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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自庚申之衅，创巨痛深，当时姑事羁縻，在我可亟图振作。人人有自强之心，亦人人为自强之言，而迄今仍并无自强之实，从前情事几于日久相忘。[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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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过程里，外患的冲击已经转化为对于自强的重作提撕，而后，与自强直接相连的“简器”便再一次地成了奏议里的高调，使“闽省船厂”和“天津、上海各机器局”都被置于更多的关注之中与更大的期望之中。[99]台事之后，光绪一朝的前二十年里，英国、俄国、日本、法国曾四面起衅，以其一再进取和同时进取相侵逼，构成了中国人此起彼落的边疆危局和海疆危局。作为一种关联和对应，则是中国人制器的机器局一大半都产生于这二十年之间。若以宋晋的言论作反衬，这种相关联和相对应的事实正非常明白地说明：在外患冲击下开始的造船造炮，又是在外患的冲击里延续下去的。其间刘坤一说闽局，曾慨乎言之曰：“各省每遇防务吃紧，则争来索船，惟恐不得；迨至事过，便视为不急之物，而望望然去之。”[100]他感叹的是世间人多数不能真怀远想，所以多数不能有恒。而晚清兵工业之能够延续于多数人的不能有恒之中，与之一路相伴相随的便是外患的冲击一次一次地转化为提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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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外患的冲击转化为提撕的过程里，这种冲击首先是而且直接是对于制器的压抑和摧折。光绪九年（1883），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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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外患日亟，防倭、防俄以及防法，一方有警，辄以虚声扰动天下。受协省分以催解经费请，拨饷省分又以截留经费请，疆吏望洋而叹，部臣仰屋而嗟，坐令臣衙门患寡患贫，傍徨无措。[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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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庚申之变”以后到光绪九年（1883）为止，中外之间并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民族战争，但中外之间又常在战争阴霾的笼罩之下。中俄伊犁交涉期间，俄国以兵船南驶中国近海为胁迫，致中国“山海关、烟台、营口等处大军云集，征调频仍”，以及“东三省、察哈尔、库伦等处支拨军火孔殷”，[102]一时兵气弥漫。出现在光绪六年（1880）的这场震动和紧张最后由条约作了结，从而提供了一个“以虚声扰动天下”的实例。但“虚声”里的“大军云集，征调频繁”和“支拨军火孔殷”则都需要用真金白银来付账。后来有一道奏折议水师，曾追叙“往年日本窥伺台湾，浙江一省防费近四十万，合之沿海各省支销应不下二三百万”。[103]以当日度支而论，已属伤筋动骨。而时当“外患日亟”，这种“以虚声扰动天下”的事便是没有一个了期的事。19世纪后期西方人观察中国，印像深刻的地方是“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几乎全部军事开支都用在海岸线及扬子江下游流域的防卫事业上去”了。[104]由此写照的，正是一次一次外患的冲击已把中国人长久地罩在了战争的可能性和防卫的必然性之下。而与“全部军事开支”连在一起的“患寡患贫，傍徨无措”也因之而成为一种长久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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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一年（1885）薛允升曾说，自咸丰初年“始为招勇”之后，“各省视为成规，一有警防，舍招勇别无良策”。至“上年法人构衅，增添尤不一足”。他以国家度支立尺度，引为大弊的是，“勇日增而制兵仍旧，兵饷外又加勇饷，是兵之耗财有定，勇之耗财转无定”，并因深忧耗财而主张裁减募勇。[105]然而做督抚并领淮军的张树声召对时说到募勇，则以安危利害为直言：“各省疆吏身受国恩，岂不思共体时艰，力图节省？而未敢轻议裁撤者，诚以外人逼处卧榻，虎视眈眈，寻衅要挟，几无虚岁，未雨绸缪，不可一日忘备。”[106]他所说的是募勇日增于外患日增之世，不是一种可以“节省”的东西。两者各有一套道理，而以外人之“寻衅要挟，几无虚岁”为背景，显然是张树声的道理更能摄动人心。因此，兵费便成了光绪一朝伊于胡底的漏卮。中法战争之后奕譞作统计说，各省兵勇两项已不下百余万人，岁需饷项五千余万两。再加以京外旗兵三十余万人，岁又需额饷一千余万两。而就现时赋税额入连例外征收之厘金、洋税等项合计，一岁约共应收银七、八千万两，其中各项每年仍约有欠完银六、七百万两不等。“是竭天下十分之物力，八分以养兵勇。”[107]虽说被统算于其间的制兵和旗兵都是祖宗留下来的物事，但“竭天下十分之物力，八分以养兵勇”的局面却是在外来暴力的压迫之下造成的，从而是清代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而光绪年间说兵事，犹以“今之饷源，更窘于咸同用兵之际”为叹。[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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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奕譞的数字为可信，则每年用六千余万两的银子养兵口，显见得大大小小的机器局以数万、十数万、数十万为岁款，[109]只能算是国计里一点不多的零余。在“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命题里，图自强便是求制器。然而数万、十数万、数十万与六千余万之比，又非常明白地说明，当自强已经成为庙堂内外之共趋的时候，由国家权力所助成的兵工业却始终没有办法移到国家财政的重心之中。这种矛盾显示了兵与财相克而致制器作为一种新事业难以恢张的事实。但兵与财皆久在“一方有警，辄以虚声扰动天下”之日，则中国既始终处在居守势的一方，便始终成了被牵动和被调度的一方。所以就其本源和深层而言，这种矛盾正反映了外患的冲击对于中国兵工业的压抑，以及压抑下的兵工业之难振和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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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初年江苏“筹防”，由于钱不够用，遂以挪移为办法作“陆续接济”。其间的一部分银子便是从“江海关制造项下”[110]截取过来的。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筹款练兵”，江南制造局因之“奉饬裁减局用”。[111]在这些历史记录里，已经成为时务之重心而并未能移入国家财政之重心的制器又成了一种可以被割取的东西。制器本以兵事为中心，而“筹防”和“练兵”之操刀一割，又都在用兵事为理由以挹彼往此。这种悖反写照了兵工业原本有限的空间又在日趋逼仄之中。若以同治年间沪局之一增局用和再增局用作比较，则光绪后期的“裁减局用”已是显然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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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虚声扰动天下”一旦变为兵祸连结，在战场范围之内的兵工业便会由间接的压抑变为直接地摧折。中法战争期间法国舰队攻马尾，击毁了中国人的兵船和炮台。其中的一仗曾“以四船排炮力攻”福州船政局，目睹了这个场面的张佩纶当时奏报说：“彼以巨炮环击，船厂间毁。”[112]福州船政局本由法国人为监工造厂造船，并因此自成一种渊源，而此日则被法国舰队立为炮轰的目标，在“环击”之下成了身受重创的东西。其前后之间的对照，便显得分外残酷。比这种受创更进了一层的，还有十年之后规模巨大的旅顺船坞连同周边工厂被战胜的日军占据，以及十六年之后天津机器局因八国联军打入中国而毁废。[113]同时的沪局尽管没有受过炮火的注击，而战事一起，便不能不常在风声鹤唳之中。“中外臣工鉴于福州、旅顺之事，屡经论列”，于是而有过光绪后期的筹议迁厂。[114]这些具体的历史情节说明的是，虽然晚清兵工业以枪炮轮船为产出，但它们自身却不能预期和获得维持生产所需要的长久安全与稳定。因此，在外国人施加的暴力之下，一路里历经辛苦而惨淡经营的“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事业便很容易被一个一个地打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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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申之变”后的三十多年里，为回应西人而移入的兵工业始终寄托着中国人自强的愿想，并因之而始终以制器为目的之所在和价值之所在。但机器工业本质上是一种生产方式。就其为生产方式而言，这种从欧西截取过来的东西原本自有一套法则，然而它们在中国则一开始就被置于政府的督管和经营之中，从而一开始就被置入了另一套法则，并因此而与晚清的社会历史相牵连于种种掣肘之中。而后，以兵事为中心的机器生产便成为一个不完整的经济过程，一个无法归聚的经济过程，一个为外力所压抑的经济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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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十九，《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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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容闳：西学东渐记；祁兆熙：游美洲日记；张德彝：随使法国记；林汝耀等：苏格兰游学指南》，第111页，岳麓书社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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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曾国藩全集·日记》二，第9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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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十五，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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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十五，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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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洋务运动》（五），第11页；《洋务运动》（二），第130页；《洋务运动》（四），第4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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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海防档机器局》，第14页。转引自王尔敏：《清季兵工业的兴起》，第48页，台北中研院近史所专刊（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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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校邠庐抗议》，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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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参见许涤新等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第346页，人民出版社2003年。作者原注因资料不全，两个数字皆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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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盛宣怀：《愚斋存稿》，卷七，页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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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253页，科学出版社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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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九，《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同治四年八月初一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第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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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曾国藩全集·奏稿》十，第60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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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2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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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2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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