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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事中的旧结构在脱散，饷事中的旧结构也在脱散。户部管天下财政，因此军需本由户部调度。但从内战开始，户部指为收入的地丁、盐课、关税、捐输都在一路减少之中，而战场上讨饷需的催请则日增一日。这种矛盾把国家财政一步一步牴入了死角。随后是朝廷为兵氛所逼，不得不把饷事的主权让给了主持地方军务的将帅。当时谓之“饷无可请，惟有自筹”[11]。由于“自筹”，则地方各自为战，饷事一定会引出四面八方的争利。所以，当日户部指拨的协饷，常常会在一个省解运到另一个省的中途被“截留”，而以事后的奏报作了结。在这些伸手自取的场合里，地方越位半路拦截各以“防剿”为理由。但一截再截之后，国家的度支却因之而被弄得七颠八倒，全无规矩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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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种地方与地方之间的争利相比，更醒目的是地方与朝廷争利，此起彼伏地用拖欠和挪用的办法把京饷就地消化掉。京饷久称天庾正供，本是没有人敢于轻慢的东西，而借军务为题目，则“奏请留支，或解军营，径行划拨”都成了那个时候屡见的事。拖欠和挪用曾引出朝旨向地方追欠，然而追欠之后地方还会截留。[12]时当兵火连结，战场在地方便是道理在地方，所以最后让步的总是在朝廷。由此形成的也是一种七颠八倒和全无规矩。以因果而论，显然是饷事由户部调度变为地方自筹的过程带来了一个饷法大乱的过程。其间不在地丁、盐课、关税、捐输范围之内的厘金是一种由地方自己掘出来的利源，因此是一种户部旧章所够不到的东西。然而作为一种地方税，本属野生的厘金却常常要与关税、盐课在有限的商业活动空间中狭路相逢，并以牺牲正帑来成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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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矛盾里，厘金的利益归向地方，所以厘务的动力也在地方。与之相表里的则是为天下管度支的旧法日趋萎缩。同治初年曾国藩已说：“我朝之制，一省岁入之款，报明听候部拨，疆吏亦不得专擅。自军兴以来，各省丁、漕等款，纷纷奏留供本省军需，于是户部之权日轻，疆吏之权日重。”[13]他所叙述的，正是支配财赋的国家权力在饷法大乱中从朝廷向地方移去。后来国家“岁入之项，转以洋税、厘金为大宗”[14]，这种被掘出来的利源越过旧有的“丁、漕”而后来居上，则由此所促成的，一定会是递增而递进的“疆吏之权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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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政和财政的重心都落于地方和朝廷之不能不倚重于地方，都说明这种因绕出了旧制旧法而淘汰了旧制旧法的过程，同是国家权力下移的过程。因此，同19世纪50年代之前相比，这场漫长的内战已经使疆吏获得了更多表达意志和实现意志的力量。而以人物作比较，则这一代从军功中立起来的督抚更显然地共有一种肯以一身承当世运的自觉意识。曾国藩以在籍侍郎作团练大臣，胡林翼以贵州知府任黔楚防堵，左宗棠以举人佐湖南兵事，李鸿章以翰林从军皖北，当日皆不在朝廷的重寄之内。而与之声气相应并聚为一类的沈葆桢、江忠源、罗泽南、王錱、李续宾、李续宜、刘长佑、曾国荃、蒋益澧、丁宝桢、郭嵩焘、彭玉麟、杨昌濬、刘典、刘蓉、杨岳斌、刘坤一、刘秉璋、张树声、潘鼎新、刘铭传、周盛波等等，则一大半都是起于仕路之外而身入兵间的秀才和举人，从而一大半都出自士人社会中的下层。这些人在乱世里甘心冒锋镝而入战场，是儒学长久的涵育化作一时之感召。所以，“我不知战，但知无走，平生久要，临难不苟”[15]，成为一种担当。他们因之而能够在屡战屡败和屡败屡战中踏出一条血路，也因之而显示了这个群类突出于当日中国士大夫之间的强毅和亢厉。而后是千里东南翻搅于“骨岳血渊”[16]和连天兵火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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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当世运的自觉意识在内战中表现为凌厉的杀气和触目的残酷。然而就其本来的涵义和深层的涵义而言，这种意识以及体现了这种意识的人物群体都是从乾嘉以来的经世之学里走过来，并以孔孟塑造的儒学理想为最终源头的，因此承当世运，其对应的范围应在天下。时当19世纪的中国的衰世和乱世，由经世济时而承当世运，在这个群体的心目中始终是一种“澄清天下之志”[17]。他们以此相呼应，也以此相类聚。然则天下俱入眼底，便是一世之盛衰与利病俱入眼底，这些人虽以杀气成军功，而抱负则原本在于“谈经济，究韬略，明习国家掌故”[18]，以真知古今大政和深识民间疾苦为责分[19]。由此形成的阅历感受和认识程度，使他们成为当日中国士大夫中最熟悉和了解中国社会，并因之而最能融入时务和最肯识时务的人。熟悉和了解中国社会的过程，是比别人更切实地识得衰世真相，并比别人更多地体会“积不能平”的过程。所以，由肯识时务而致心致力于匡济世务，他们又非常自然地成为当日中国士大夫中有心一为伸展，“欲稍易三四十年来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20]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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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评论这个群类，说是“晚近吏治稍刓，大吏以迁调频仍，莅事日浅，不能获指臂相使之效。时艰益棘，牵制愈多，号令不行，浸至覆败相随属。自曾文正、胡文忠诸公乘时踔起，剗去文法，不主故常，渐为风气。各省自司道以下，罔不惟督抚令是听，于是政权复归于一，而事乃无不济，治道蒸蒸日上矣”[21]，其着力刻画的都是他们用手中的权力做出了与别人不同的事。这些人带着久蓄于心的“积不能平”入战场，因此，当战争中下移的国家权力成为他们手中掌管而且可以运用的东西之后，“剗去文法，不主故常”便非常明白地表现为用国家权力改造国家权力的更法和变法。与内战中的杀气相比，这种由权力实现的意志同样体现了用世济时的强毅和亢厉。而以“不主故常”为起点，并以“不主故常”与权力相连结，则他们又历史地成了当时中国能够为天下开风气的人。在清代的历史中，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群体品格和人物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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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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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延了十多年的内战正在改变国家的权力结构，并使中国士大夫中的出类拔萃之辈步步艰难地崛起于东南。于是，当西方人在庚申之变以后挟着《天津条约》沿长江西上的时候，两者便直面相逢于长江的中游和下游。他们带来了一种与内战不同的凌厉冲击，于是内战尚未止息，经世之学已不能不在延伸中越出旧界而走入中西交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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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十年（1860），曾国藩五十岁，胡林翼四十九岁，左宗棠四十九岁，李鸿章三十八岁，都已久入世路盘陀而年复一年地究心时务。然而在他们的思想视野里，西方世界一直在远处，因此西方世界始终没有成为时务中的一个题目。当日广州已被英法联军占领，而身在湖南的曾国藩作书信议论粤东时事，犹以轻烟淡雾视之，说是“往时徐松龛中丞著书，颇张大英夷，筠仙归自上海，亦震诧之。鄙意彼蹈骄兵、贪兵二忌，恐不能久”[22]。他不能相信徐继畬的书和郭嵩焘的话，显然是用二十四史里的论述相衡量，他们的“张大”和“震诧”都与他心目中的“英夷”不相符合。而其下笔论断言之不疑，又说明写信人和读信人都心同此理而无须申论。然则以曾国藩的懵懂比叶名琛的骄倨，两者之相近和相似曾在伯仲之间。因此，对于这些从来没有把夷人夷事认真列入世务的士大夫来说，庚申之变的沉重一击，其着力处正是使臆想中的轻烟淡雾全部消散。随之而产生的，是对西方那个世界深深的畏惧和忧惧。当年冬天，曾国藩在祁门接到“新刻英吉利、法朗西、米利坚三国和约条款”，他在日记中自述“阅之，不觉呜咽”，并由此而直接联想到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比之五胡乱华，气象更为难堪”。[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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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之间，中国再败于泰西，而与此一路伴随的是西人由海上入沿海，又由沿海入内地。这个过程的强暴性和陌生性使这个过程在中国人的眼里显得不可知和不可测。而以用世济时为抱负，则不得不在远想来日中知其不可知，测其不可测。所以，比出自情感的“呜咽”更深一层，是“四更成寐，五更复醒，念夷人纵横中原，无以御之，为之忧悸”[24]。显然，“忧悸”里更多一点知性和思考。经世之学造就了这一群人，而时当中西交逢之初，经世之学的造就又使这群人比别人先有危惧之心，先入危惧之苦。一个湘军老兵后来说，楚军围安庆之日，胡林翼曾往视师，迨策马至江边，则眼见“二洋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遂“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坠马”。身在危惧之中，“鼓轮西上”的洋船便是一种逼来之势，而作为反应，则“惟其虑之深者，故其视之益难”，[25]其间的“中途呕血”和“几至坠马”都出自心惊。西方人的到来，使当日中国最强毅的这群人先后因“无以为计”而绕室彷徨。他们肯识时务，因此他们能够审量彼己，而由此所得，正是逼来之势下的流泪与吐血。在这一段历史里，曾国藩的“忧悸”和胡林翼的惊心皆以其各见悲怆而引人注目。然而“忧悸”和惊心又正是用一种惶迫悲怆的方式承认了中国人与西方世界之间的历史差距。在咸同之交的士人社会里，它们以直面真实表现了不同于强拗和意气的理性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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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申之变以沉重一击致创巨痛深。所以，“当和议之成，无人不为自强之言”[26]。与二十年前比中英鸦片战争为“海疆骚动”，这是一种明显的不同。士大夫群起言自强，一面反照了西方人已经进入了中国人的世界，一面表达了中国人回应西方人的理路和心路，理路和心路都此中耿耿。而其间能够主导当时，并由观念转化为实事实功的过程，则正是从这种审量彼己的比较开始的，是从东南的将帅和疆吏手里开始的。咸丰十年十一月（1860年12月），曾国藩犹在“呜咽”未止之中，而奏疏论时事，已以“此次款议虽成，中国岂可一日而忘备”为题目，力申“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主张。过了八个月，他在奏议里再说船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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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持己之所有夸人所无者，世之常情也；忽于所习见，震于所罕见者，亦世之常情也。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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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用轮船和大炮两次打败了中国，所以中国人张目看西方，着眼处都在“轮船之速”和“洋炮之远”。时势造就眼界，时势也设定眼界。在中西之间以战争为大规模交往方式的时代里，则对比中西而审量彼己一定会用船炮做准尺来测度两者之间相差的距离。而后，这些使中华“震于所罕见”的东西便成了当日士大夫心中千钧所系的东西，成了倡说自强和营造自强的用心所在和功夫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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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条约》签订后，中西之间的战事随之而止息，但漫长的国内战争仍在延续之中。而后是外夷渗入内战，洋枪洋炮都在源源不断地被移到东南战场里来。于是，以自强为本义求索船炮的过程，在内忧外患交相舛结的时势中却非常奇异地要从内战中的认知船炮和使用船炮开始。对于那一代还没有走出庚申之变阴影的士大夫来说，这是一种历史的悖异。由于外夷渗入内战以上海为源头，因此，那个时候上海及其周边便成为多见洋枪洋炮而且熟识洋枪洋炮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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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元年（1862），李鸿章领淮军入苏南，从长江中游走向长江下游，同时是在从内地走向洋人丛集的沿海和口岸。与一年以前胡林翼被“鼓轮西上”的洋船逼得吐血相比，淮军由江路援吴，借的是英国人的轮船。起家翰林的李鸿章因此而置身于以蒸汽作动力的运输机器之中，与锅炉、机轴、烟焰、水汽一路相伴，他称作“舍陆登舟，用夷变夏”[28]。由此获得的感知显然要更深一层。当他进入上海之后，曾自比是“以孤军与方外杂处”[29]。在中国人的历史文化中“方外”犹是化外，以明示其不在王道范围之内。以此比西方人，亦这个时候的李鸿章尚未全脱旧日懵懂。然而正是这种空间上的切近“方外”，使他能够在东南群帅中最先直接触到洋枪洋炮，并常常目睹“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辄靡”的场面，为之心动色动，惊叹交集，而尤其瞩目于“落地开花炸弹”，比之为“神技”。[30]因此，在他当日的文字里，这些都成为一遍一遍地被叙述和描写的东西，叙述和描写都归结于“洋人火器攻城夺垒及船上开用实为无敌”。[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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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及其周边，西人“助顺”，洋枪洋炮打的都是太平天国。所以对李鸿章和淮军来说，这些场面是一种示范。然而太平军久踞苏南，地近口岸，于西人之长技多年习知熏染之后，已是中国人中先得风气的一方。他们不仅接受了一个外国人的上帝，而且正在把外国人制造的火器引入军中，并拿来就用。在这个过程中，曾有一群一群的西方人乐为太平天国所雇用，站在天父天兄之教一面用洋枪打官兵；同时则是逐利的“牛芒鬼子”（外国生意人）成了战争里的商业中介，用整船整船的军火换一堆一堆的银子。而后，李秀成麾下的太平军便成为内战中大规模使用洋枪洋炮的领先者。初到上海的淮军与之相逢于战场，迎头扑来的不是刀矛与弓箭，而是洋枪连排和弹雨密集。当时李鸿章与曾国荃言苏南兵事，其文字描述感触，印象最深刻的便是：“贼中专用洋枪”，出手凌厉，“每进队，必有数千杆冲击，猛不可当”。[32]这些话所表达的也是心动色动和惊叹交集。因此，对于李鸿章和淮军来说，太平天国手中的洋枪连排和弹雨密集同样是一种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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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军从安徽到上海，大半出自皖北的乡团。这些人在当地惯于筑土围子打烂仗，用熟了的都是老兵器和旧兵器。一旦置于洋枪炸炮之间，便不能不相形见拙而窳陋毕现。然则西人的示范和太平天国的示范都说明，与湘军久战的长江中游比，苏南战场已显然不同地正在变成一个以利器制断人力和人功的地方。由于外夷渗入内战，内战的过程便成了以生死成败为具体事例以演绎西法催锄土法的过程。由此显示的原因与结果使人看得明明白白。于是“孤军入沪”的李鸿章在抵达上海四个月之后便开始了“以湘淮纪律参用西洋火器”的变法。[33]这个过程接纳的洋枪洋炮现成地移来了内战中的优势和强势，使原本品类不能入上乘的淮军骎骎乎后来居上，“摧坚破垒，所向克捷，大江以南逐次廓清，功效之速，无有过于是也”[34]。比之当日湘军的一路厮杀，一路苦战，淮军在“进规苏浙”中获得的累累军功多半是借西洋巨炮作成的。这是一种独得的阅历，因此曾国藩在奏折里论轮船洋炮的那些道理，李鸿章已更多一层切己的亲知。阅历和亲知融入道理，遂使他成为那个时候中国最热心于洋枪洋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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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从上海开始真识洋枪洋炮。但咸同之交的上海又正在成为西方人的群聚之地。生意人、外交官、传教士、军将、佣兵、流氓等等都在这里角智角力，弄出一派五光十色。所以他曾自谓“鸿章到沪以来，竟如李陵、王嫱之入匈奴，千手千眼，十摩十盪”[35]。这种借史事作比喻不仅说出了深深的陌生感，而且说出了深深的异己感。援吴的淮军从上海开始走进内战，但援吴的过程从一开始就与“中外会防”相交错，因此，这个过程同时也在牵着李鸿章走入洋场里的那个西方人的群落中，“千手千眼”和“十摩十盪”都由此而起。是以先知洋枪洋炮之外，李鸿章又成了东南群帅中最先与西人觌面相识的人。当日管带“常胜军”的华尔（Ward，Frederick Townsend）、白齐文（Burgevine，Henry Andrea）、戈登（Gordon，Charles George），英国驻华海军司令何伯（Hope，Admiral Sir James）、[英国水师总兵]古柏（Corbett，John，Captain），英国驻华陆军司令士迪佛立（Staveley，Charles William Dunbar）、[英国陆路提督]伯郎（Brown，Major-General），法国驻华海军司令[法国水师提督]卜罗德（Protet，Auguste Lēopold，Admiral），英国驻沪领事夏福礼（Harvey，Frederick B.E.）、[副领事]马安（Markhan，John）、巴夏礼（Parkes，Sir Harry Smith），法国驻沪领事穆布孙（Mauboussin）、葛笃（Godeaux，Ernest Napoleon Marie）、白来尼（Brenier de Montmorand，Vicomte），美国驻沪领事西华（Seward，George Frederick），以及总税务司李泰国（Lay，Horatio Nelson）、赫德（Hart，Sir Robert）等等都曾与李鸿章以公事作过从往复。而李鸿章感受最深和感叹最多的，则是“与彼族共事，动辄吓诈”而且“骄怯多疑”[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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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种过从往复和过从往复里的一面折冲一面争执，在内战的同时，他又一直处于对西方那个世界里的人和事累积的认识之中，并因之而一直处于对庚申之变以后中西关系累积的认识之中。在当日的中国，这也是一种独得的阅历，所以由此获得的直接性、真实性、具体性、细节性同样是更多一层切己的亲知。然而知之深则思之深，思之深则忧之深，累积的认识常常又是累积的逼迫、累积的忿郁和累积的紧张。同治元年（1862），他在一封信里说：“沪城内外各事实皆洋人主持，惟所欲为”，而“今日新闻纸有云上海各国人众，设有事故，何人管束？不如将上海地界全归外国管理，与华官无涉，方才周妥”。[37]又在另一封信里说：“上海虽隶版图，官民久已归心洋人，若不知中国之人尚能办事，中国之兵尚能打仗者。”[38]前一段话说明：在中国人的夷夏之防已经碎裂之后，与之递连而来的，却是正在进入中国社会的西方人理所当然地把单面的意志当成了支配的意志。这种“惟所欲为”的冲动以及由之促成的啃噬和侵食随彼族而来，与彼族俱存，以此发为“新闻纸”的议论，便成为中国人面对的胁迫。后一段话则说明了在西人物力所到的地方，中国社会已经开始失范与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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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从安庆到上海，一开始就夹处于这种胁迫与失范失衡之间，并因之而以“鄙人不幸，适乘其敝”[39]为一身之苦恼。而由苏南举目四顾，则“长江通商以来，中国利权操之外夷，弊端百出，无可禁阻”[40]，由沿江遥望更远的地方，是西人挟利器强兵“内则狎处辇毂之下，外则布满江海之间，实能持我短长，无以扼其气焰”[41]。在这种不宁的景象里，中西之间的战火虽已止息，但西人以船坚炮利为长技笼罩四面八方，犹在咄咄逼来，进取不息之中，笼罩和逼来都是中国人的困蹙。由此催生的“后患不可思议”[42]则是一种忧世运和忧国运的苦恼。在西洋火器“实为无敌”的反衬之下，又是一种不可去怀的苦恼。因此，时当湘军、淮军与太平天国仍在东南酣战不息之际，李鸿章以“后患”比当下，已非常明白“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43]用利害之轻重相权衡，显然是后者比前者更可怕。同一个意思，曾国藩曾称作“不怕柴狗子，只怕洋鬼子”[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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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因此，从内战中开始的认知枪炮和使用枪炮的过程，同时又会是一个在深处里不断指目外夷的过程，一个寄托了中华颉颃西洋之想的过程。同治二年三月（1863年5月）李鸿章致书曾国藩，由太仓一战洋炮破坚之利说起，而主题则在中国的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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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思外国兵丁口粮贵而人数少，至多以一万人为率，即当大敌。中国用兵，多至数倍，而经年积岁，不收功效，实由于枪炮窳滥。若火器能与西洋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俄罗斯、日本从前不知炮法，国日以弱。自其国之君臣卑礼下人，求得英、法秘巧，枪炮轮船，渐能制用，遂与英法相为雄长。中土若于此加意，百年之后，长可自立。仍祈师门一倡率之。[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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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之后，又在另一封信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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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最难着手，终无办法。惟望速平贼氛，讲求洋器，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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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他进入苏南刚刚一年，正处在用洋枪洋炮剿杀太平天国的日顺一日之中。而由此获得的视野和经验却都是被用来比类西人和对付西人的。那一代人身当内忧外患交相缠迫，在这种无地回旋的历史矛盾里，内战因外夷的渗入而成为接纳洋枪洋炮的实际起点，而后，产生于思想之中，并作为一个观念而以思想为存在方式的“自强”才能层层展布，沿着这个起点转化为一种直观可见的历史事实和陂陀起伏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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