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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奕譞的数字为可信，则每年用六千余万两的银子养兵口，显见得大大小小的机器局以数万、十数万、数十万为岁款，[109]只能算是国计里一点不多的零余。在“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命题里，图自强便是求制器。然而数万、十数万、数十万与六千余万之比，又非常明白地说明，当自强已经成为庙堂内外之共趋的时候，由国家权力所助成的兵工业却始终没有办法移到国家财政的重心之中。这种矛盾显示了兵与财相克而致制器作为一种新事业难以恢张的事实。但兵与财皆久在“一方有警，辄以虚声扰动天下”之日，则中国既始终处在居守势的一方，便始终成了被牵动和被调度的一方。所以就其本源和深层而言，这种矛盾正反映了外患的冲击对于中国兵工业的压抑，以及压抑下的兵工业之难振和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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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初年江苏“筹防”，由于钱不够用，遂以挪移为办法作“陆续接济”。其间的一部分银子便是从“江海关制造项下”[110]截取过来的。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筹款练兵”，江南制造局因之“奉饬裁减局用”。[111]在这些历史记录里，已经成为时务之重心而并未能移入国家财政之重心的制器又成了一种可以被割取的东西。制器本以兵事为中心，而“筹防”和“练兵”之操刀一割，又都在用兵事为理由以挹彼往此。这种悖反写照了兵工业原本有限的空间又在日趋逼仄之中。若以同治年间沪局之一增局用和再增局用作比较，则光绪后期的“裁减局用”已是显然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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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虚声扰动天下”一旦变为兵祸连结，在战场范围之内的兵工业便会由间接的压抑变为直接地摧折。中法战争期间法国舰队攻马尾，击毁了中国人的兵船和炮台。其中的一仗曾“以四船排炮力攻”福州船政局，目睹了这个场面的张佩纶当时奏报说：“彼以巨炮环击，船厂间毁。”[112]福州船政局本由法国人为监工造厂造船，并因此自成一种渊源，而此日则被法国舰队立为炮轰的目标，在“环击”之下成了身受重创的东西。其前后之间的对照，便显得分外残酷。比这种受创更进了一层的，还有十年之后规模巨大的旅顺船坞连同周边工厂被战胜的日军占据，以及十六年之后天津机器局因八国联军打入中国而毁废。[113]同时的沪局尽管没有受过炮火的注击，而战事一起，便不能不常在风声鹤唳之中。“中外臣工鉴于福州、旅顺之事，屡经论列”，于是而有过光绪后期的筹议迁厂。[114]这些具体的历史情节说明的是，虽然晚清兵工业以枪炮轮船为产出，但它们自身却不能预期和获得维持生产所需要的长久安全与稳定。因此，在外国人施加的暴力之下，一路里历经辛苦而惨淡经营的“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事业便很容易被一个一个地打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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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申之变”后的三十多年里，为回应西人而移入的兵工业始终寄托着中国人自强的愿想，并因之而始终以制器为目的之所在和价值之所在。但机器工业本质上是一种生产方式。就其为生产方式而言，这种从欧西截取过来的东西原本自有一套法则，然而它们在中国则一开始就被置于政府的督管和经营之中，从而一开始就被置入了另一套法则，并因此而与晚清的社会历史相牵连于种种掣肘之中。而后，以兵事为中心的机器生产便成为一个不完整的经济过程，一个无法归聚的经济过程，一个为外力所压抑的经济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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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十九，《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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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容闳：西学东渐记；祁兆熙：游美洲日记；张德彝：随使法国记；林汝耀等：苏格兰游学指南》，第111页，岳麓书社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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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曾国藩全集·日记》二，第9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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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十五，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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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十五，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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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洋务运动》（五），第11页；《洋务运动》（二），第130页；《洋务运动》（四），第4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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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海防档机器局》，第14页。转引自王尔敏：《清季兵工业的兴起》，第48页，台北中研院近史所专刊（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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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校邠庐抗议》，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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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参见许涤新等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第346页，人民出版社2003年。作者原注因资料不全，两个数字皆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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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盛宣怀：《愚斋存稿》，卷七，页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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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253页，科学出版社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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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九，《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同治四年八月初一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第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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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曾国藩全集·奏稿》十，第60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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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2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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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2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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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曾国藩全集·奏稿》九，第5607—5608页。当日“酌济淮军”，大半用于造枪造炮，是另一成实际上仍归江南制造局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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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3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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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3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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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311页。这里所列数字，洋税之外还包括专款。而其中主要部分应是出自洋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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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署南洋通商大臣何璟文，附江南制造局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海防档（丙）机器局》（一），第101页；《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七十七，《上海机器局请奖折》（光绪十九年六月十六日）；《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293、292页；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第798页，岳麓书社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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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曾国藩全集·奏稿》九，第5607页；《曾国藩全集·书信》七，第54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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