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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2434 [37]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四,第1173、1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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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2436 [38]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四,第1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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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2438 [39]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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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2440 [40] 《第二次鸦片战争》二,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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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2442 [41] 《第二次鸦片战争》四,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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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2444 [42] 《第二次鸦片战争》二,第19页。《清史稿》第十一册,第3022页,中华书局19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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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2446 [43] 《第二次鸦片战争》二,第89、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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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2448 [44]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第622页,岳麓书社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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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2450 [45]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380—381页,中华书局196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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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2452 [46] 中国史学会主编:《鸦片战争》二,第568—569页,神州国光社195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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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2454 [47] 《鸦片战争》三,第4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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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2456 [48] 《清史稿》,第617—6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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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2461 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增订版) [:1706702203]
1706702462 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增订版) 经世之学的延伸与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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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2466 康雍乾百年盛世过去之后,生当嘉道两朝的龚自珍曾以“四海变秋气”[1]发舒感怀,以一个诗人的笔意写照了19世纪中国的世相。与这种触发于时势与时务的感怀相对称的,是世路之盛衰变,士林中风气也变,在长久的饾饤琐碎之后,经世之学蓬蓬然起于嘉道之间,把吏治、民生、漕运、河工、盐法、度支、兵政、饷事里的百弊丛生引入那个时候说时务的议论之中。而后是究心利病和讥切时政都与入世意识、忧患意识、“更法”意识、事功意识内相贯连,并以儒学本有的精神唤出儒学中人济时的意识和抱负。道光十五年(1835)翰林院编修张集馨奉旨召对,问答既毕之后,皇帝特为吩咐的是,“汝在家总宜读经世之书,文酒之会,为翰林积习,亦当检点”[2]。皇帝以“经世”相训诫,既说明了世风与士风皆变之时,从深宫里看天下已是心事重重,也说明了经世之学在当日与时势之间的对应和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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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2468 但经世之学起于嘉道之间,其锋芒所指的时病和时弊,常常是一种同国家权力相缠绕的东西;而作为一种应时之学,其自身大半都出自那个时候的时论和策论之中,从而大半都存在于国家权力结构的外面。由此形成的矛盾,使时论和策论很少能在自我实现中转化为一世之事功。[3]因此嘉道之间的经世之学既显现于议论之风发,也局囿于议论之风发,其感染和感召都以思想的表达为常态。然而自道咸之交太平天国起广西,挟排山倒海之势把内战引入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其偏师北征又沿河南、山西、河北打到天津,兵锋直迫都门。这个过程以官兵的一溃再溃造成了朝廷接连的丧师失地。与之相对当的,是清代法度以“凡有领军之责者,军覆则死之;有守土之责者,城破则死之。此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4]而后作为一种可见的结果,则是领兵的将官和守土的地方官一个一个地在战争中失败,又一个一个地因战败而被戕、自杀、逮问、治罪。他们以这种死亡和跌落的方式纷纷退出了官场,也带走了层积于官场中的衰颓颟顸。在他们消失的地方,留下来的是国家权力结构里的空缺。而与这个过程同时发生的,则是搅动天下的农民战争又在以战争本身作激荡和动员,使久为经世之学所浸染而不在国家权力结构之中的儒学中人四顾天下板荡,慨然有触于胸中之所积,并由此而成群地走向内战。他们以济时之心与太平天国的“天父天兄之教”苦相撑拒,百战艰难于生死存亡之间;又一路放手杀戮,由血战成军功,因军功得高官,先后沿着前面人留下的官场空缺进入国家的权力结构之中。于是,在内战造成的地动山摇里,嘉道以来的经世之学前所未有地成了与国家权力联结在一起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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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2470 经世之学移入内战,则纸面上的议论可以转化为现实,随后产生的是一种显著的社会变动。在长久的文字讥切时政之后,战场上的一溃再溃是用成败为实例,以指抉和论证天下之积弊与积弊之所在。战争比文字更权威,因此战争比文字更有说服力。正是借助于战争的权威和战争的说服力,在旧制和旧法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方,绕出旧制和旧法才可能成为内战中救时的起点。咸丰初年,曾国藩在湖南募勇成军,雷以諴在扬州抽厘助饷,以当日的法度而论,都是成规之外的自立章程而别开一局。但前者“赤地新立”,是兵不能战而后募勇;后者白手起家,是饷源已竭而后抽厘。其自下而作的补苴罅漏与自下而作的“改弦更张”[5]皆出自经世之学的一脉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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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2472 兵事和饷事居战争之重心,时当屡败之日,其间的种种捉襟见肘便会最先被撕破并直接转化为生死危迫。因此,兵事和饷事也最先开始起变化,并因变化而出旧格,由募勇成军演为湘军制度,由抽厘助饷演为厘金制度,重心都在地方。比之二百多年来绿营制度里的兵与户部指拨的饷皆由朝廷一手调度,两者的产生和张大都体现了兵事和饷事在战争中的大幅度蝉蜕和不得不蝉蜕。与这种蝉蜕相对应的,是后起的湘军在战场上打破绿营积久的疲颓,一步一步重造出坚韧强悍和凌厉杀气,以此支撑了内战中的王朝,也以此使太平天国在一蹙再蹙之后折入低落,从进攻的一方变成了被剿洗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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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2474 这个过程用万千头颅造出了累累军功和一世之勋名,与军功和勋名一同被造出来的,还有后来的历史叙述称作肇启“中兴”的时势。所以,本由救时而产生的自立章程和别开一局遂能够在内战中节节伸展,从一个地方走向四面八方,因普遍化而常态化,因常态化而常规化,成为将帅和疆吏的政令所出与政令所托,从而成为朝廷必须要倚重并且越来越倚重的东西。而此长彼消之间,绕出旧制和旧法的过程便不能不变作淘汰旧制和旧法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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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2476 兵事和饷事从制度上发生的蝉蜕,在农民战争的兵锋面前挽救了深重的王朝危机。然而作为一种自下而作并且牵动了天下的淘汰与更张,兵事和饷事从制度上发生的蝉蜕,又是在改变国家权力的结构和挪移国家权力的重心中实现的。用募勇代额兵,是因为绿营制度里的将与兵不相识,卒与卒不相习正在一遍一遍地演变为战场上“胜则相忌,败不相救”的离散与溃散。[6]所以湘军纠弊,尤重一层挑拣一层,以成其“上下相维,将卒亲睦,各护其长”[7]的层层凝聚与层层制断。湘军因之而得能战之名,但凝聚和制断皆“各护其长”,则凝聚和制断只能以个人为中心,由此形成的当然是一种将帅驭军的不可替代性。而其间的“上下相维”又一本乎湘军自立的名分,统领、营官以次与国家职官等序中的品秩尊卑全不对称,而后是“只论事寄轻重,不论品秩尊卑”的勇营体制里,“往往记名提、镇,降充末弁,候补千、把,骤膺统将,官职悬殊,至斯已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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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2478 以二百多年来的兵制作对比,这样的全不对称显然是兵部行之已久的“三载甄别,五年军政,叙功覆过,以待赏罚黜陟”的老规矩所对付不了的。[8]在这个制度的最底层,是招募而来的勇丁不入国家的兵籍之中。绿营“尺籍伍符,按户可稽”[9],所以额兵虽散布于十多个行省,却长在京师的薄册里和管束下。但募勇由营官所招,依附和督责都系结于个人和个人之间,则其往来聚散便不能不全以营官一人的生死去留为转移。他们没有“籍”和“符”,因此他们不可按薄册相“稽”。于是,湘军在内战中破壁而起的过程,又同时成为湘军制度改造了国家的兵源、营制和治军之归属关系的过程。这个过程因各地仿效而扩大,又在继起的淮军中延伸。当朝廷与军队越来越远之后,天下兵政的重心遂不可逆转地从朝廷移到了将帅手里。而后是将帅接二连三地成为封疆大吏,兵政的重心也会随之而去,移为督抚手里的东西。所以咸丰末年胡林翼已说:“凡事以谦为美德,惟兵事不可谦,谦则为败德。且手中腹中无兵无将,即一步不行。”[10]显然是以此为事之必然和理所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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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2480 兵事中的旧结构在脱散,饷事中的旧结构也在脱散。户部管天下财政,因此军需本由户部调度。但从内战开始,户部指为收入的地丁、盐课、关税、捐输都在一路减少之中,而战场上讨饷需的催请则日增一日。这种矛盾把国家财政一步一步牴入了死角。随后是朝廷为兵氛所逼,不得不把饷事的主权让给了主持地方军务的将帅。当时谓之“饷无可请,惟有自筹”[11]。由于“自筹”,则地方各自为战,饷事一定会引出四面八方的争利。所以,当日户部指拨的协饷,常常会在一个省解运到另一个省的中途被“截留”,而以事后的奏报作了结。在这些伸手自取的场合里,地方越位半路拦截各以“防剿”为理由。但一截再截之后,国家的度支却因之而被弄得七颠八倒,全无规矩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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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2482 与这种地方与地方之间的争利相比,更醒目的是地方与朝廷争利,此起彼伏地用拖欠和挪用的办法把京饷就地消化掉。京饷久称天庾正供,本是没有人敢于轻慢的东西,而借军务为题目,则“奏请留支,或解军营,径行划拨”都成了那个时候屡见的事。拖欠和挪用曾引出朝旨向地方追欠,然而追欠之后地方还会截留。[12]时当兵火连结,战场在地方便是道理在地方,所以最后让步的总是在朝廷。由此形成的也是一种七颠八倒和全无规矩。以因果而论,显然是饷事由户部调度变为地方自筹的过程带来了一个饷法大乱的过程。其间不在地丁、盐课、关税、捐输范围之内的厘金是一种由地方自己掘出来的利源,因此是一种户部旧章所够不到的东西。然而作为一种地方税,本属野生的厘金却常常要与关税、盐课在有限的商业活动空间中狭路相逢,并以牺牲正帑来成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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