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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曾国藩全集·批牍》，第3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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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曾国藩全集·奏稿》十二，第69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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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筹议海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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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洋务运动》（一），第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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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6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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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筹议海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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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洋务运动》（一），第116、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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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洋务运动》（一），第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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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洋务运动》（一），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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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洋务运动》（一），第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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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曾纪泽遗集》，第135页，岳麓书社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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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洋务运动》（一），第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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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郭嵩焘诗文集》，第693页，岳麓书社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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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洋务运动》（一），第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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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洋务运动》（一），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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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增订版） 19世纪后期中国兵工业的起始及其内在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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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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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强”回应西人的逼迫，本义在于“师其所能，夺其所恃”[1]。“师”与“夺”相对举，说的是中国人的办法对付不了西方人之后，不得不取西方人的办法来对付西方人。此谓之“借法”。因此自觉的回应一定会首先成为一种自觉的移入和移接。这种移接由战争催生，并因之而始终以兵事为中心，但由此演为“制器”，其直接引来和持续引来的，却是中国社会里从未有过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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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二年（1863），容闳在安庆对曾国藩说：“中国今日欲建设机器厂，必以先立普通基础为主，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所谓立普通基础者无他，即由此厂可造出种种分厂，更由分厂以专造各种特别之机械。简言之，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2]这些话讲得很恢宏阔大，而真能打动曾国藩的，则是他写入了日记之中的“制器之器”。[3]同治三年（1864），李鸿章在一封信中对奕说：“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4]随后奕作奏折申说“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皆循之以为理路。[5]其间的目力所注，都是西方世界里的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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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些立论和判断相关联的，无疑是安庆内军械所与上海洋炮局、苏州洋炮局正在开始的事业。然而，西方世界里的机器以及由机器支配的生产方式本与产业革命相为因果，同这些东西连在一起的，是一种发生于欧西的具体历史过程。中国人没有经历过这种历史过程，所以，西人的“制器之器”始终与中国社会的经济形态相隔遥远而不在勾连之中，它们属于另一种经济形态。然则以中西之间的历史差异为反衬，容闳、曾国藩、李鸿章、奕之急于搬入“制器之器”，显然是用一种逸出常规的方式别开门洞，接纳了中国社会旧有的经济形态原本容纳不了的东西。而后，创办于同治四年（1865）的江南制造局才可能以机器为中心作成自身的构架，并随机器的扩增而步步延展，远远地超过了白手起家的安庆内军械所和规模简陋的上海洋炮局。与之相类似，同一年里苏州洋炮局北移之后变为金陵制造局，也是藉“制器之器”而一时恢张，开出了一派别成样式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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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时候开始到甲午战争前后，由西方搬入的机器在中国导引了一个历史过程。当日继起于沪局和宁局之后的，还有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同治六年（1867）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局，同治八年（1869）左宗棠创办的西安机器局，同治八年（1869）英桂创办的福建机器局，同治十年（1871）李鸿章创办的天津行营制造局，同治十一年（1872）左宗棠创办的兰州机器局，同治十三年（1874）瑞麟创办的广州机器局，光绪元年（1875）丁宝桢创办的山东机器局，光绪三年（1877）丁宝桢创办的四川机器局，光绪七年（1881）吴大澂创办的吉林机器局，光绪九年（1883）奕譞创办的神机营机器局，光绪九年（1883）刘秉璋创办的浙江机器局，光绪十年（1884）岑毓英创办的云南机器局，光绪十一年（1885）刘铭传创办的台湾机器局，光绪十六年（1890）张之洞创办的湖北枪炮厂，等等。一个一个的机器局在三十多年之间连成了前后相接的过程。正是在这个过程里，艰难地产生和形成了中国人最早的机器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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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身列于这个过程之中，并因此而直接作成了这个过程的各立局面者，则除了奕譞分属天潢贵胄和吴大澂是奉旨“督办宁古塔等处事宜”的钦使之外，都是那个时候的总督和巡抚，从而都是那个时候国家权力结构里可以以臂使指的人。这种疆吏接引机器的主导性和制宰性由湘淮军功人物开先河，而三十多年之间其前后相继而且一脉相承地用政治促生经济，又在非常明白地说明，中国人最早的机器工业是由国家权力造出来的。若以欧西的样式为范本，这当然是一种明显的异态。但在19世纪中叶的中国，与欧西制器已有的自然历史过程相对应的，是冲击之下的回应既不出于自然，也不出于历史。当时人称为“卧薪尝胆”，称为“忍辱含垢”，称为“旦夕图之犹恐其不急也”，称为“无止境亦无尽境”。[6]说的都是一面在急着走，一面被拖着走。因此，西方世界里本应属于经济的东西，那个时候的中国却不得不用政治急迫地催生出来。而对于欧西来说是一种异态的东西，对于中国来说则是一种既定和限定之下的别无选择和不得不然。于是沿用过去已有的官办手工业的成法，由国家权力营造机器工业便成了那代人办洋务的当然取径和直接取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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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机器是随枪炮轮船引入中国的，所以这一类疆吏创置的机器工业只能是以枪炮轮船为目的，同时以枪炮轮船为范围的兵工业。李鸿章曾直白地概括而言之曰：“心摹手追，固专注于军火制造。”[7]在“心摹手追”的深处，则含结着冯桂芬所说的“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的怀抱和寄托。[8]在彼时身入局中的士大夫里，这是一种与“军火制造”内相系结的期望和愿想，并且是一种不折不断的期望和愿想。从东南开始的“心摹手追”因之而能够沿着这种期望和愿想伸入华北、西北、东北、华南和华中，分蘖出一个个相类似的机器制造机构，并累积地汇为时务中的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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