南下。他们因深愤叶名琛的“蓄矜气”[19]以相傲睨而从广州北上，想要另辟蹊径；又在到达天津之后仍被朝廷打发南返广州“听候查办”[20]，回到了天朝体制里的叶名琛那里。其间多见的是重重的遏阻和严词回驳，而作为对比，则是西人一程接着一程的咄咄逼人和不折不挠。对于久已把“万年和约”当成了局的中国君臣来说，西方人的修约以打破了局为主张而再谋进取，显然是既出意料之外，也出容忍之外。于是由夷性反复，“于五口之外，别生窥伺侵占之意”[21]所促生的疑惧和恼怒，便会源源不断地涌入这个过程，化作种种猜想和推度。而时当内战搅动天下致东南遍地兵燹，朝廷和疆吏面对太平天国的“天父天兄之教”本已切齿而熟视之，并都在直接地把这些异样的物事等类于西人带来的基督教。由此追溯，则常常要归结到五口失其遮拦而中华遂多祸乱。所以叶名琛作奏折说：“要知当日准其五口传教，原不过一时权宜之计。初何料及贻害靡限，流毒无穷一至于此。”在他的情绪里和判断里，“各省会匪、教匪、捻匪”与“广西上帝会”都一样，“观其党异类分，似未尝尽由于此。殊不知祸种乱阶，究未尝不实由于此也”。[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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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2336 咸丰一朝的君臣久为绵延不绝的内战所苦，而同时是绵延不断的内战又为咸丰朝的君臣提供了一种道光朝所没有的经历与体验，带着这种经历与体验去看北上南下的西方人，因修约促生的疑惧和恼怒便会非常容易地使他们转向旧日的深闭固拒。因此，咸丰帝读叶名琛的奏折曾引出心头强烈的共鸣，并意不能平而浮想联翩，作硃批说：“卿其永励斯志，忍待军务悉平，彼时饷裕气复，朕断不任其狡狯尝试，时存窥测。”[23]这些话表现的是因忿成戾。比之道光末期的诏书以“民夷各安生理”为“绥疆柔远”的愿想，咸丰一朝的君臣正明显地因反激而横生出一种对于西人的敌忾。在这种被激发的敌忾里既有着自固藩篱的意识，也有着以夏制夷的意识，两者交织缠绕于同一个过程之中，不可切断，也不可分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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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2338 以自固藩篱为折冲中西的自觉意识，表达的是中国人在迫来的西方世界面前对冲击作抵挡，其间的道义正当性和历史合理性都是非常明白的。然而忿戾内含于敌忾之中，则自固藩篱的意识又很容易表现为中西对峙中的意气。当日曾有“吏部尚书臣周祖培、刑部尚部臣赵光、工部尚书臣许乃普、兵部左侍郎臣王茂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臣宋晋、巡视中城御史臣英喜、巡视中城御史臣陆秉枢、帮办中城给事中臣毛昶熙、署巡视东城御史臣毓禄、巡视东城御史臣贺寿慈、帮办东城御史臣陈庆松、帮办东城御史臣吴焯、巡视南城给事中臣英汇、（假）巡视南城给事中臣吴惠元、帮办南城给事中臣李鹤年、帮办南城御史臣陈濬、巡视西城御史臣奎斌、巡视西城御史臣刘子城、帮办西城给事中臣方濬颐、帮办西城御史臣刘成忠、巡视北城御史臣富稼、巡视北城御史臣尹耕云、帮办北城御史臣何兆瀛、帮办北城御史臣何璟”联衔会奏一折，都深信“该夷猖獗有年，恶贯满盈，神人共愤，沿海各省，无不欲食其肉”，[24]其感染人心的地方全在于血脉贲张。但与之相因果的，是意气弥漫的地方常常会淹没思想和认知。而后，在当日都中和外省普遍的“茫昧”里，驭夷的中国人大半都不会想到要去正视和审视西方人。19世纪40年代的鸦片战争中，身在旋涡之内的先觉者已在开眼看世界，并由此中的见所未见和闻所未闻引出种种议论和思考。以此作对比，50年代的叶名琛虽属后起却显然更多鹘突否塞。他有心“雪大耻，尊国体”，以此自任，也以此自负。但在西方人已经由五口进入并来到他的眼前之后，其“雪大耻，尊国体”的抱负则因太多意气而始终直立于以回避为抑遏，“既不屑讲交邻之道，与通商诸国联络；又未尝默审诸国情势之向背虚实强弱，而谋所以应之”[25]。因此，在他手里，“雪大耻，尊国体”常常会演为用“驭外骄倨之态”折辱西人的轻侮。[26]不肯正视西方人和审视西方人的叶名琛面对一个自己并不了解的对手，同时又把“驭外骄倨之态”当作可以常用和惯用的东西，正说明他在两眼不甚分明之中是错把虎豹熊罴当成了狐鼠犬豕。与这种因失真而导致的盲目相比，是观察中国既深且久的西方人在回避、抑遏和轻侮面前屡被“摧阻”而不能作表达，其进取不息之心遂化为“愤懑愈积愈深”。[27]而后被抵拒的修约与被抵拒的广州入城经西方人前后贯串而连为一类，在英国公使的报告中都归于“这种怠慢轻侮的缄默，其本身就是属于一种不能容忍性质的伤害”。在这种脱跳的思维逻辑里，踏海而来逐利不止的西方人在自己的意念中便成了被“伤害”者。由此层层推导，则“扩大和改进我们同中国的关系，兵船是绝对必要的”。[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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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2340 外交官呼唤“兵船”，是在以推崇暴力的态度引来暴力。所以英国人最先从动口转向动手，咸丰六年（1856）借“水师拿获划艇匪犯一节”广作牵连，把中国人意中官匪之间的事转变为中国与英国之间的事，[29]而后以此启衅炮轰广州城。次年法国人与之联手，用两百多门大炮攻陷广州而据有全城。随之是没有还手之力而又不肯低头屈服的叶名琛成了英法联军的俘虏。当时身历其境的华廷杰后来作《触藩始末》追记旧事，其中一为描述了咸丰六年间总督府里的一个场面，使人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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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2342 二十九日，敌船桅上，及珠海炮台上，均飞炮入城，督署尤多。叶相危坐二堂上，绝无惧色。予在大佛寺军需总局任，司道命往白一事，入督署，则材官、门役逃匿一空，仅一文巡捕引入，谒于二堂东偏厅事，炮屡及席前，夷然不动。[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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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2344 在炮火注击之下作危坐，须看破生死而后能不惧。所以，叶名琛显然不是一个没有精神力量和精神支撑的人。但身在绾接中西之间，他与西人周旋多年而始终不能识西人的由来和面目，因此，从“雪大耻，尊国体”到最终以“辱身以辱国”为结局，他一直都没有弄明白此中的因果，被囚于印度之日，还在以诗赋志，自比苏武。[31]他以一种个人的悲哀写照了中西交逢之初中国士大夫在历史与时代之间无所适从的群体悲哀。而西方人捕捉叶名琛而囚禁之，则无异于是在以一种非常峭刻的方式告诉驭夷的中国人，用回避、抑遏和轻侮的办法来对付外国人其实是靠不住的。他们演示了一个实例，但真能懂得和通悟此中之事理，其实需要对比和反思。而当广州的消息传到北京之日，一时触发的却都是痛恨。咸丰帝痛恨西人“称兵犯顺”，痛恨叶名琛“辱国殃民”，[32]然在一片痛恨里最不缺乏的是情感和臆想，最缺乏的却是对比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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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2346 随后的中西之间，一面是广州已被英法联军占领，而北京的朝廷还想用驭夷的天朝体制把西方使节阻挡在广州；一面是战胜的西方人始终执修约为宗旨，他们最不能容忍并正在推倒的恰恰是这种立意于防堵和回避的天朝体制。于是不肯被驭和不受阻挡的英、法、美、俄四国公使在咸丰八年（1858）先后北上，载着英法联军的兵船也随之北上，从广州开始的战争遂被带到了天津，带到了离朝廷很近的地方。当“逆夷开炮，攻击炮台”并“闯入内河”之后，直隶总督谭延襄在奏告中叹为“军威尚壮，不期一战而溃，殊出意外”，而后知道在“夷炮迅捷”面前，“津郡形势断难战守”。[33]紫禁城里的君主和臣子因此而被震动，并因此而不得不屈服。随后签订的《天津条约》，是连为一体的西方世界用勒逼实现修约的意志，得到了他们四年以来孜孜以求的东西；对中国人来说却是“不能战，不易守，而不得不抚”[34]。十六年前耆英签订《江宁条约》，曾以“势出万难，策居最下，但计事之利害，不复顾理之是非”为写照之词，以后事比前事，显然是太过相像。在这个过程里，西方人其实已经用他们的观念和法度一层一层地打碎了中国人以夷夏比中西的历史成见。但在彼时办夷务的中国人那里，历史成见又是一种历史的惯性和历史的制束，身在惯性和制束之中构想中西，则不仅西方人的路数出中国人的意料之外，而且中国人的路数也出西方人的意料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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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2348 当日桂良、花沙纳奉命与西人在天津立和约，奏疏报告艰难搓磨而不能回西人之意，然后说“此时𠸄、咈两国和约，万不可作为真凭实据，不过假此数纸，暂且退却海口兵船。将来倘欲背盟弃好，只须将奴才等治以办理不善之罪，即可作为废纸”[35]。他们为“𠸄、咈两国”的勒逼所深深窘苦，但把条约看成“数纸”并可以化为“废纸”，显然是以自己的不守章法来推想对手的没有章法。用这种推想判断西方世界，则他们所知和所识的西方世界仍然是一种夷性的世界。因此，当西国的使节和兵船踌躇满志地扬帆南去之后，已经列入条约而深触咸丰帝心头之大忌的公使驻京、长江通商、内地游历和赔缴兵费赎还广州，都重新被他放到了以夷夏之间的规矩范围中西之间的关系里考校权衡，并重新成为使人扼腕灼心的东西和“必须极力挽回”[36]的东西。因此，在随后的上海会议通商税则中，中国一方屡次想“消弭”条约中的已成之局，又屡次在英国人“条约既定之说，万不能动”[37]的坚执面前碰壁而回。而作为一种反应，则是“夷情”因之益多“愚惑”猜度，“自天津议和以来，其心将信将疑，防我之念，几已无微不至”[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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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2350 这种立约之后的倒腾、翻局和以疑虑对疑虑，说明了《天津条约》并没有消解中西之间因修约而衍生的危机和兵氛。而后是咸丰九年（1859）扬武的英法兵船与守候的中国军队一触即发，使进京换约变成了大沽口的一场炮战。铩羽而归的英法联军第二年重新北上，犷悍凌厉地从海口一路打到北京。与鸦片战争中的英国人相比，二十年后的英法联军同样“以火器制胜”。然而后者突出的地方在于他们不止乎以暴力拓展利益，而且刻意要借“火器制胜”之势从精神上摧折中国人夷视西人的回避、抑遏和轻侮。所以中英《天津条约》已特为列出第“五十一款”，以“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39]来约束和限制中国人。至洋兵入京城之日于此尤耿耿。一则记载说：“崇文门外三转桥地方，有一傻子，立于门前，见夷人经过，拍手大笑曰‘鬼子来也’。夷众立将此傻子毒殴，伤重垂毙。复入其家，举室尽被殴伤，毁坏什物。”[40]在这个例子里，西方人的毒打群殴显得非常霸蛮残酷，而推究原本，他们用拳脚所要征服和对付的其实是中国人得自历史和传统的一种观念。从19世纪40年代以来，中西之间的冲突和中西之间的交往都实现于深深的隔膜和歧义之中，所以，正在以急迫之心进入中国的西方人便始终要面对这种观念，并因这种观念而被当成受俯视的异类。这个过程使他们十分明白地懂得了中国人心目中的“夷”，也使他们在战胜之后十分凶暴地以“毒殴”一为渲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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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2352 与这一类“夷众”打平民的事相比，在当日的记述里，“夷酉”更着意和刻意的是恣肆地践踏天朝体制。庚申前一年各国公使将进京换约，咸丰帝曾明示这些来自西方世界的人们应“照外国进京之例，不得坐轿摆队”[41]。这里的“例”当然是指夷夏之间的旧例，其间以限制作区别，显然是要表现一种族类上的不平等。而一年后英法联军据北京，英国公使额尔金赴礼部会恭亲王奕，则已“公然乘坐金顶黄绊绿帷八抬轿”，且轿前轿后有“马步队约万余人之众”。是不仅“坐轿”，而且“摆队”。在清代的舆服制度里，这种“金顶黄绊”的轿式本应为皇家所独有和独用，是以一个亲眼目睹了这个场面的中国人既愤且讶，非常不甘心地说：“伊在英国，只一伯爵耳，乃敢僭越狂妄至此！”[42]他不知道额尔金之所以要“乘坐金顶黄绊绿帷八抬轿”，并不是看中皇家排场的华丽与体面，而是有意在用这种力为标张的“僭越狂妄”来震荡人心，以显示中国人的夷夏之见、夷夏之辨、夷夏之界和夷夏之防一触即碎而罩不住西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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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2354 曾经受俯视而不能自如地向中国作表达的西方世界积久之后一抒怨毒，用这种方式非常出格地表达了他们想要表达的意思。这是一种用枪炮论证道理的方式，因此是一种无须说服的方式。于是以夷夏之见、夷夏之辨、夷夏之界和夷夏之防为前提的中西关系不能不走向分崩离析。西方人用自己的意志使驭夷成为中国人的一个难题，与之相因果的，是中国人用来驭夷的理路和观念在震荡下开始坼裂。当时人身历“庚申之变”，曾眼看着英法联军带来的“白夷”、“黑夷”、旗帜、火炮、鼓乐、烟尘由远而近，来到面前。在由此触生的百感交集里，一面是“城下之盟，古人所耻”的类比，一面是“海国作乱，自古无闻”的不可类比：“从未有无因而至，若英逆无道之甚者”，且“既已讲和，相安十余年，何以又起争端，此其无厌及我，殊出情理之外，古无与比也”。[43]这些议论既以西人之“无因而至”为大愤，尤以西人之“无因而至”为大异，其间所表述的应当不是一种认识，而是弥思弥困的深深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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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2356 然而从没有疑问到深深的疑问，已显然地表现了思想的前后变迁。庚申前两年，士大夫论说发生在广州的中西战事，犹以“自古称国富者以地大为富，兵强者以人众为强”为当然，而极信“英夷土固不广”，是“恃虚声以慑我上国”。[44]由彼时的当然和极信变作庚申年间的不可类比和深度疑问，正说明了曾经惯用而且稔熟的判断和推理已经碰到了阻格。这种由疑问开始的观念的坼裂产生于圆明园里那片烟焰的映照之中，但与火烧圆明园相比，“庚申之变”里的这一面更深地牵动了中国人的社会和历史，牵动了中国人心中深信不疑的东西和自以为是的东西。由此造成的精神重创是二十年前的海疆骚动所不可比拟的。然而这种精神重创一经造成，则又会追溯二十年前，将两次民族战争的失败连为一体，而后惊痛和惊诧才会化作感知的深度和思想的深度，才会有中国士大夫对于自己的反思和对西方世界的正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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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2358 道光二十年（1840），英国兵船到大沽口。时任直隶总督的琦善曾在奏报中描述“𠸄咭唎夷船式样”，举篷桅、舱层、炮位、机轴、炮数、风轮、火池、风斗、吃水、窗扇都细为摹写而毕见船坚炮利，其具体程度是当日少有的。[45]道光二十二年（1842）林则徐在遣戍途中致书友朋，追说西人大炮“远及十里”，遂使“内地将弁兵丁”常在“不见面而接仗”的异常窘迫之中，其间之悬殊皆“未之前闻”。[46]道光二十三年（1843），两广总督耆英专门“购得洋枪”献呈皇帝，并进“仿造”之说。道光帝赞洋枪为“绝顶奇妙之品”，而以“仿造二字”为“望洋之叹”。[47]以此比照《清史稿·宣宗本纪》所说嘉庆十八年（1813）“教匪林清党犯阙之变作”，其间曾“入内右门，至养心殿南，欲北窜”。后来的道光帝当时还是皇子，已能“御枪毙二贼”，而使“余贼溃散，乱始平”。由此显出来的是一手娴熟的枪法。他用过的那把枪也因此而被嘉庆帝命名为“威烈”。[48]可见他是一个懂枪的皇帝，但情愿“望洋”而止。琦善、林则徐、耆英曾先后卷入中英鸦片战争，在一个举世茫昧的时代里，这些人的描述、感慨、进呈都体现了一种对于西人的正视。然而以海疆骚动都中不惊为背景，他们的见识又是一种得不到应和与回响的东西。因此，在当日的中国，他们的声音只能个别地出现，又个别地寂灭。在多数人的心里，西人依然是犬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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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2360 与这种个别地出现而又个别地寂灭相比，在“庚申之变”造成的撼动和冲击里，因撼动和冲击而获得最多憬悚与憬悟的大半都是从经世之学里走出来，并在内战中以军功崛起而互为呼应的士大夫。因此，在“庚申之变”以后他们能够成为最先与西人相对视，并最自觉地对西方世界作回应的人。就其来路、志度和自为更张的腕力而言，这群人已经显然地不同于道光中叶的疆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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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2362 [1] 中国史学会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二，第22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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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2364 [2] 《第二次鸦片战争》二，第84页。

1706702365

1706702366 [3] 《第二次鸦片战争》二，第13页。

1706702367

1706702368 [4] 《第二次鸦片战争》二，第393—394页。

1706702369

1706702370 [5] 《第二次鸦片战争》二，第393—394、148页。

1706702371

1706702372 [6] 《第二次鸦片战争》二，第375页。

1706702373

1706702374 [7]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七，第2473页，中华书局1979年。

1706702375

1706702376 [8] 《第二次鸦片战争》二，第373页，第53—54页。

1706702377

1706702378 [9] 《第二次鸦片战争》二，第89、99、63、41、3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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