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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虚声扰动天下”一旦变为兵祸连结，在战场范围之内的兵工业便会由间接的压抑变为直接地摧折。中法战争期间法国舰队攻马尾，击毁了中国人的兵船和炮台。其中的一仗曾“以四船排炮力攻”福州船政局，目睹了这个场面的张佩纶当时奏报说：“彼以巨炮环击，船厂间毁。”[112]福州船政局本由法国人为监工造厂造船，并因此自成一种渊源，而此日则被法国舰队立为炮轰的目标，在“环击”之下成了身受重创的东西。其前后之间的对照，便显得分外残酷。比这种受创更进了一层的，还有十年之后规模巨大的旅顺船坞连同周边工厂被战胜的日军占据，以及十六年之后天津机器局因八国联军打入中国而毁废。[113]同时的沪局尽管没有受过炮火的注击，而战事一起，便不能不常在风声鹤唳之中。“中外臣工鉴于福州、旅顺之事，屡经论列”，于是而有过光绪后期的筹议迁厂。[114]这些具体的历史情节说明的是，虽然晚清兵工业以枪炮轮船为产出，但它们自身却不能预期和获得维持生产所需要的长久安全与稳定。因此，在外国人施加的暴力之下，一路里历经辛苦而惨淡经营的“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事业便很容易被一个一个地打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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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申之变”后的三十多年里，为回应西人而移入的兵工业始终寄托着中国人自强的愿想，并因之而始终以制器为目的之所在和价值之所在。但机器工业本质上是一种生产方式。就其为生产方式而言，这种从欧西截取过来的东西原本自有一套法则，然而它们在中国则一开始就被置于政府的督管和经营之中，从而一开始就被置入了另一套法则，并因此而与晚清的社会历史相牵连于种种掣肘之中。而后，以兵事为中心的机器生产便成为一个不完整的经济过程，一个无法归聚的经济过程，一个为外力所压抑的经济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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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十九，《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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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容闳：西学东渐记；祁兆熙：游美洲日记；张德彝：随使法国记；林汝耀等：苏格兰游学指南》，第111页，岳麓书社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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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曾国藩全集·日记》二，第9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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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十五，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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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十五，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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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洋务运动》（五），第11页；《洋务运动》（二），第130页；《洋务运动》（四），第4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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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海防档机器局》，第14页。转引自王尔敏：《清季兵工业的兴起》，第48页，台北中研院近史所专刊（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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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校邠庐抗议》，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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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参见许涤新等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第346页，人民出版社2003年。作者原注因资料不全，两个数字皆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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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盛宣怀：《愚斋存稿》，卷七，页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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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253页，科学出版社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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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九，《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同治四年八月初一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第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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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曾国藩全集·奏稿》十，第60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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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2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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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2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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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曾国藩全集·奏稿》九，第5607—5608页。当日“酌济淮军”，大半用于造枪造炮，是另一成实际上仍归江南制造局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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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3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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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3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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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311页。这里所列数字，洋税之外还包括专款。而其中主要部分应是出自洋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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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署南洋通商大臣何璟文，附江南制造局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海防档（丙）机器局》（一），第101页；《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七十七，《上海机器局请奖折》（光绪十九年六月十六日）；《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293、292页；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第798页，岳麓书社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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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曾国藩全集·奏稿》九，第5607页；《曾国藩全集·书信》七，第54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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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曾国藩全集·日记》三，第1542页。此船初名“恬吉”后改“惠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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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286页。除上列八艘轮船外，当日沪局所造还有七艘“小型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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