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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年薛福成“应诏陈言”，说的也是这个题目：“自古边塞之防，所备不过一隅，所患不过一国。今则西人于数万里重洋之外，飙至中华，联翩而通商者不下数十国。其轮船之捷，火器之精，为亘古所未有。恃其诈力，要挟多端，违一言而瑕衅迭生，牵一发而全神俱动。”[31]他用“违一言而瑕衅迭生，牵一发而全神俱动”说事状，比李鸿章的“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更逼真，而且更切入地写出了这个过程里的轇轕纠结和无从控驭。在汉唐以来二千多年的“犹有中外界限”之后，是此日中国的没有了“中外界限”。通商传教因之而不可阻拦。而时当19世纪中期，通商传教的西方人走进中国人的生活空间之中，其直接的意义与深层的意义，显然都在于一种远来的异态和无序走进了传统中国社会的常态和有序之中。商人到中国来逐取物利，教士到中国来重造信仰，对于中国社会在历史中形成的，并因此是中国人既有的和自有的经济结构与精神结构而言，则两者都是在用异态来改变常态，从而都是在用无序冲击有序。而逐取物利和重造信仰的没有限度，又会非常容易地使逐取物利和重造信仰演为“恃其诈力，要挟多端”，随之是通商传教都变成西方人对中国人的逼扼与窒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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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西方人一路走来的同时，与之相伴随的常常是一个地方接着一个地方的排拒和堵截。由于通商传教都以具体的中国人和普通的中国人为对象，是以逼入触发的排拒大半起于民间。然而其本性上的异态改变常态和无序冲击有序却又始终在越出民间，注定要与守护常态与有序的地方权力相撞，并因其冲击而激出地方官的堵截。比之民间社会的骚动，其中又会更多一重士大夫的自觉意识。排拒与堵截产生于同一个源头，所以在当日的历史场景里两者往往声息相通而漫漶莫辨。夏燮作《中西纪事》，其中的一节曾以其亲身经历，记述同治初年士民打南昌教堂，赣抚沈葆桢引为大快，称道之曰：“夷人逞志于我久矣，不虞吾民之籍手以报也。”然后以“办理不善之咎，我辈自任之，幸勿作缉捕论”[32]为一身之担当。其心念中的道理显然与打教堂的士民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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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以后法国传教士由水路到南昌，途中遭遇“聚有多人，抛石迎击，且声言定要害命”，遂不得不掉头“折回九江”。在法国人的这一场来而复去里，一方的驱逐和另一方的被驱逐都实现于群聚一哄之中。但法国公使柏尔德密（Berthemy，Jules Francois Gustave）照会总理衙门，则由“当时南昌地方官概不设法弹压”入手，直指“滋事众人内实有该省巡抚沈（葆桢）所辖兵役等人，其为奉行巡抚之命可知”。[33]以照会所提供的具体情节与夏燮记述的具体情节作比对，显见得当日发生在南昌的地方反教，其群聚一哄的过程中和身背后一直有着地方官鲜明的个人意向。因此后来江西士人称颂沈葆桢，这一段历史便成为常被渲染的故事。[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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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沈葆桢以后，抚闽的丁日昌也卷入过这种排拒与堵截声息相通而漫漶莫辨的场面。光绪初年，福州乌石山英国教堂因“圈占公地”并“伤碍全省风水”而被当地人“焚毁”。福建的疆吏事后奏报朝廷说缘由，尤以“前抚臣丁日昌于交卸回籍时，拟以城外电线局空屋基地与之对换，议有头绪”，而洋人反复，又在山上“添造楼屋”为士民激怒之因果。但知悉内情的李鸿章彼时曾致书总署，说是当初丁日昌既与英国领事议“互换”，又特为“访出”当地举人之能够掀动一方者，“令具公呈陈诉妨碍”以期别成声势而用作挟迫。“原系多方设谋，不料事未办成，丁已去任”，而英国之领事“借词延宕”，英国之教士“更添盖洋楼”，遂使找来“具公呈”的人变作领头烧教堂的人。原本的一场筹划也因之走入了“初欲借绅禀以胁制洋人，继且贻口实以激成众怒”[35]的局面。比之疆吏的奏报，李鸿章的信函显然在更深的程度上说明了这个过程的始末和本相。虽然这个过程里的后半段不在“多方设谋”的预想之中，但这个过程里官与民的指臂相连而动则是非常明白而且非常典型的。沈葆桢和丁日昌都是能识洋务而先脱否塞的人物。就这一面而言，他们与庚申之变以前中国人由单面看西方，并因其思维的单面而成其思维的简捷相比，已在越来越不相类似之中。因此“多方设谋”和“胁制洋人”，正是在并无旧日范例可用的时势里别出心裁而自成手段。其间的曲折显然多于简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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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类别出心裁的自成手段又是一种非常个人化，并因此会随个人而转移的智略和权略，从而是一种全无法则可循和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东西。用这种东西对付西方人，说明了他们心目中的西方人仍然不够十足的清晰。在这些场面里，全无法则是与不太清晰正相对应的。然则以沈葆桢和丁日昌为实例，可以看到，时当“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而致西方人不停地进入内地，进入社会，进入人群，走入中国人的生活空间和生存空间之际，正在辨识西方世界的那一代士大夫与之相迎于狭路，遂不得不在辨识尚未深入的同时，又要着力堵截西方人的“纷至沓来”和“盛气凌轹”，而后是应接之际便多仓猝而起的各出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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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一种历史的矛盾，因之而是一种不可选择的矛盾，而那个时候的中西交通和中西交冲却只能具体地实现于这种矛盾之中。因此，在南昌和福州之外，当日西国公使指为“地方官多方留难阻滞”、“地方官不准停留”，以及地方官“唆使士民”、“唆使百姓”[36]与阑入的外国人作节节相抵的事便常见于南北之间。其中最厉害的，是同治初年贵州巡抚田兴恕“屡次带兵攻击贵阳等处天主堂”。[37]他以武人作地方长官，不甚留意于别出心裁而自成手段，举止遂多了一重兵气。在这些事实里，不会没有作为起因和主体的民间的排拒，但与民间排拒的直起直落与倏聚倏散相比，则地方官的堵截更集中地表达了那一段历史里中西之间的重重纠结与深深窒碍，而由此形成的绵延不绝和此起彼伏都记录了西方人所到之处的地方不能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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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地方应对西人，则排拒和堵截大半是从一地一事而起，也以一地一事为止。绵延不绝和此起彼伏的外观之下，其实都是一个一个不相连接的历史场景。而这种不相连接造成的时间上的有限性和空间上的有限性，又决定了它们只能成为中西交通和中西交冲里的局部、个别、一隅、片段，并因之而无从伸张和扩展。但在西方人带来的那个世界已经不可摆脱之日，排拒和堵截虽起于一地一事，而面对的却是那个整体性的世界。随之而来的，是这种不相对称的颉颃里局部、个别、一隅、片段都会引出那个世界中的“猖狓”和“鸱张”，并由此演为中西之间的“衅端”。若其间枝蔓旁生，由此及彼，还会导致“一国生事，诸国构煽”[38]的合纵连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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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一言而瑕衅迭生，牵一发而全神俱动”之所以成为大病，说的正是这种由排拒与堵截演为“衅端”的可怕。一个英国历史学家后来追叙19世纪60年代末期中英之间的错综关系，曾枚举“短期内发生”的“三椿事件”，以论述当日英国领事对付中国人的排拒堵截，多半喜欢用“炮舰政策”来表达利益和主张。其中一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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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的台湾港继一系列仇恨教会的攻击和当地道台没收了爱利士洋行的一船樟脑之后，吉必勋领事在女王陛下的舰船“阿尔吉琳号”和“巴斯塔得号”保护下，于1868年11月21日占领了当地的港口。这次占领即刻产生了效果，吉必勋不仅取得了损失的赔偿，而且还废除了樟脑的专利权。[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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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过程写出了19世纪英国人在中国的径情直遂和顾盼自雄。而其时闽浙总督奏告朝廷，则从“台湾樟脑向归官售”说起，以陈明当地贸易的原本有序；次及“怡记英商遣洋人必麒麟在不通商之梧栖港口岸勾通奸民，设栈收买樟脑，私运出口，致被截留，遭风漂没”的来龙去脉，以胪列西人逐利的伸手出界和因此造成的骚然无序；再及“英国领事兼法国副领事吉必勋”依必麒麟指唆，“牵及教堂未结各案，饰禀公使，请调兵船，要挟索赔，任意刁难”，一路里放手强逼而肆无忌惮，用的全是劫法。其层层叙述之中更多了一点细节，因此也更多了一点可以用来判断是非曲直的具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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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女王陛下的舰船”应英国人的商业利益召唤而到来之后，本地的中国人眼看着“英船在港开炮七次”而不能还手。[40]最后是没有炮船可用的中国政府在外国炮船的裁断下不仅付出了赔款，而且失掉了利权。英法联军之役以后，中西之间已经不在战争状态之中，但这一类因通商传教起衅端而把炮船开来开去的事却常常在发生。在吉必勋（Gibson，John）之前，英国驻上海的领事麦华陀（Medhurst，Sir Walter Henry）已经因扬州的民教冲突动用过“兵舰四支”；在吉必勋之后，还有英国驻福州的领事辛克莱（Sinclair，Charles A.）“在‘杰娜斯号’舰队司令凯帕尔的有力协助下”，用武力“慑服”当地小岛村民的做法。[41]领事以外交为职分，其理想的形象应是文质彬彬一类，但在这些场合里，到中国做领事的英国人则显然更多地热衷于以尚武为事功。除了英国人之外，在相近的时间里，法国公使罗淑亚（Rochechouart，Louis Jules Emilien，Cemtede）也曾以示威为用意，带着“四艘兵船”从上海到南京，稍后又“带大小兵船三只”再到九江。[42]公使比领事承担着更多的外交责任，但罗淑亚也喜好将兵器引入交际以助成事功。西方人用这种把炮船开来开去的办法为自己造出了长在的优势和强势。在彼时的中西之间，这是一种能够从精神上弥漫而且扩张的优势和强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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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作为与之相对的另外一头，则是中国人的每一次排拒和堵截皆以局部、个别、一隅、片段为限，遂不得不因此而都被置入逼仄与局迫之中。于是台湾以赔款为了局。而和台湾以赔款为了局同属一类并同归一途的，是排拒和堵截之后的南昌赔款、贵阳赔款、福州“追赔”教士[43]等等。局部、个别、一隅、片段在“牵一发而全神俱动”的逼仄局迫里常常都是这样以中国人的单面吃亏和不断吃亏作平息的。而平息之后，西人的“另生枝节，滋扰地方”[44]已又在催生新的排拒和堵截。当日朝廷屡困于洋人借“衅端”发为咆哮煎逼，曾言之无奈地称作“挑衅之不难，收局之匪易”[45]，瞻前顾后之际，显然是既憎之且畏之。显见得19世纪中叶以后的历史里，是中西之间已在交往日深之中，而以这种畸型的方式相交往，则西人不能不依然成为多数中国人眼中和心中的外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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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视西人为外患，其间的异态在于外患本被称作边患从而发生于边隅，这个时候却正在变成发生于并且存在于中国疆域之内和社会深处的东西。时人身当其间，以眼见身受比往昔之夷人夷患，当日的景状便都是出乎寻常和匪夷所思。曾国藩因之而有“洋人之患，此天所为，实非一手一足所能补救”[46]之叹，以明言西人的不可方比与中国之苦于应付。而排拒堵截和咆哮煎逼以强弱之对比为此屈彼伸，与之相因果的则是中国政府不得不在自己的疆域和社会里面一步一步朝后退。西方人造就了这种畸型的交往方式，他们使中国人与之交往而无可选择，也使与之交往的中国人因苦于应付，而对“洋人遇事专论强弱，不论是非，兵力愈多，挟制愈甚”[47]的一面识之益深而感之益切。随后奏议描述洋人面目，便常见“论势不论理”、“桀骜缪戾”、“坚忍嗜利”、“恫喝百端”、“反复靡常”，以及“贪纵”、“胁制”、“骄慢”、“缪妄”等等。这些判断出自归纳，而描述的则都是西人对于中国的劫持。与奕䜣当初所说的西人“犹可以信义笼络”和曾国藩当初所说的“彼虽商贾之国，颇有君子之行”相对比，这些判断和描述无疑显得非常不一样与非常不对称。但作为那个时候士大夫论洋务的一种共知共喻，这些对于西人鸱张悍悖所作的判断和描述之中，一部分同样出自奕䜣和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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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不一样与不对称的辨识推度都来源于同一群人对当日事实的亲历亲知，因此两者都应当内含着可靠性与真实性。而其间的不相对称和不能一致，又以一种矛盾的方式具体地反照了西方世界内在的，并因之而是本来的多面性和多重性。因此不相对称和不能一致，正是19世纪后期的中国人对陌生作认知的逐层深入和逐渐扩大。中国人由此而切入了西方世界的多面性和多重性，也由此而在认识上日益趋近了一个真实的西方世界。这是一个历史经验之外的世界，因此是一个还没有被完全弄明白的世界。然而在外来的侵逼勒迫层出不穷而起，并随西人的深入正在由边界之外移到中国人的疆域之内和社会深处之日，则这个世界不仅是严酷的，而且是无法用排拒和堵截的办法把它同自己切割开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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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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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末年，李鸿章说：“江海各口，门户洞开，已为我与敌人公共之地。无事则同居而异心，猜嫌既属难免；有警则我虞尔诈，措置更不易周。”[48]奕䜣说，“从古驭外之道，非扫穴犁庭，我诚有以制彼，即闭关却敌，使彼无以乘我”，而在庚申之变以后的中国，是两者皆已无法做到。[49]他们说的都是西人的浸灌之不可杜塞和西人的缠绕之不可脱解。其意思正与冯桂芬说夷务的识断非常接近。但比之冯桂芬的旁观环视，则这些话出自他们累积的个人体验，又多了一层局中人备尝磨难之后的甘苦和苍凉。由于中国人不能用排拒堵截的办法立界限，把自己同西方人和他们带来的那个世界从空间上分隔开来，于是中国人便不能不在自己的土地上行步蹙促，与西方人的“纵横出入”[50]艰难地比邻共处于咫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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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被李鸿章称作“同居而异心”的状态是西方人用两次战争锻造出来的，所以“同居而异心”的背后始终蹲伏着战争的阴影。然而就其历史内容而论，则是“同居而异心”比直接的，并因之而是有限度的战争更富广度与深度。这种广度和深度所展现的是一个没有间歇也没有尽头的过程；一个从内里影响和限制中国的过程；一个在侵蚀和抵拒的纷争中颠簸地延续的过程；从而是一个西方人拖着中国一步一步卷入世路动荡和社会变迁的过程。这些历史内容都在使中国脱出常轨，因此这些历史内容都是现世里的中国和传统中的中国所不能容纳的。但与西人比邻共处于咫尺之间，这些历史内容却又已不可逆转地与现世里的中国和传统中的中国连在一起了。对于那一代被强推硬拽着进入了这个过程的中国人来说，由此形成的局蹐是一种真正的困境和深深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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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在越过了蔑视、愤怒、畏惧、痛恶和惊讶之后，是那一代人在深深的困境中产生和形成的深深的困境意识。同治十三年（1874），李鸿章由“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与“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的对举作起讲，以筹议“目前当务之急”与“国家久远之图”。[51]他笔下的“变局”一词显然是从困境意识里派生出来的。次年奕譞作奏论，说“夷务为中原千古变局”；世铎作奏论，说“庚申以来”是“千古未有之变局”。[52]这两个人彼时尚不在深究洋务之列，而瞻顾于中西之间，则同李鸿章一样，用来作写照的也是这个词。此后王先谦论时务，以西国合纵“构难中土”为“千古未有之刱局”，又以“千古未有之刱局”为中国人的“智勇俱困之秋”。[53]就其辞意所指，“刱局”一词本义应当是与“变局”同归一类之内的。在这些人以外发议论而与之成为共鸣和群鸣的，还有李宗羲说的“千古未有之创局”[54]，罗应旒说的“天地自然之运会至于今而一变其局”[55]，曾纪泽说的“五千年来未有之创局”[56]，薛福成说的“亘古未有之奇局”[57]，等等。而郭嵩焘使西归来之后因事赋诗，则曾用“万国梯航成创局”[58]作咏叹，以表达中西交往和交冲所造成的奇异。相比于他的同一辈人，其咏叹之中当然已多了一种个人的阅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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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奕譞、世铎、王先谦、李宗羲、罗应旒、曾纪泽、薛福成和郭嵩焘分属亲王、疆吏、京官、候补道与出使大臣，其各自的见识和取向原本不尽一样，然而他们用来指称世相的“变局”、“创局”、“奇局”和“智勇倶困之秋”说的却是同一个意思。以“千古”、“亘古”、“数千年”、“五千年”和“天地自然之运会”为背景，其间的每一个词汇所映照的都是从未有过而正在发生的巨变和剧变。这是一种由西方人主宰而为中国人不识的巨变和剧变，因此，与之倶来而最为显目的便是那代人在困境里的周章和徊徨。薛福成曾有一段文字非常典型地写出了这种周章和徊徨笼罩下的心头潮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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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事变如此之棘，时局如此之难，皆肇端于此数十年内。自开辟以来，神圣之所缔造，文物之所弥纶，莫如中国。一旦欧洲强国四面环逼，此巢、燧、羲、轩之所不及料，尧、舜、周、孔之所不及防者也。今欲以柔道应之，则启侮而意有难厌；以刚道应之，则召衅而力有难支；以旧法应之，则违时而势有所穷；以新法应之，则异地而俗有所隔。[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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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文字之所以典型，是因为这一段文字富有代表性地诠释了那代人心目中的“变局”、“创局”、“奇局”和“智勇倶困之秋”，从而富有代表性地诠释了当日困境意识的涵义所在和紧张所在。从19世纪40年代以来的“此数十年内”，士大夫与彼族作往还，已历经了战争与议和，会剿与折冲，排拒堵截与排拒堵截之后的“收局匪易”，其中的每一段经历都有过挫顿和窘迫，同时是其中的每一段经历都获得了挫而后知和学而后知。挫而后知和学而后知都出于彼己之比，因此挫而后知和学而后知的重心都在中西之比。然而以“巢、燧、羲、轩”和“尧、舜、周、孔”为典范与西人“环逼”下的中国相对比而说异同，则显然是中西之比的重心已移到了古今之比一面。这种从横看变为竖看的移易说明，在晚清中国的思想历史里，中国人的认识过程和认识逻辑是先作中西之比，后识古今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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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西而古今，是一个观念变为另一个观念。其间的区别在于前者显示的是差异，而后者显示的是嬗递，就认识的程度和向度而言，这是一种深刻的变化。嬗递所内含的是历史的时序，因此，当“千古”、“亘古”、“数千年”、“五千年”和“天地自然之运会”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引来描述当时人心目中的巨变和剧变的时候，郁结于他们困境意识的深处，并通过这种困境意识而表现出来的，其实已是他们在屡经扞格之后获得的时代意识了。虽说当时初生的时代意识里还有许多矇胧和悬想，但由此提供的理路，却能够使中国人一步一步地识得中西之比里内涵着的古今之比，并因之而一步一步地识得中西之争的真义和要害皆在古今之异。而后，中国人不得不学着用古今之异来理解和应接中西之争，时人谓之“风会所趋，虽造化之奇，亦若听命于智巧之数，其不能不相随转移者，时也，势也”。[60]然则以“相随转移”说世局，则正是在这种一程一程的理解和应接之中，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才得以惨淡经营而周延铺展；也正是在这种一程一程的理解和应接之中，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为古今之比所牵引，其追求自强的一路起伏同时又非常艰难地成了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开端。但时代意识与困境意识相表里，又十分明白地写照了这种逼扼下出现的近代化，从一开始便是一种在张皇里移来的近代化。逼扼和移来都决定了晚清中国的近代化不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因此，由近代化促成的中国社会新旧嬗递的漫漫长路将不仅会是多难的和崎岖的，并且会是扭曲的和变形的。而贯穿于其间的则始终是延续于人心中的周章与徊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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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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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七，第2455、24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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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孟子正义》下，第567页，中华书局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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