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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一类“夷众”打平民的事相比，在当日的记述里，“夷酉”更着意和刻意的是恣肆地践踏天朝体制。庚申前一年各国公使将进京换约，咸丰帝曾明示这些来自西方世界的人们应“照外国进京之例，不得坐轿摆队”[41]。这里的“例”当然是指夷夏之间的旧例，其间以限制作区别，显然是要表现一种族类上的不平等。而一年后英法联军据北京，英国公使额尔金赴礼部会恭亲王奕，则已“公然乘坐金顶黄绊绿帷八抬轿”，且轿前轿后有“马步队约万余人之众”。是不仅“坐轿”，而且“摆队”。在清代的舆服制度里，这种“金顶黄绊”的轿式本应为皇家所独有和独用，是以一个亲眼目睹了这个场面的中国人既愤且讶，非常不甘心地说：“伊在英国，只一伯爵耳，乃敢僭越狂妄至此！”[42]他不知道额尔金之所以要“乘坐金顶黄绊绿帷八抬轿”，并不是看中皇家排场的华丽与体面，而是有意在用这种力为标张的“僭越狂妄”来震荡人心，以显示中国人的夷夏之见、夷夏之辨、夷夏之界和夷夏之防一触即碎而罩不住西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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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受俯视而不能自如地向中国作表达的西方世界积久之后一抒怨毒，用这种方式非常出格地表达了他们想要表达的意思。这是一种用枪炮论证道理的方式，因此是一种无须说服的方式。于是以夷夏之见、夷夏之辨、夷夏之界和夷夏之防为前提的中西关系不能不走向分崩离析。西方人用自己的意志使驭夷成为中国人的一个难题，与之相因果的，是中国人用来驭夷的理路和观念在震荡下开始坼裂。当时人身历“庚申之变”，曾眼看着英法联军带来的“白夷”、“黑夷”、旗帜、火炮、鼓乐、烟尘由远而近，来到面前。在由此触生的百感交集里，一面是“城下之盟，古人所耻”的类比，一面是“海国作乱，自古无闻”的不可类比：“从未有无因而至，若英逆无道之甚者”，且“既已讲和，相安十余年，何以又起争端，此其无厌及我，殊出情理之外，古无与比也”。[43]这些议论既以西人之“无因而至”为大愤，尤以西人之“无因而至”为大异，其间所表述的应当不是一种认识，而是弥思弥困的深深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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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没有疑问到深深的疑问，已显然地表现了思想的前后变迁。庚申前两年，士大夫论说发生在广州的中西战事，犹以“自古称国富者以地大为富，兵强者以人众为强”为当然，而极信“英夷土固不广”，是“恃虚声以慑我上国”。[44]由彼时的当然和极信变作庚申年间的不可类比和深度疑问，正说明了曾经惯用而且稔熟的判断和推理已经碰到了阻格。这种由疑问开始的观念的坼裂产生于圆明园里那片烟焰的映照之中，但与火烧圆明园相比，“庚申之变”里的这一面更深地牵动了中国人的社会和历史，牵动了中国人心中深信不疑的东西和自以为是的东西。由此造成的精神重创是二十年前的海疆骚动所不可比拟的。然而这种精神重创一经造成，则又会追溯二十年前，将两次民族战争的失败连为一体，而后惊痛和惊诧才会化作感知的深度和思想的深度，才会有中国士大夫对于自己的反思和对西方世界的正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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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年（1840），英国兵船到大沽口。时任直隶总督的琦善曾在奏报中描述“𠸄咭唎夷船式样”，举篷桅、舱层、炮位、机轴、炮数、风轮、火池、风斗、吃水、窗扇都细为摹写而毕见船坚炮利，其具体程度是当日少有的。[45]道光二十二年（1842）林则徐在遣戍途中致书友朋，追说西人大炮“远及十里”，遂使“内地将弁兵丁”常在“不见面而接仗”的异常窘迫之中，其间之悬殊皆“未之前闻”。[46]道光二十三年（1843），两广总督耆英专门“购得洋枪”献呈皇帝，并进“仿造”之说。道光帝赞洋枪为“绝顶奇妙之品”，而以“仿造二字”为“望洋之叹”。[47]以此比照《清史稿·宣宗本纪》所说嘉庆十八年（1813）“教匪林清党犯阙之变作”，其间曾“入内右门，至养心殿南，欲北窜”。后来的道光帝当时还是皇子，已能“御枪毙二贼”，而使“余贼溃散，乱始平”。由此显出来的是一手娴熟的枪法。他用过的那把枪也因此而被嘉庆帝命名为“威烈”。[48]可见他是一个懂枪的皇帝，但情愿“望洋”而止。琦善、林则徐、耆英曾先后卷入中英鸦片战争，在一个举世茫昧的时代里，这些人的描述、感慨、进呈都体现了一种对于西人的正视。然而以海疆骚动都中不惊为背景，他们的见识又是一种得不到应和与回响的东西。因此，在当日的中国，他们的声音只能个别地出现，又个别地寂灭。在多数人的心里，西人依然是犬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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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种个别地出现而又个别地寂灭相比，在“庚申之变”造成的撼动和冲击里，因撼动和冲击而获得最多憬悚与憬悟的大半都是从经世之学里走出来，并在内战中以军功崛起而互为呼应的士大夫。因此，在“庚申之变”以后他们能够成为最先与西人相对视，并最自觉地对西方世界作回应的人。就其来路、志度和自为更张的腕力而言，这群人已经显然地不同于道光中叶的疆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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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史学会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二，第22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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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次鸦片战争》二，第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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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二次鸦片战争》二，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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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二次鸦片战争》二，第393—3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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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二次鸦片战争》二，第393—394、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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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第二次鸦片战争》二，第3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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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七，第2473页，中华书局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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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第二次鸦片战争》二，第373页，第53—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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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第二次鸦片战争》二，第89、99、63、41、3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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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534、539页，岳麓书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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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曾国藩全集·诗文》，第259页，岳麓书社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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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洋务运动》一，第121页；二，第32、3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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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魏源集》下册，第676—677页，中华书局19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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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30页，三联书店1957年。郭廷以编著：《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上，第122页，中华书局1987年（取“江宁条约”而不取“南京条约”系以《中外旧约章汇编》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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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道光朝东华录》，卷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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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英]伯尔考维茨：《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江载华等译），第14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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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张汇文等译）第一卷，第466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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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第二次鸦片战争》一，第164、2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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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第二次鸦片战争》一，第2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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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第二次鸦片战争》三，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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