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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视西人为外患，其间的异态在于外患本被称作边患从而发生于边隅，这个时候却正在变成发生于并且存在于中国疆域之内和社会深处的东西。时人身当其间，以眼见身受比往昔之夷人夷患，当日的景状便都是出乎寻常和匪夷所思。曾国藩因之而有“洋人之患，此天所为，实非一手一足所能补救”[46]之叹，以明言西人的不可方比与中国之苦于应付。而排拒堵截和咆哮煎逼以强弱之对比为此屈彼伸，与之相因果的则是中国政府不得不在自己的疆域和社会里面一步一步朝后退。西方人造就了这种畸型的交往方式，他们使中国人与之交往而无可选择，也使与之交往的中国人因苦于应付，而对“洋人遇事专论强弱，不论是非，兵力愈多，挟制愈甚”[47]的一面识之益深而感之益切。随后奏议描述洋人面目，便常见“论势不论理”、“桀骜缪戾”、“坚忍嗜利”、“恫喝百端”、“反复靡常”，以及“贪纵”、“胁制”、“骄慢”、“缪妄”等等。这些判断出自归纳，而描述的则都是西人对于中国的劫持。与奕䜣当初所说的西人“犹可以信义笼络”和曾国藩当初所说的“彼虽商贾之国，颇有君子之行”相对比，这些判断和描述无疑显得非常不一样与非常不对称。但作为那个时候士大夫论洋务的一种共知共喻，这些对于西人鸱张悍悖所作的判断和描述之中，一部分同样出自奕䜣和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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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不一样与不对称的辨识推度都来源于同一群人对当日事实的亲历亲知，因此两者都应当内含着可靠性与真实性。而其间的不相对称和不能一致，又以一种矛盾的方式具体地反照了西方世界内在的，并因之而是本来的多面性和多重性。因此不相对称和不能一致，正是19世纪后期的中国人对陌生作认知的逐层深入和逐渐扩大。中国人由此而切入了西方世界的多面性和多重性，也由此而在认识上日益趋近了一个真实的西方世界。这是一个历史经验之外的世界，因此是一个还没有被完全弄明白的世界。然而在外来的侵逼勒迫层出不穷而起，并随西人的深入正在由边界之外移到中国人的疆域之内和社会深处之日，则这个世界不仅是严酷的，而且是无法用排拒和堵截的办法把它同自己切割开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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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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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末年，李鸿章说：“江海各口，门户洞开，已为我与敌人公共之地。无事则同居而异心，猜嫌既属难免；有警则我虞尔诈，措置更不易周。”[48]奕䜣说，“从古驭外之道，非扫穴犁庭，我诚有以制彼，即闭关却敌，使彼无以乘我”，而在庚申之变以后的中国，是两者皆已无法做到。[49]他们说的都是西人的浸灌之不可杜塞和西人的缠绕之不可脱解。其意思正与冯桂芬说夷务的识断非常接近。但比之冯桂芬的旁观环视，则这些话出自他们累积的个人体验，又多了一层局中人备尝磨难之后的甘苦和苍凉。由于中国人不能用排拒堵截的办法立界限，把自己同西方人和他们带来的那个世界从空间上分隔开来，于是中国人便不能不在自己的土地上行步蹙促，与西方人的“纵横出入”[50]艰难地比邻共处于咫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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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被李鸿章称作“同居而异心”的状态是西方人用两次战争锻造出来的，所以“同居而异心”的背后始终蹲伏着战争的阴影。然而就其历史内容而论，则是“同居而异心”比直接的，并因之而是有限度的战争更富广度与深度。这种广度和深度所展现的是一个没有间歇也没有尽头的过程；一个从内里影响和限制中国的过程；一个在侵蚀和抵拒的纷争中颠簸地延续的过程；从而是一个西方人拖着中国一步一步卷入世路动荡和社会变迁的过程。这些历史内容都在使中国脱出常轨，因此这些历史内容都是现世里的中国和传统中的中国所不能容纳的。但与西人比邻共处于咫尺之间，这些历史内容却又已不可逆转地与现世里的中国和传统中的中国连在一起了。对于那一代被强推硬拽着进入了这个过程的中国人来说，由此形成的局蹐是一种真正的困境和深深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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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在越过了蔑视、愤怒、畏惧、痛恶和惊讶之后，是那一代人在深深的困境中产生和形成的深深的困境意识。同治十三年（1874），李鸿章由“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与“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的对举作起讲，以筹议“目前当务之急”与“国家久远之图”。[51]他笔下的“变局”一词显然是从困境意识里派生出来的。次年奕譞作奏论，说“夷务为中原千古变局”；世铎作奏论，说“庚申以来”是“千古未有之变局”。[52]这两个人彼时尚不在深究洋务之列，而瞻顾于中西之间，则同李鸿章一样，用来作写照的也是这个词。此后王先谦论时务，以西国合纵“构难中土”为“千古未有之刱局”，又以“千古未有之刱局”为中国人的“智勇俱困之秋”。[53]就其辞意所指，“刱局”一词本义应当是与“变局”同归一类之内的。在这些人以外发议论而与之成为共鸣和群鸣的，还有李宗羲说的“千古未有之创局”[54]，罗应旒说的“天地自然之运会至于今而一变其局”[55]，曾纪泽说的“五千年来未有之创局”[56]，薛福成说的“亘古未有之奇局”[57]，等等。而郭嵩焘使西归来之后因事赋诗，则曾用“万国梯航成创局”[58]作咏叹，以表达中西交往和交冲所造成的奇异。相比于他的同一辈人，其咏叹之中当然已多了一种个人的阅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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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奕譞、世铎、王先谦、李宗羲、罗应旒、曾纪泽、薛福成和郭嵩焘分属亲王、疆吏、京官、候补道与出使大臣，其各自的见识和取向原本不尽一样，然而他们用来指称世相的“变局”、“创局”、“奇局”和“智勇倶困之秋”说的却是同一个意思。以“千古”、“亘古”、“数千年”、“五千年”和“天地自然之运会”为背景，其间的每一个词汇所映照的都是从未有过而正在发生的巨变和剧变。这是一种由西方人主宰而为中国人不识的巨变和剧变，因此，与之倶来而最为显目的便是那代人在困境里的周章和徊徨。薛福成曾有一段文字非常典型地写出了这种周章和徊徨笼罩下的心头潮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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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事变如此之棘，时局如此之难，皆肇端于此数十年内。自开辟以来，神圣之所缔造，文物之所弥纶，莫如中国。一旦欧洲强国四面环逼，此巢、燧、羲、轩之所不及料，尧、舜、周、孔之所不及防者也。今欲以柔道应之，则启侮而意有难厌；以刚道应之，则召衅而力有难支；以旧法应之，则违时而势有所穷；以新法应之，则异地而俗有所隔。[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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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文字之所以典型，是因为这一段文字富有代表性地诠释了那代人心目中的“变局”、“创局”、“奇局”和“智勇倶困之秋”，从而富有代表性地诠释了当日困境意识的涵义所在和紧张所在。从19世纪40年代以来的“此数十年内”，士大夫与彼族作往还，已历经了战争与议和，会剿与折冲，排拒堵截与排拒堵截之后的“收局匪易”，其中的每一段经历都有过挫顿和窘迫，同时是其中的每一段经历都获得了挫而后知和学而后知。挫而后知和学而后知都出于彼己之比，因此挫而后知和学而后知的重心都在中西之比。然而以“巢、燧、羲、轩”和“尧、舜、周、孔”为典范与西人“环逼”下的中国相对比而说异同，则显然是中西之比的重心已移到了古今之比一面。这种从横看变为竖看的移易说明，在晚清中国的思想历史里，中国人的认识过程和认识逻辑是先作中西之比，后识古今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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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西而古今，是一个观念变为另一个观念。其间的区别在于前者显示的是差异，而后者显示的是嬗递，就认识的程度和向度而言，这是一种深刻的变化。嬗递所内含的是历史的时序，因此，当“千古”、“亘古”、“数千年”、“五千年”和“天地自然之运会”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引来描述当时人心目中的巨变和剧变的时候，郁结于他们困境意识的深处，并通过这种困境意识而表现出来的，其实已是他们在屡经扞格之后获得的时代意识了。虽说当时初生的时代意识里还有许多矇胧和悬想，但由此提供的理路，却能够使中国人一步一步地识得中西之比里内涵着的古今之比，并因之而一步一步地识得中西之争的真义和要害皆在古今之异。而后，中国人不得不学着用古今之异来理解和应接中西之争，时人谓之“风会所趋，虽造化之奇，亦若听命于智巧之数，其不能不相随转移者，时也，势也”。[60]然则以“相随转移”说世局，则正是在这种一程一程的理解和应接之中，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才得以惨淡经营而周延铺展；也正是在这种一程一程的理解和应接之中，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为古今之比所牵引，其追求自强的一路起伏同时又非常艰难地成了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开端。但时代意识与困境意识相表里，又十分明白地写照了这种逼扼下出现的近代化，从一开始便是一种在张皇里移来的近代化。逼扼和移来都决定了晚清中国的近代化不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因此，由近代化促成的中国社会新旧嬗递的漫漫长路将不仅会是多难的和崎岖的，并且会是扭曲的和变形的。而贯穿于其间的则始终是延续于人心中的周章与徊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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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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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七，第2455、24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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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孟子正义》下，第567页，中华书局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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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美]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姚曾廙译），第371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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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八，第26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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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曾国藩全集·书信》四，第25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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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校邠庐抗议》，第52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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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十一，第19—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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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曾国藩全集·奏稿》九，第57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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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七，第2583—25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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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二，《上曾相》（同治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曾国藩全集·书信》五，第33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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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大不列颠和中国》，第150页。转引自汪敬虞：《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第226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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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卫三畏生平及书信》，第17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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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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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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