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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九年（1870），曾国藩在奏议里说：“苟欲捍御外侮徐图自强，自非内外臣工各有卧薪尝胆之志，持以一二十年之久，未易收效。然因事端艰巨畏缩不为，俟诸后人，则后人又将托辞以俟后人，且永无自强之一日”。[64]他所表达的是士大夫身当斯世斯时而无地可逃的责任意识。四个月之后，李鸿章致书曾国藩，由陈说中西之间“练兵制器相去太远”而发心“苦做下学功夫，做到那处，说到那处”，其归结之词则以“吾师弟在位一日，不得不于此致力一日”[65]为天经地义之理。他所表达的也是士大夫身当斯世斯时而无地可逃的责任意识。在那个时候以军功起于东南的人物群里，这是一种心同理同。因此，左宗棠创福州船政局之日，曾在奏折里言之直白地说过：始造轮船“其事较雇买为难，其费较雇买为巨”，且“事属创举，成否未可预知”。是以“此局之定，爱臣者多以异时咎责为臣虑，局外阻挠为臣疑”，以利害相权衡实非私计之得。然而舍一己之私而言自强之旨，显见得设局造船“事在必行，万无中止之理”。以理之所在为义无可辞，则不能不“尽心经画，共观厥成”，而身任其事，“如有差缪，当自请朝廷严加议处而已”。[66]随后继左宗棠经营船政的是沈葆桢，他在受命之际已洞见种种艰难窒苦，牵出忧思百结，而终究不肯引身远避。其心中的那一点淋漓元气全在于“以万不得已之苦心，创百世利赖之盛举”，[67]显然也是在屈身负重。这些人以此为群体意识，并以此度量世间之是非情理。所以后来张之洞办洋务以用钱多而受讥议，刘坤一心中不平，言之慨然曰：“近来官场多自了汉，只图和平养禄，安知经国远猷？香帅之才足以振举一世，其所办煤铁独具手眼，实为时务所急需。若因其稍有糜费而合力挠之、挤之，使其功亏一篑，以快外国人之心，谓我无能为役，沮中国人之气，以后不敢担当，似非计之得也”。[68]其间的着重处无疑是以“自了”比“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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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刘坤一各自的议论发抒都说明，在这些人身上始终有着一种中国文化铸就的人文品格，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自愿。当自强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而排难发轫之日，这些都成了内在的催运和力量。在二千年儒学的思想灌溉之后，以天下为己任本来久已成为中国士人心目中至上的观念之一。但18世纪绵延的文字狱里，这种观念却又曾被君权当作有意摧锄的东西之一。[69]而后是文祸悬迫下的清儒长久地远离了这个题目。以此为反衬，则这些人身在时世艰难之中而各以“卧薪尝胆”期“百世利赖”为一己之任，正反照了儒学精神里“士不可以不弘毅”[70]的这一面抑而后伸，在内忧外患的召唤之下重回世间，并节节发皇于内忧外患的交迫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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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19世纪60年代以船炮为起点寻求自强的过程里，冲击来自西方，而回应则出自中国人的文化和社会。与此相对称的，是承载了中国文化的士大夫历史地成了这个过程中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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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龚自珍全集》，第48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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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第21页，中华书局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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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间陶澍以两江总督整顿淮盐，备极艰难而后除弊兴利，为天下所瞩目。但这一类事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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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曾国藩全集﹒奏稿》二，第866页，岳麓书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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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曾国藩全集·奏稿》一，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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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第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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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王闿运：《湘军志》，第163页，岳麓书社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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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左宗棠全集·奏稿》五，《吴士迈擅杀游击朱德树案由折》（同治十年五月初十日），第54—55页，岳麓书社2009年。《清史稿》第十二册，第3390、32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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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沈文肃公政书》卷一，《请整顿额兵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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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胡文忠公遗集》卷七十五，《致左季高京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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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胡文忠公遗集》卷七十四，《复军机蒋叔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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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穆宗圣训》卷三〇。《郭嵩焘奏稿》第120页，岳麓书社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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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曾国藩全集·奏稿》七，第39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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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卷二十七，《进呈解办年例汇奏会计黄册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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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曾国藩全集·诗文》，第258—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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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曾国藩全集·书信》，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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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第4页，岳麓书社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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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王安定：《湘军记》，第1页，岳麓书社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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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湘军人物年谱》（一），第201页，岳麓书社1987年。黎庶昌：《曾国藩年谱》，第19页，岳麓书社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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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第4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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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薛福成选集》，第248—24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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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第6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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