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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因此，从内战中开始的认知枪炮和使用枪炮的过程，同时又会是一个在深处里不断指目外夷的过程，一个寄托了中华颉颃西洋之想的过程。同治二年三月（1863年5月）李鸿章致书曾国藩，由太仓一战洋炮破坚之利说起，而主题则在中国的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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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思外国兵丁口粮贵而人数少，至多以一万人为率，即当大敌。中国用兵，多至数倍，而经年积岁，不收功效，实由于枪炮窳滥。若火器能与西洋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俄罗斯、日本从前不知炮法，国日以弱。自其国之君臣卑礼下人，求得英、法秘巧，枪炮轮船，渐能制用，遂与英法相为雄长。中土若于此加意，百年之后，长可自立。仍祈师门一倡率之。[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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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之后，又在另一封信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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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最难着手，终无办法。惟望速平贼氛，讲求洋器，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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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他进入苏南刚刚一年，正处在用洋枪洋炮剿杀太平天国的日顺一日之中。而由此获得的视野和经验却都是被用来比类西人和对付西人的。那一代人身当内忧外患交相缠迫，在这种无地回旋的历史矛盾里，内战因外夷的渗入而成为接纳洋枪洋炮的实际起点，而后，产生于思想之中，并作为一个观念而以思想为存在方式的“自强”才能层层展布，沿着这个起点转化为一种直观可见的历史事实和陂陀起伏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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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十一年（1861）冬，曾国藩在安庆设“内军械所”，以“制造洋枪洋炮，广储军实”[47]为职志。因此，“内军械所”显然是承接了一年以前他所作的“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奏议而来。然而当日“师夷智”而“不假西人”[48]，主持其事的徐寿和华衡芳一个被《清史稿》列入《艺术传》，一个被《清史稿》列入《畴人传》，皆本自“专研博物格致之学”，由“苦心研索”和“以意求之”渐窥西学原委，靠的都是无师自通。[49]其间不会没有初学的窒滞和生涩。而与这种窒滞和生涩相对映的，是西人制器用的是“制器之器”，但“内军械所”没有制器之器。所以“师夷智”而“不假西人”，既见其程功之切，也常常见其“程功之难”。[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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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元年四月（1862年5月）曾国藩在日记中说：“出北门看华衡芳所作炸弹，放十余炮，皆无所见。”次年正月又说：“看丁道杰演炸炮，大小五炮。其弹在半空炸裂，不待落地而已开花矣。”[51]与西洋之落地开花炮相比，“皆无所见”和“不待落地而已开花矣”显然都不能算是已经成功。“炸炮”之外，还有“全用汉人，未雇洋匠”造成的一艘“小轮船”，而“行驶迟钝，不甚得法”，[52]比之西洋汽船之“迅如奔马”，也是尚在“师夷智”的半途之中。内军械所的“造炮”和“制船”，并没有在实用的意义上收获初想中的船和炮；但由“皆无所见”与“不得甚法”，却可以收获一种深入了一层的亲知和真知，使无师自通的中国人同“夷智”更趋近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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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皆无所见”和“不甚得法”之后，容闳奉派出洋采办机器，去寻求万里之外的制器之器。与曾国藩在安庆观看炸炮前后相近，驻上海的李鸿章已开始“雇募英、法弁兵通习军器者仿照制办”西人之军器，同时督率“中国工匠尽心学习”。由此形成的制作机构以出产“开花炮弹、自来火”为大宗，因此在当时的叙述里被称作“西洋炮局”，而在后来的叙述里被称作“上海洋炮局”。[53]由于李鸿章直接雇用了“通习军器”的外国人，从这里造出来的东西便无须经过内军械所那一段“以意求之”的暗中摸索，而自能合乎西洋之器的程式，并能径直用入攻城破垒之中。所以，比之内军械所日后的不见传承，上海洋炮局则随李鸿章迁苏州而一变为苏州洋炮局，又随李鸿章迁南京而再变为金陵制造局，一路蜕变而且一路扩大。在安庆和上海之外，左宗棠领兵由江西入浙江，一步一步地从浙西打到浙东，遂与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洋军”相遇于宁波。随后，同李鸿章一样，他也成了东南将帅中最早从战场上亲炙西洋火器的人物之一。由此触发的同一种抱负，又使他沿着同一种理路去“考求西国机器制造”，并在同治三年（1864）曾“觅匠仿造小轮船，行模初具，试之西湖”。[54]这种“行模初具”的轮船显然也没有越出“不甚得法”的范围，然而由因果说历史，则三年之后开始鸠工兴造的福州船政局正是以此为源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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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以各不相同的个人风格各自寻路径，各自立范式，而由此串连而成的却是一种群体共有的意愿和群体共有的旨义。当容闳采办的机器由海路运到上海的时候，已经是太平天国被扑灭的一年之后了，而“专办制造”的丁日昌其时刚刚购进虹口的“洋人机器铁厂一座”。而后，运来的机器并入铁厂的机器，在黄浦江边合为规模可观的江南制造局，原本以安庆为渊源的那一脉也随之而汇入了上海。时当同治初年，安庆、上海、杭州以及稍后的福州都在谋中国人的船炮以回应西方人的船炮。于是，在庚申之变后，东南便成为以自强为中心的这一段历史发轫的地方，并因之而成为当日洋务的深度所在和重荷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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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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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设内军械所，李鸿章办西洋炮局，左宗棠在西湖里造轮船，以及容闳采办的西洋机器和丁日昌收购外国人的铁厂，都不是奉旨而作，而是事后奏报。其间的立意和主导始终在于疆吏的自行其是。容闳后来说，他在安庆谒曾国藩而后受命“购买机器”，此行所用的六万八千两银子凭的是“公文”两件，“半领于上海道，半领于广东藩司”，[55]显然都出于曾国藩的一手指拨。而据李鸿章的叙述，其时他在上海办西洋炮局，经费来自“军需节省项下”；购买机器铁厂所用的官帑二万两，则由上海道“筹借之款项”给发，皆无关于管度支的户部。虽说他笔下的“节省”和“筹借”因不立章程而显得非常含糊，但造船炮的过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每一步都要用银子作铺垫并且都在用银子作铺垫，然则以当日的实事作对照，显见得疆吏能够自行其是，本在于疆吏已经具有支配地方财政的足够权力。因此“节省”、“筹借”都不可用字面意义作释读，而曾国藩的指拨不仅能够调度管属之下的上海道，而且能够越境伸入广东，是因为广东的厘金正在协济湘军，有此一重空间上的跨度，其臂力又比李鸿章更大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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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治国惯于用“例”，胡林翼称之为“天下之督、抚、藩、臬，一差一缺，无一不照例而行”[56]。然而内军械所、西洋炮局和江南制造局以“师夷智”为开端而别立洋务之名，做的都是于古无徴的事。因此，与守“例”的户部相比，在洋务初起之日，这种不守例的疆吏调度地方财政的权力更能成全和成就于古无征。同治八年（1869），李鸿章奏报“同治三年七月起截至四年五月底”的“苏沪军需案”，开列的名目分别是“洋枪炮队教练、各营中外弁勇教习辛工口粮”，“轮船中外水手人等工食”，“购买外洋各项军火”，以及“制造西洋炮火各局工匠物料、并京营弁兵薪粮”。[57]这些名目都已越出了清代度支本来的范围，已成其自始即在成“例”以外而不可用旧例相稽核，是以数十万银子在用完之后能够以奏疏里的几行文字作了结，其间的来龙去脉都不由朝廷主宰，而由疆吏主宰。因此，在东南开先例的这种具体的历史过程之中，晚清大半的洋务事业从一开始便明显地不仅发端于地方，而且依附于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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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依附于地方，还因为这些在自强的意愿下催生出来的机构，最初常常是由疆吏的幕府助产，并常常是与疆吏的幕府连在一起的。曾国藩设内军械所，就“师夷智”而言已是前所未有，但在当日军中，新起的内军械所与分属粮台的“军械所”一样，都是幕府里的一个部门。因此徐寿、华衡芳管制造，皆以幕客受曾国藩“檄委”。李鸿章办西洋炮局，用的也是这种办法。是以远在广东的丁日昌被“催调”到上海，以“同知衔江西候补知县”的职衔为淮军督办造军火的事，一身承当的正是幕府里的差使。与他同时还有英国军医马格里（MaCartney，Sir Samuel Halliday）改行入洋炮局，由此变身份，遂成了最早进入淮军幕府的西方人。稍后左宗棠“引洋将德克碑、日意格”讲求军器和自造轮船，其间的人和事应当也在幕府范围之中。由于这些以“所”和“局”立名的机构与疆吏的幕府连在一起，所以李鸿章才能够把他创置的洋炮局带着到苏州，带着到南京。而这个过程留下的历史渊源则会化作一种长久的影响和控驭。直到李鸿章北上任直隶总督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宁局仍然是他伸手可及的东西，主局事的马格里因之而须得“同时应付李鸿章和两江总督”。后来马格里监造的洋炮出了毛病，其“督管金陵制造局”一职也是由远在华北的李鸿章撤掉的。[58]管局务的人物与李鸿章之间的这种关系，显然是从内战中的幕府里沿袭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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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申之变以后，中国人不得不造船炮，而后是造船炮不得不立机构。就自强的本义而言，这种机构应当是国家的，但在19世纪的中国，中央政府的官制和地方政府的官制都固结已久，没有一点缝隙可以蘖生出这种别开生面和别创一格的东西。所以，正是疆吏从内战中获得的权力和幕府制度从内战中获得的张力，在国家官制以外提供了一个空间，使这种别开生面和别创一格的东西能够产生并且与中国社会缝接起来。在这个过程里，权力和张力都构成了那一代疆吏引人注目的历史主动性。然而这个过程又实现于疆吏的各自为政之中，因此由这个过程催生出来的机构虽以官局为存在形态，却始终与既有的国家体制和官制隔了一层，它们不是从那里生出来的，所以它们在那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这种不相对称曾使后来修《清史稿·职官志》的一班人因为没有办法把官局嵌入官制之中，只好让它们不明不白地淹掉了。与之相匹配的，是以洋务为中心的三十多年里，涉入于造船造炮之间的大半是一群一群候补的道、府、州、县。因为不入官制，所以洋务中的官局不是缺分而是差使，其间的去就便无须由朝旨调派，而只须由疆吏札委并惯于由疆吏札委。在朝廷支配不到的地方，疆吏的就近支配遂成了一种能够延续不断的东西。是以左宗棠作两江总督管江南制造局，曾以“局员非官僚之比，局务非政事之比”[59]为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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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与疆吏所表现出来的历史主动性同时存在而且正相对应的，是疆吏用管幕府的办法管洋务机构成了三十多年里的常态。丁宝桢作川督之日曾设“机器局”，以铸枪为当时的要务。但继任的刘秉璋另立一种尺度，他用自己的尺度作考较，则期期然以为用“更贵之价，铸无用之枪，殊不合算”，遂将“各项洋枪暂停铸造”。[60]在差不多的时间里，张之洞以两广总督开府广州，一手“筹设”了粤省“枪炮厂”。迨奉旨迁湖广总督，即“请移设枪炮厂于鄂省”。[61]彼时虽然已在光绪朝中叶，但就张之洞喜欢把东西带了走而且可以带了走而言，其行事的路数与同治初年的李鸿章正是一样的。前一个例子说的是不同的疆吏可以使同一个官局今昔殊异；后一个例子说的是同一个疆吏可以以一身之来去改变两个地方的洋务格局。这些事实都说明，疆吏用管幕府的办法管造船造炮，便不能不是疆吏用个人意志和个人识断以左右造船造炮。在晚清中国由洋务营造自强的漫长岁月里，这种个人性以及个人性所产生的影响始终是贯串于其间的一个历史特点。同治初年王韬作《代上苏抚李宫保书》，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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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中国幅员万里，地非不广也；生聚三亿，民非不众也；采山搜海，材非不足也；能自奋发，何求不济？然而有其志无其机，弗能为也；有其机无其权，亦弗能为也；有其权无其人，并弗能为也。今此三者皆举而集之阁下之一身，天亦若迟回审顾，至今日而始委之阁下。[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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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由“志”说到“机”，由“机”说到“权”，而最后归结于“人”。既反照了内战中国家权力下移的走向，又说明了在他心目中崛起于内战的这代人与前人的不一样。至同治末年李鸿章致书沈葆桢，则直言“近世非疆吏不能治军办事，惟所欲为，弟虽为畿省贫瘠所困，仍日盼我公兼圻东南，宏斯远谟，一振颓纲”。[63]与王韬信里所表达的意思一样，指的也是疆吏可以有为和未必每个疆吏都真能有为。两者说的都是这种由疆吏的权力造成的洋务中的个人性，而从后来追溯初始，则洋务中的个人性与洋务中的历史主动性一样，都是庚申之变以后由先造枪炮的东南将帅在既定的时势和环境中自我作古，一手开出这种新义来的。两者在他们手里分不开来，因此身当同样的时势和环境之中，两者在后起者的手里也分不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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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战中崛起的这一群士大夫以其造船造炮的事功开一世风气，就这个意义而言，他们是当日中国最先自觉地回答和回应西方冲击的人物。在这种自觉的回答和回应里，本源古老的经世之学成为一种津筏，使中国人能够由此入彼，从熟悉的时务走进了不熟悉的洋务。而后，以暴力开始的中西交往才可能演化为曲折而坎坷的文化与文化的交往。因此他们的心路、理路和回答、回应，都记录了中西交逢的漫漫长途里中国人艰难越过的一个历史环节。从中英鸦片战争算起，这是一个用了二十多年才得以越过的环节。二十多年之间历经三朝，士大夫纷纷前仆后蹶于西方人带来的冲击之下。然而在两次民族战争失败之后站起来回应西人的这个群体仍然出自中国士大夫之中，出自传统和文化留给士人的入世意识、忧患意识、更法意识和事功意识之中。当一个民族对外来的侵逼作史无前例的回应时，文化一定会成为一种支撑精神的力量，而后创巨痛深才可能化为强毅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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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九年（1870），曾国藩在奏议里说：“苟欲捍御外侮徐图自强，自非内外臣工各有卧薪尝胆之志，持以一二十年之久，未易收效。然因事端艰巨畏缩不为，俟诸后人，则后人又将托辞以俟后人，且永无自强之一日”。[64]他所表达的是士大夫身当斯世斯时而无地可逃的责任意识。四个月之后，李鸿章致书曾国藩，由陈说中西之间“练兵制器相去太远”而发心“苦做下学功夫，做到那处，说到那处”，其归结之词则以“吾师弟在位一日，不得不于此致力一日”[65]为天经地义之理。他所表达的也是士大夫身当斯世斯时而无地可逃的责任意识。在那个时候以军功起于东南的人物群里，这是一种心同理同。因此，左宗棠创福州船政局之日，曾在奏折里言之直白地说过：始造轮船“其事较雇买为难，其费较雇买为巨”，且“事属创举，成否未可预知”。是以“此局之定，爱臣者多以异时咎责为臣虑，局外阻挠为臣疑”，以利害相权衡实非私计之得。然而舍一己之私而言自强之旨，显见得设局造船“事在必行，万无中止之理”。以理之所在为义无可辞，则不能不“尽心经画，共观厥成”，而身任其事，“如有差缪，当自请朝廷严加议处而已”。[66]随后继左宗棠经营船政的是沈葆桢，他在受命之际已洞见种种艰难窒苦，牵出忧思百结，而终究不肯引身远避。其心中的那一点淋漓元气全在于“以万不得已之苦心，创百世利赖之盛举”，[67]显然也是在屈身负重。这些人以此为群体意识，并以此度量世间之是非情理。所以后来张之洞办洋务以用钱多而受讥议，刘坤一心中不平，言之慨然曰：“近来官场多自了汉，只图和平养禄，安知经国远猷？香帅之才足以振举一世，其所办煤铁独具手眼，实为时务所急需。若因其稍有糜费而合力挠之、挤之，使其功亏一篑，以快外国人之心，谓我无能为役，沮中国人之气，以后不敢担当，似非计之得也”。[68]其间的着重处无疑是以“自了”比“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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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刘坤一各自的议论发抒都说明，在这些人身上始终有着一种中国文化铸就的人文品格，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自愿。当自强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而排难发轫之日，这些都成了内在的催运和力量。在二千年儒学的思想灌溉之后，以天下为己任本来久已成为中国士人心目中至上的观念之一。但18世纪绵延的文字狱里，这种观念却又曾被君权当作有意摧锄的东西之一。[69]而后是文祸悬迫下的清儒长久地远离了这个题目。以此为反衬，则这些人身在时世艰难之中而各以“卧薪尝胆”期“百世利赖”为一己之任，正反照了儒学精神里“士不可以不弘毅”[70]的这一面抑而后伸，在内忧外患的召唤之下重回世间，并节节发皇于内忧外患的交迫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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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19世纪60年代以船炮为起点寻求自强的过程里，冲击来自西方，而回应则出自中国人的文化和社会。与此相对称的，是承载了中国文化的士大夫历史地成了这个过程中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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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龚自珍全集》，第48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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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第21页，中华书局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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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间陶澍以两江总督整顿淮盐，备极艰难而后除弊兴利，为天下所瞩目。但这一类事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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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曾国藩全集﹒奏稿》二，第866页，岳麓书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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